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明理学研究专家何俊，带你走进叶适的世界

南宋永嘉学派集大成者叶适退隐家乡温州水心村，凝毕生心血，“更十六寒暑，乃成《序目》五十卷”。

近日，浙江文化研究工程成果“大家读浙学经典”丛书之一《〈习学记言序目〉选注》出版上市。《习学记言序目》评论经史子书，广涉南宋时期整个知识系统，以其迥异于朱、陆的思想，与之鼎足而三。本书精选其中篇章，不仅让读者领略宋时学术思想，更得一窥宋时文献风采。

本书由宋明理学研究专家、复旦大学教授何俊领衔选注，集中了何俊教授多年来的叶适研究心得、成果。“导读”部分对叶适生平、思想做了高屋建瓴、精到严谨的介绍，“选注”部分按照篇目分别撰写“解题”和“研读”，梳理、阐释叶适的政治、经济主张和伦理思想，于平直叙述中尽见原著者及选注者之用心。

叶适思想不仅对宋明学术产生了深远影响，更具有跨时代的意义和价值。本书采用独特的“导读+选注”编排方式，结构清晰，深入浅出，启迪读者深入理解伟大学者的学术风格、思想精髓，体悟其独特的精神气质、人格魅力，进而准确把握永嘉学派及浙东学术。

节选自《〈习学记言序目〉选注》导读，有删减

文 | 何俊

生平与著述

在南宋乾道、淳熙年间（1165—1189）儒家道学运动兴起以后，随着湖湘学派代表人物张栻（1133—1180）、婺学代表人物吕祖谦（1137—1181）的去世，道学的思想话语权与影响力分归朱熹 （1130—1200）、陆九渊（1139—1193） 两家，叶适作为相对晚起的思想家，以其思想与行动，集永嘉学派之大成而与之鼎足。

叶适（1150—1223），字正则，浙江温州人，晚年定居温州城外水心村，学者称其为水心先生，《宋史》有传。关于叶适的生平事迹，今人周学武的 《叶水心先生年谱》与周梦江的 《叶适年谱》作了较清楚的编年梳理，张义德的《叶适评传》也有较详细的介绍。这里只略述叶适生平中的一些重点。叶适的生平大致可以他 59 岁（嘉定元年，1208 年） 被夺官息影于水心村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前期是从政，实践其政治理想，思想初步形成并定型；后期是总结思想并予阐发，倡导永嘉思想，以斯文为己任。在宗旨上，叶适的思想是前后一贯的，区别仅在于思考重点与呈现形式有所不同。作为思想的反映，前者主要见于 《叶适集》，尤其是其中的 《进卷》《外稿》 及奏札部分，后者则以《习学记言序目》为代表。

叶适

淳熙五年 （1178），叶适进士及第，历任工部侍郎、吏部侍郎、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叶适的整个仕宦生涯经历了孝宗、光宗、宁宗三朝，其中，孝宗时期主要有三事。一是淳熙十一年，诏大臣各举贤良方正能直言极谏者一人，叶适进呈 《进卷》，这是他早年思想的重要著述。二是淳熙十四年，轮对上书孝宗，有“国是难变，议论难变，人材难变，法度难变，加以兵多而弱不可动，财多而乏不可动，不信官而信吏不可动，不任人而任法不可动，不用贤能而用资格不可动”的“四难五不可”议论，反映了叶适对时政的认识，令孝宗读了深具感慨。三是淳熙十五年，发生了陈贾请禁道学、林栗弹劾朱熹的事件，叶适上书抗辩。

光宗、宁宗时期，叶适介入朝政更深一些，主要也有三件事情。第一件是绍熙五年 （1194），孝宗去世，光宗未能执丧，引发政治危机，朝廷发生政变，迫使光宗禅位于宁宗，叶适是重要的参与者。第二件是宁宗庆元二年 （1196） 发生打击道学运动的庆元党禁案，叶适被弹劾罢官，次年朝廷籍伪学五十九人，叶适名列其中。第三件是宁宗开禧二年 （1206） 朝廷启动北伐，叶适因一向主张抗金，以人望被召入朝。但此时叶适已深知南宋的问题，没有实力北伐，因此强烈主张以修边代替开边，整兵代替用兵，强调节用、减赋以宽民力。朝廷没有接纳叶适意见，但仍欲借重叶适之名起草北伐诏书，叶适力辞。北伐开启以后，叶适虽然持保留意见，但又临危受命，出任建康知府兼沿江制置使，投入前线的战事。北伐失败，朝廷不审事由本末，叶适以附会开启兵端而被夺职，叶适没有自辩，从此杜门家居，专心于学术思想，奉祠十三年而去世，谥忠定。

叶适自青年起，就富具家国情怀，《宋史》 本传称他“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然而观其从政经历，虽历任地方与朝廷官员，但其实是未尽其才。

从政期间，叶适也进行了广泛的学术思想活动。在进士及第以前，叶适已先后结识永嘉学派的代表人物陈傅良 （1137—1203）、薛季宣（1134—1173），永康学派的代表人物陈亮 （1143—1194），并从吕祖谦游，参与浙学的思想活动。此后，又与朱熹等有过学术交流。作为永嘉学派的集大成者，叶适虽然在思想上与朱熹理学、陆九渊心学有重大分歧，但在政治上与他们是同属于道学士群的。因此，叶适与整个道学士群有着广泛的思想交流，并成为道学运动的重要参与者。

自负而理智

《习学记言序目》 是一本极具识见而又富思想性的著作，这种识见与思想性使得此书很有独特性。宋人陈振孙 《直斋书录解题》 评此书曰：

自六经、诸史、子以及 《文鉴》，皆有论述，大抵务为新奇，无所蹈袭，其文刻削精工，而义理未得为纯明正大也。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咸有遗论，无得免者。

叶适以能文著称，《序目》 是札记评论体，文字洗练自不待言，而其思想的创造性，“务为新奇，无所蹈袭”，使得文字更趋精审，故呈现为 “刻削精工”的文风。实际上，要真正理解 《习学记言序目》“自孔子之外，古今百家，随其浅深，咸有遗论，无复免者”的思想独特性，不仅要读其书，还要知其人。前述叶适的生平大事只是勾勒出有形的信息，寓于其中的无形的精神气质与学术风格却不容易获知，而对于理解一个传统士大夫兼思想者的思想与行动来说，精神气质与学术风格的把握是不可或缺的。

从类型学的视角看，可以先对宋代士大夫进行类型划分，然后据此来说明叶适的士风。但是类型划分对于宋代士大夫的整体分析可能更有意义，而施之于一个具体的人物也许并不有效，甚至会显得空洞。而且，对于一个具体的士大夫而言，他的士风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了他的个性的影响，尽管这种影响很难给予实证性的说明。因此，从叶适具体的仕宦经历上更能体会他的士风，而类型上的划分充其量只是淡化了的背景。

《宋史》 本传称叶适“志意慷慨，雅以经济自负”，“自负”二字很传神，写出作为士大夫的叶适一生的基本精神气质。早在淳熙元年 （1174），二十五岁的叶适在京师待了年余，以求出身，但没有结果，返乡前上书右相叶衡，就非常“自负”地对南宋的“国是”作了一番议论，甚至不免“狂妄”地以为，“今天下之事，非某谁实言之”。出仕以后，在政见相异的官员眼里，叶适同样表现得相当“矜己以傲人”。《四朝闻见录》 载：

刘 （德秀） 为大理司直，会治山陵于绍兴，朝议或欲他徙。丞相留公正会朝士议于其第，刘亦往焉。是早至相府，则太常少卿詹体仁元善、国子司业叶适正则先至矣。詹、叶亦晦翁之徒，而刘之同年也。二人方并席交谈，攘臂笑语，刘至，颜色顿异。刘即揖之，叙寒温，叶犹道即日等数语，至詹则长揖而已。揖罢，二人离席默坐，凛然不可犯。

不过，“自负”的精神气质在叶适身上虽然非常明显，而且终其一生都如此，但这种气质并非他独有，而是为同时代的许多士人，特别是道学人士所共有。前文所引文献中与叶适同样“凛然不可犯”的詹体仁，即是一显例。此外，据宋人的观察，永嘉“士风任气而矜节”，似乎在精神气质上还有着某种区域特征。

如果我们细心体会前引《四朝闻见录》中的那段记载，可以发现，虽然詹体仁与叶适同样是对有同年关系的刘德秀摆出了“凛然不可犯”的傲慢，但叶适似乎温和些，至少还寒暄数语。詹是朱熹门人，陆学中人更甚，不仅自负傲慢，应该是几近张狂，朱熹曾描写为“狂妄凶狠，手足尽露”。这个区别，实际上真正反映出了叶适的士风特征，即在他“自负”的精神气质中含有相当的理智成分。

叶适墓 图源网络

试从前述叶适仕宦生涯中的两件大事来佐证这一点。第一件事是淳熙十五年 （1188） 叶适独上封事为朱熹辩护。叶适虽然比朱熹小二十岁，但思想却早熟，淳熙五年 （1178） 中进士以后，他的思想就渐有影响，淳熙十二年 （1185） 撰成的 《外稿》 更为士林所重，盛行于时。虽然朱熹在绍熙二年 （1191） 的 《答叶正则》 中才提及“但见士子传诵所著书”，但在淳熙十二年的 《寄陈同甫书》 中，朱熹就已有“观其（指叶适） 议论，亦多与鄙意不同”云云，可见彼此思想的分歧那时双方即已知晓。然而，当林栗弹劾朱熹时，叶适并没有因为思想上的分歧而袖手旁观，在群臣表现出沉默状时，他独上封事为朱熹辩护。一方面固然是为包括自己在内的一批推动儒学发展的思想者的思想学术活动力争合法权利与生存空间，但更重要的一面却是坚持着道学一党的政治志业。叶适能够超越思想分歧而着眼于政治上的志业，正表明了他对主观自我的克制，反映出他士风上的理智。

第二件事则是开禧二年 （1206） 叶适在北伐问题上的语默进退。叶适宿有北伐志愿，因此韩侂胄决定北伐时，“以适每有大仇未复之言重之”。然而叶适并没有因为自己的夙愿，以及长期以来因此而树立的形象，无视对时势的理性分析。针对当时的强弱之势，叶适明确表明不同意北伐。他上书宁宗，主张以备边取代开边，甚至为了拒绝起草北伐诏书，力辞兼任直学士院。而尤有意味的是，当他未能劝阻韩侂胄北伐，北伐发生溃败，中外恐悚之时，则又毅然受命于危难之际，出任宝谟阁待制、知建康府，兼沿江制置使，用以攻为守的策略取代据江而守的被动战术，从而为扭转战局立下了大功。

对于叶适在北伐问题上的立场变化，《宋史》 本传表达了一种委婉的批评，以为“第出师之时，适能极力谏止，晓以利害祸福，则侂胄必不妄为，可免南北生灵之祸，议者不能不为之叹息焉”。但这种批评实际上近于苛刻，因为韩侂胄北伐心意已决，包括叶适在内的任何人都不可能谏止。作为一个宿主恢复的士大夫，叶适能够清醒地认识到开禧北伐是在不恰当的时候发动的一场不恰当的战争，而且不惜自我形象的否定，上疏陈其利害，力阻其事，直至力辞直学士院以拒绝起草北伐诏书，不仅是一种极其理智的举措，而且实已是勉为其难的行为。而当战事既起，出现危机之时，叶适竟然能够搁置自己在北伐问题上的看法，前往一线指挥，更属极具风险而难能之举。如果战败，叶适自然是没有好结果，而在当时战败的可能性极大；如果战胜，叶适似乎又表现出对韩侂胄北伐的认同，而韩侂胄执意北伐最终结局定将失败，叶适是清楚的。事实是，次年韩侂胄被诛，御史中丞雷孝友劾叶适附韩侂胄用兵，叶适落职，此后便退隐水心村直至去世。

如果说，叶适为朱熹辩护，尚只反映出他对共同的政治志业的坚持，那么在开禧北伐上的语默进退，则彰显了他作为一个士大夫对政治责任的担当。开禧年间，乾淳时代的老一辈基本谢世，叶适已是当时士林最具思想号召力的士大夫，但是他的举措表明，他并不受累于这样的身份与名誉，甚至不顾个人的处境，几乎完全是根据冷静而理智的认识，以负责的态度，做出语默进退的选择，有所为，有所不为。

释、老之妄与朱、陆之病

尤为难得的是，叶适的学风充溢着崇尚智识的理性精神。他在为陈傅良夫人张幼昭所撰的墓志中表彰陈夫人“不信方术，不崇释老，不畏巫鬼”，实也反映了他本人的精神旨趣。宋人雅好风水，虽通人大儒如苏轼、朱熹亦不免，叶适却深不以为然，即便是不得已为友人的风水著作写序，仍讥讽其妄。

叶适对释老的批评，集中在二氏之说“怪神虚霍，相与眩乱”的反理性倾向上。叶适并不全盘否定佛学。在淳熙十六年 （1189） 出任荆州，继而转任蕲州的两三年中，他因“无吏责，读浮屠书尽数千卷。于其义类，粗若该涉”。他对佛教的认识且待后文述论，这里只就反理性一点略作申论。叶适认为，传入中国的佛学自有其经书，固有其智识，但是学佛的中国人难以理解；胡僧干脆弃书不用，以己为佛，却又遭到怀疑而被视为荒诞；禅风兴起，始自以为宗，“荡逸纵恣，终于不返”，其结果是：

举以聪明为障，思虑为贼，颠错漫汗而谓之破巢窟，颓弛放散而谓之得本心，以愚求真，以粗合妙，而卒归之于无有。

叶适曾专门以“悟”为例更具体地指出佛老在智识论上与儒学的根本分歧，曰：

昔孔子称愤启悱发，举一而返三，而孟子亦言充其四端至于能保四海，往往近于今之所谓悟者。然仁必有方，道必有等，未有一造而尽获也；一造而尽获，庄、佛氏之妄也。

余每病学佛者徒守一悟而不知悟本 ，或外示超俗而实墮俗纷。

甚至可以进一步指出，“乾淳诸老既殁，学术之会，总为朱、陆两派，而水心龂龂其间”，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叶适对朱、陆两派学风上所表现出来的非智识倾向深为不满。叶适晚年批评近世之学：

古人多识前言往行，谓之畜德。近世以心通性达为学，而见闻几废，为其不能畜德也。然可以畜而犹废之，狭而不充，为德之病矣。

宋儒的性命之学，究其本质，就是要确立起价值理念与伦理秩序，“畜德”即其表征。叶适所坚信的是儒家传统的思想，认为畜德的过程依赖于知识的增长，即所谓“多识前言往行”；而近世之学的弊病恰恰在于，或“见闻几废”如陆学，或“狭而不充”如朱学。

叶适甚少提及陆学，但对于陆学的出场、进路与影响，却是清楚的。他在为人撰墓志时言及：

初，朱元晦、吕伯恭以道学教闽、浙士；有陆子静后出，号称径要简捷，诸生或立语已感动悟入矣。以故越人为其学尤众，雨并笠，夜续灯，聚崇礼之家，皆澄坐内观。

由前文所述叶适对佛学“徒守一悟”的批评，便足可想见他对陆学的“径要简捷”也决不会以为然。可幸的是，我们在 《习学记言序目》中读到了他对陆学切中要害的批评。在论及祭祀之礼时，针对“墟墓之间，未施哀于民而民哀；社稷宗庙之中，未施敬于民而民敬”的说法，叶适强调，作为内在精神的“哀”“钦 （敬） ”与作为外在礼仪的“墟墓”“社稷宗庙”原本是统一的，哀敬存于祭祀之中，祭祀的过程即是哀敬的过程，两者间并不存在且不应该存在着一个所谓的转进过程。由此，叶适转而引出他对陆学的批评：

余记陆氏兄弟从朱、吕氏于鹅湖寺，争此甚切。其诗云：“墟墓生哀宗庙钦，斯人千古最明心。大抵有基方作室，未闻无址可成岑。”噫！徇末以病本，而自谓知本，不明乎德而欲议德，误后生深矣！

陆学误导后生之处，在叶适看来，就在于将“墟墓”“宗庙”的外在礼仪与“哀”“钦 （敬） ”的内在精神，一起系于人心之明，以“明心”为“基”与“址”。这实与叶适的思想完全相反。叶适以为，人心之明恰恰来源于墟墓之间、社稷宗庙之中的礼仪，因为正是这个礼仪的过程培植了哀钦之德；而礼仪的实施有赖于相关的知识，因此，知识获求不仅是行礼的保证，而且同时也培植了行礼者的德性。陆学既以明心为本，甚而以为明心即等于践履，则有关礼仪的种种知识，不仅是次要的，甚至会产生负作用。由此，叶适所秉持的畜德有赖于多识前言往行、知识培植价值的理性主义立场与陆学“见闻几废”的非智识倾向区别得极为分明。

朱熹自然是非常重视道问学，极为关注思想理论的知识基础，朱学何以会产生非智识的倾向尤需说明。叶适有一段话是很值得玩味的，他讲：

古圣贤之微言，先儒所共讲也；然皆曰“至二程而始明”。凡二程所尝讲，皆曰“至是止矣”。其密承亲领，游、杨、尹、谢之流，而张、吕、朱氏后时同起，交阐互畅，厥义大弘，无留蕴焉。窃怪数十年，士之诣门请益，历阶睹奥者，提策警厉之深，涵玩充溢之久，固宜各有论述，自名其宗，而未闻与众出之以扶翼其教，何哉？岂敬其师之所以觉我，而谦于我之所以觉人欤！

文中虽然并举张、吕、朱，但此文作于嘉定十一年 （1218），因此叶适所针对的主要是朱学当无疑。在这段文字中，叶适表面上质疑的是朱学后人缺乏创造，但实际上所含的批评则是程朱一系弃“先儒所共讲”而奉“二程所尝讲”为“始明”、为“止矣”。如此之结果，便是“虽争为性命之学，然而滞痼于语言，播流于偏末，多茫昧影响而已”。朱熹本人固然是极为博学的人，以道问学为尊德性的基础，但道统的偏狭却足以使朱学产生“狭而不充”、权威取代理性的非智识倾向。

明确叶适上述的知识立场，对于研读 《习学记言序目》 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因为叶适的这一读书札记并不是无针对的泛观博览的心得，而完全是针对程朱理学，重构孔子儒学的精神，并使自己的思想接续于这一精神传统，从而确立起永嘉学派正当性的著作。

《〈习学记言序目〉选注》

〔宋〕叶适 著

何俊、陈正祥 选注

出版日期 2024.04

内容简介

《习学记言序目》是南宋叶适评论经史子书、记述研究心得的札记体著作。叶适通过评价儒家经典和历史典籍,表达政治、经济主张和伦理思想。《习学记言序目》计经说十四卷，诸子七卷，史二十五卷，文鉴四卷，是研究叶适思想的主要资料。本选注本由宋明理学研究专家何俊选编、导读、解题与研读，陈正祥注释。全书分“导读”“选注”两部分。“导读”部分对叶适生平、思想做了高屋建领、精到严谨的介绍。“选注”部分按照篇目分别撰写“解题”和“研读”，旨在展现其人格魅力、思想精嚼，帮助读者更好地了解叶适思想，从而更好地理解和把握永嘉学派及浙东学术。

叶适

叶适(1150-1223)，南宋思想家、文学家、教育家。字正则，晚年讲学于永嘉城外水心村，世称“水心先生”，温州永嘉(今浙江温州)人，永嘉学派集大成者。他所代表的永嘉学派，与朱熹的理学、陆九渊的心学并称“南宋三大学派”，对后世影响深远。叶适在哲学、史学、文学以及政论等方面均有贡献，散文自成一家，著有《水心先生文集》《水心先生别集》《习学记言序目》等。

何俊浙江长兴人。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哲学与思想史研究，代表作有“何俊著作集”三种：《西学与晚明思想的裂变》《南宋儒学建构》《从经学到理学》。在《中国社会科学》《新华文摘》《哲学研究》《历史研究》等发表学术论文。

陈正祥浙江温州人。主要从事宋明理学、浙学研究，在研课题有“浙学大家·叶适卷”“南宋严州理学的思想价值研究”。现为建德市委党校教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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