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朝贡贸易繁荣，郑和下西洋活动是典型代表，实际有着军事目的

明朝朝贡贸易繁荣，郑和下西洋活动是典型代表，实际有着军事目的

文|巴普罗的独白

编辑|巴普罗的独白

永乐至宣德年间（１４０５—１４３３）的郑和下西洋活动，是明朝朝贡贸易繁荣的典型代表。

为了更加准确地了解明初“贡市一体化”格局下朝贡贸易的繁荣，就需要从郑和下西洋的原因、经过及取得的巨大成就来一一分析说明。

郑和下西洋活动除永乐朝时国力强盛、国库丰盈的原因外，还包括其他内因和外因。其中内因主要可概括为两个因素。

第一，明成祖登上皇位后，急需获得民心。明成祖朱棣通过“靖难之役”夺取了他侄子惠帝皇位，这与我国古代传统的封建正统思想相悖，既名不正，又言不顺，所以即使他登上了皇位，民间依然对其颇有微词。

明成祖为了平复舆情，对此进行了镇压，甚至采取了相当严酷的手段，典型的例子就是诛杀了建文朝的名臣方孝孺，方孝孺号称读书人的种子，品格高尚，宁死不屈，“宗族坐死者八百七十三人”。

提高个人威望

为了稳定人心，巩固皇位，证明其皇位获得的正统性，提高个人威望，明成祖需要招徕各国前来朝贡，营造万邦臣服、四夷咸服的景象。

因而派遣郑和出使西洋各国，颁正朔，厚赏赐，使得“太宗文皇帝，德泽洋溢乎天下，施及蛮夷，舟车所至，人力所通，莫不尊亲，执圭捧帛而来朝，梯山航海而进贡，礼乐明备，祯祥毕集。”第二，通过出使海外各国，顺便追踪建文帝的行踪。

建文帝殉位后，有记载他根本没有在南京破城时死去，而是隐匿民间。《广西名胜志》载：“建文帝既逊位，削发披缁，执杨应能度牒云游四方。自湖蜀入湘至广西庆远府寓西竺寺时，有指挥彭英者，先曾侍卫，或传有异僧至，英往访之。心知其为帝也，鸣咽不自胜。”

为了追踪建文帝的行踪，防止其跟旧部联系，威胁永乐朝的统治，明成祖兵分两路，一方面安排人员在国内追寻，另一方面又派遣郑和在下西洋的过程中寻找，《昭代典则》中载：“又传建文帝蹈海去，乃分遣内臣郑和数辈浮海下西洋。”

《明史郑和传》亦有提及，“成祖疑惠帝亡海外，欲踪跡之”。明成祖派遣郑和下西洋的外因主要是为了廓清南部海域，以海防陆，加强和稳固南部海防，以集中力量解决蒙元对明朝的骚扰。

“南倭北虏”是有明一代始终存在的问题，明初“南倭”问题尚不严重，蒙元对明朝统治的威胁更大。１３６８年，明朝攻陷元大都，元顺帝仓皇逃到漠北地区，并与蒙古鞑靼、瓦剌结盟，不时侵略明朝北部边境，威胁明朝的统治，明太祖时就数次遣兵征讨。

虽然洪武朝时多次征讨，但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明成祖即位后，率军五次亲征漠北，反击蒙元的侵扰。在这种情况下，明朝急需一个安稳的南方。

郑和下西洋，安稳南方

通过派遣郑和下西洋，出使西洋诸国，通过赏赐、怀柔、招徕等手段，发展与海外诸国的友好关系，维持与海外诸国的和平，达到他军事目的。郑和在永乐三年（１４０５）至宣德八年（１４３３）间共有七次下西洋活动。

郑和船队一般自南京刘家港附近起航，泛海至福建，后又从福建五虎门扬帆达占城，以此遍历诸番国。郑和与各国交往时奉行的是和平的外交宗旨。在此过程中，虽然有诛杀陈祖义、俘获亚列苦奈儿及苏王苏干刺等人，但主要是出于自卫反击，并不是主动挑起事端。

且郑和在出使各国时，将明太祖“锐意通四夷”的理念贯穿始终，招徕众国前来朝贡。据统计，在永乐二十一年（１４３２），有西洋、古里、忽鲁谟斯、锡兰山、阿丹、祖法儿、刺撒、不刺哇、木骨、都刺、柯枝、加异勒、溜山、喃渤利、苏门答刺、阿鲁、满刺加等十六国遣使千二百人贡方物至京，为明初盛事，亦是世界航海史上的壮举。

郑和下西洋活动除实现了明成祖“宣德化而柔远人”的宗旨及招徕各国积极前来朝贡之外，还促进了明朝朝贡贸易的繁荣。

郑和使团出使亚非三四十个国家和地区，每到一处，宣谕皇帝诏书，向各国国王颁赐印绶、冠服、礼品，除此之外，郑和船队还带有大量有中国特色的产品，如陶瓷、丝绸等，吸引了大量的当地人来购买，并且郑和船队也会购买当地特产及奢侈品带回国，除供统治阶级使用外，剩余部分用于市场交易。

通过郑和下西洋，一方面加强了明朝与海外各国之间的经济联系，促进了各国间的贸易往来，不仅把国内产品介绍到海外，还把国外产品引入到国内，从而起到了刺激了国内市场需求和繁荣国内外市场的作用。

另一方面，它廓清了南部海上交通道路，开辟了各国来明朝贡的贸易线路，亚洲贸易网络初步形成，为各国间官方贸易奠定了良好的基础。郑和下西洋极大地扩大了明朝朝贡贸易的范围和规模，在与各国贸易的过程中，遵循平等互利的原则，既繁荣了国际贸易，也成为“贡市一体化”格局下朝贡贸易繁荣的标志。

明武宗正德年间（１５０６—１５２１）是明朝对外贸易发展的转折点。从国内情况来看，明朝经过正统年间的“土木堡之变”后，国库空虚、国力减弱，永乐、宣德年间繁荣的朝贡贸易渐渐走向衰落。

正德时，阶级矛盾尖锐，农民起义此起彼伏，明朝已然开始走下坡路，此时统治阶级内部对商业税收的重视程度较前朝已有所提升，对外贸易的政治功能亦逐渐向经济功能转变。

从国际环境来看，正德年间处于１６世纪初期。

欧洲各国正处在地理大发现时代，航海活动频繁，各国间的贸易往来增多，不再是单一个体间的自我发展，国际间贸易联系加强，世界市场开始形成。

国内和国际的两种情况，促使正德年间海外贸易政策有所调整。

前期海禁政策有所松弛，私人海外贸易较前期有较快的发展。

参考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