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绥靖政策是英国在新兴的帝国主义进攻面前所采取的一种“调整与怀柔”策略。它以维护既得利益和霸权为宗旨，以损人利己为原则，并于1937年张伯伦主政后真正登上英国历史舞台。绥靖政策的出台有深刻的社会政治，历史背景，它对当代国际政治外交留下深重的思考。绥靖政策的出现并不是偶然，其是多种因素的总和。
首先，经济衰败的后作用。经济是一个国家的生命，经济决定政治；衰败的经济无疑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历史动因之一。
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经济一片萧条，即使是战胜国的英国，直接损失达120亿英镑，还造成了大量劳动力的丧失。1921年起，英国的失业人数以每年120万人左右的速度直线上升。1929年，世界经济危机爆发，英国工业生产仅占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的9%，其金融霸主的地位岌岌可危。1932年，英国工业生产指数比1929年下降了23%，其中生铁、钢的生产减少了一半，造船业减少88%，机器制造减产1/3，外贸额缩减了一半以上，失业者达工人总数的22%，显而易见，英国经济已是衰败不堪，日落西山。
面对严重的经济困境，英国政府不得不从迫切的内政问题出发，致力于经济恢复工作。然而，这却不可避免地忽略了对军备力量的巩固。1919年，英国战时内阁规定：“作为经济节约运动的一部分，各军事部门在编制预算时应根据这个假定'不列颠帝国在今后十年内不会进行任何大战，不需派出远征军'”。“十年无大战”的规定，还加上一天天地往前推算，直到1932年还在生效。由于统治当局坚持认为财政和经济危险是国家必须对待的最严重，最急迫的危险，其他必须让位，必须等待。他们甚至觉得凭英国现有的军备力量，尤其是一支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足以应付任何规模的战争。因此，军事上一直满足于“1918年的技术”，军费开支降到“严重的无法履行英国防卫义务的状况”。
可想而知，严重的经济困境对军事实力的打击是无以复加的。英国所采取的重经济，轻军事的变相调配，不但没有使经济困境从“节约”中得到改变，甚至还引起了国内政局的动荡，国内反抗斗争此起彼伏，罢工浪潮汹涌澎湃。同时，它还造成了内阁的频繁交替。在张伯伦上台前的不到15年时间内，出现了一连串走马灯式的政权更迭的奇怪现象，这就很难指望政府在法西斯面前实行一种连续和坚定的政策。相反，他们拒绝以任何方式认真考虑战争问题。英国工党领袖艾德礼曾宣称“我们决不同意把使用武力作为执行政策的手段。”这无疑对以后纳粹德国的武力威胁只能“息事宁人”，“妥协退让”，进而为绥靖埋下了祸根。
其次，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英国在一战中直接参战600万人，伤亡244万，战争双方开支达1800亿美元，无数城镇化为废墟，各国财政一片萧条。其给英国人传统的心安理得，高枕无忧的社会心理带去了巨大冲击。人们对战争表示出十分的反感和厌倦，进而对战争带来的灾难表示恐惧，形成一股强大的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
战后，英国出现了许多颇具影响的“不再战运动联合会”和最大的“和平誓约协会”等和平主义组织，和平主义运动风起云涌。他们宣称一切战争都是错误的，任何国家以任何方式诉诸武力都违背人类精神上的和谐与理智，呼吁拒绝支持或效力于任何付诸武力的政府所从事的战争。甚至宣称放弃侵略是不够的，我们还必须放弃防卫。
1936年，英国和平主义组织进行了民意测验。按照测验显示，有90%的人拒绝参战，足以见得反战求和的思想深入人心。但和平主义者鼓吹和议，呼吁太平的同时，却在消极地宣扬战争的残酷性和破坏性，诅咒战争，诋毁军备，不老两口零零零零，不仅模糊了人们对国际形势的认识，而且使人们混淆了战争的正义性和非正义性，解除了人们对战争的警觉。一味反战的社会情绪，很大程度上为政府参战制造了舆论压力，制约了政府的决策。
面对“社会太平”的反战求和思潮，英国政府不得不进行对外策略的调整。他们认为战争是毫无意义的事情，对于慕尼黑悲剧，英国首相张伯伦甚至相信让德国恢复国土就可以保持英德两国长期友好和平稳定的关系，导致达成广泛的协定，抚慰不满意的国家，从而取得长治久安的和平，并宣称“这是我们时代的和平”。这不但反映出英国民众狭隘朴素的“避战求和”心理，也掩盖了张伯伦害怕战争的心态，迎合绥靖需求。可以说，“反战求和”的社会思潮正是英国统治阶级推行绥靖主义的温床，更是英国推行绥靖政策的幌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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