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时，中共如何抓基层落实？真相：检查和开会被我党搞出新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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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是中共革命的具体落实，都特别强调践行，特别重视把计划落实为行动，罗瑞卿说：

“任何美丽动人的决定，如果不实现起来，不变成活生生的成绩，即一个铜板也不值得。”

要把计制变成现实，不是容易的事，黄敬曾指出上传下达中的走样现象：

“一次提出巩固党是中心任务，附带提出打狗、杀鸽子；到支部中一问就剩下了打狗、杀鸽子。”

类似的例子还有很多。

谢觉哉写下自己的苦恼：

“闷在工作上的两个问题：一是上级领导，传下去总在打折扣，甚至走样；一是新的积极分子不易产生，旧的干部又日在减少或蜕化”。

1、检查运动

这大概是所有政治力量都无法避免的问题。即便有强调实践的理论和效率优先的追求作为铺垫，仍然需要领导者持之以恒地贯彻、教育、督促，建立制度化的行为机制，逐渐形成重视实践的政治性格，才能尽力促进各项方针政策落到实处。

在一份中共下发的开展检查运动的文件中，可以读到这样的表述：

A.“检查决定一切”，检查巩固组织，检查深入工作，检查提高干部。B.检查的动员与领导，组织检查运动，检查检查运动。”

最后一句绕口令式的“检查检查运动”，十分传神地体现中共层层递进的工作方法：

一切工作都要检查，检查成为制度；为防止制度流于形式，辅之于集中突击的运动，在一个时间段内大张旗鼓推展；最重要的，在制度和运动的双重机制后面，再加上一重监督措施，即对检查工作本身的检查。

这样不断的强调、督促、推动，尽管成绩未必总是尽如人意，但做和不做、做得多和做得少，结果肯定会不一样。

不仅如此，中共的检查不单纯是外在的督促，检查者本身也参与问题的解决，出乎其外，又入乎其内，这种看似逾越常规的做法，背后支撑的是中共理念一致下的党的团结。

比如有关春耕检查队的报告中，明确强调：

“检查队下去工作时，即确定了不仅检查而且要具体地帮助与推动，同时到每县的工作检查队都又和各县的工作同志混合编制，故每一工作问题，检查队都能参加解决与规定，的确实现了深入具体的领导。”

2、检查工作的内容

和中共检查工作的主要职能包括：

“（1）在检查工作中认识干部；（2）在检查工作中搜集经验教训；（3）从检查工作中了解自己决定的正确与否。”

其中，检查干部又是重中之重，此所谓“要相信干部，也要检查干部”。

关于检查、巡视的具体条规，此处不赘述，仅以张南生日记所载巡视过程为例，展示巡视、检查的具体方法和实践。

1938年10月，刚刚到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后方司令部政治部的张南生，通过师政治部的巡视工作，总结发现游击队存在军阀土匪主义、贪污腐化等现象，决定带队去游击队巡视。

24日，张南生到达游击队，马上启动巡视工作：

“上午参加游击一、三营干部会，检查数次战斗优缺点。午饭毕，到四连去检查工作，该连工作比较差，尤其组织上的马虎”。

25日到27日，张南生一直在部队谈话、检查，先后到数个连队和小组长、巡视员等谈话，召开青年晚会，参加总分支委会，收集各方面意见。这是巡视中的调查和发现问题阶段。

28日，检查有了初步结论，进入处理和解决问题阶段。

先是指出问题：

“下午四时开总结巡视各营工作会；晚上开特别小组会。准备明天活动分子会，这次会要得出反张国焘路线遗毒的结果。”

接下来展开思想斗争：

29日，“今晚小组一般斗争批评在游击队是第一次，个别同志比较进步，还有顽固不改。”
30日，“早饭后继续大会讨论，发言二十余人，一般还好，特别是下午发动了斗争，…晚上开特别小组会，检查游击队过去的领导工作，准备明天会议。”

31日，在斗争基础上，做出组织和纪律处理：

“继续开大会，讨论给予最严重者以处罚。我下午做党的工作报告，下午做紧急动员指示选举出…等七人为党委员。晚饭后，公审强奸妇女的王书堂，执行枪决。”

通过大小会议的检查、总结、斗争，乃至震慑性的枪决，纠正问题、教育干部的工作基本完成，巡视进入鉴定和健全制度阶段。

11月1日，上午即开党委会，分支书记参加，讨论计划和经济制度，决定经济委员三人。…晚上开特别小组扩大会。……由我报告鉴定排以上干部问题，特别二、四、九、十一连，特务三个连问题更多。

做出组织鉴定后，检查工作即告一段落。接下来就是对检查自身的检查，2日巡视团召集会议自我检查，得出的结论是：“一般还好，主要本身学习差，在二营巡视差一些。"

张南生在巡视总结阶段讲到的斗争，不仅体现于检查工作中，也是中共革命中的日常。

斗争一般而言，是非常态的政治运作方式，战争年代，中共却在强烈的危机意识及效率优先导向下，把斗争变成常态。

中共成长于幽暗环境中，一向保持极强的危机意识，用百倍的警惕面对百分之一的危险，已成常态。正因此，斗争遍及当年中共政治生活的各个角落。对外要斗争，对内要斗争，个体自身甚至也要展开斗争，比如：“巩固党不是闭户幽居，和平巩固。巩固党必须从领导群众斗争去锻炼党、巩固党。”

仅仅通过斗争发现问题远远不够，还要有配套的惩戒制度。中共惩戒违规行为极其严厉。

陈赓日记载：

“七七二团十连指导员贪污公款，其手法为多报人数，领取津贴，假造发票，报销领款。当令逮捕，首先在党内开展斗争，作组织上的结论，然后在全旅举行公审，广泛地开展反贪污斗争，并送师军事裁判所治罪。”

这样的检查发现并解决问题的机制，不一定能杜绝所有问题，怠惰、同谋总会或多或少存在，但对防范权力运用的大面积失控，当有效用。

3、会议的作用

党内政治和思想斗争的方式多种多样，会议是最常用的一种。中共会多，这一点人们耳熟能详。

1939年7月12日到1940年1月12日半年时间里，高鲁在华北联合大学学习，其间参加各种会议近60次，平均差不多3天一次。

会议形式包括时事讨论会、专题讨论会、总结会、生活会、思想斗争会、批评大会、工作会、小组会、组织生活会、政治学习会等。

战时曾任昆张支队连长的郄晋武日记记载了一天内开会的密度：

部队夜里行军，天亮时到达宿管地，十二时后起床，稍待片刻，即开始集体活动：召集党员上课。群众有文干张鲁上自然课。我参加了党课，讲了个人主义之危害。吃过晚饭，我们速干分工参加了普通小组会。
我到机枪班小组，批评了李金帮同志。开完会，召开了干部党小组会，每个人都作了自我批评，并相互提了意见。开完会，请了今日总行动要注意的问题，以及路线、目的地。

这样的会议密度在根据地内属常态。

会议有经常性的，定期召开，比如党代会及各级组织的经常性会议，太行区晋冀地委要求：地委在“五卅”前三个月内分别举行县书会议、组联会议、宣联会议、军联会议、群众工作会议各两次。

也有临时性的，针对某项具体工作展开布置。

这种会议应该像李雪峰所说：

讨论一两个问题，有头有尾，源源本本，弄清楚，有办法，切合实际；不是无所不议，样样都谈，而又样样谈不清楚。”

晋冀豫区党委甚至对各种会议召开的大致时间也有规定，每月初旬开下级会议，“下级（地、县）来开会或区委下去”；每月下旬召开同级会议，区党委之外，“吸收军区、政权、群众工作主任委员参加，检讨总的计划及配合问题、下边意见等”；每周六区党委开一次“自身例会”。

从一般的工作规律看，这个时间规定应该不是随意为之，月底的同级会议旨在研究、总结该月工作，计划下月工作；月初的下级会议则为布置本月工作并听取意见；每周的例会用于随时研究、发现、解决问题。几个会议周而复始，形成时间上的循环链条，至于空间上，则有一层层往上开的情况汇报会和一层层往下开的落实会，形成上下的通联。

抗战中后期，“县委与地委兴开了一种会议形式——座谈会”，“多是由下边的好坏典型的汇报开始，然后座谈，交流经验并提出问题大家讨论，大家决定”。

时任冀鲁豫分局第八地委书记的万里认为：

这种方式的好处是：（1）民主，大家有言就发，无顾虑（因为没有总结在那里限制着大家)。（2）表扬与批评联系密切，而且是到会的大多数的批评与表扬，容易公认优点与纠正弱点。如一个同志在未开会前几次个别说话，均不以为自己的决定有毛病，而在座谈会上，经大家发言后，就深刻认识了自己的毛病，这种力量是相当大的。（3）经验交流具体深刻。（4）思想便于统一。
其弱点是：（1）开会时间长；（2）掌握不好，容易失掉中心。

从当年的总结中，还可以看到中共对会议的布置和期许，中共晋冀豫区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杨尚昆总结的大会成功之处包括：

（1）总结了2年来的工作。在本区，就是在华北，恐怕都是第一次。（2）大会上讨论了目前形势，国际新形势，中日战争新阶段，华北战况与山西统战新形势。（3）在发言中把各地区工作的优点发扬了些，并用事实证明了大会报告的正确。（4）在发言讨论中，也揭露了晋冀豫党的一些弱点，并指出了克服弱点的办法。

弱点则为：

“对大会报告讨论得不够，特别是对政治问题的展开讨论不够，…自我批评，特别是自下而上的，很少，这是大会很大的缺点。”

可以看出，像党代会这样的常规性会议，预定的任务大致包括总结工作、评估形势、讨论问题、批评和自我批评，这对促进党员群体政策水平和能力的提升以及党的力量成长，大有裨益。

会议符合中共集体主义的政治文化，又推动着集体主义政治文化的进一步深入。中共清河区委书记景晓村，参加山东纵队总结会议后的感想是：会上萧华传达北方局及太行分局财政经济工作经验，“其中包括材料之丰富，调查研究的周密与透彻，给每个同志很大的感动”。

此即跨区域的经验传递，集体会议的形式使这样的经验传递可以大面积迅速覆盖，达到效率最大化。

中共自己总结：

“工作最好的县份是哪些呢？是那些会议制度最健全的县份；工作最坏的县份是哪些呢？是那些会议制度最不健全的县份。”

这条材料当然也可倒挝来解释，正因为这个县工作好，会议才开得好，两者间互为因果。

大事小事都要开会，会议成为经常的工作方式。

景晓村出任渤海区党委书记后，考虑召开高级干部会议，设想的会议程序是先学习文件，打通思想；然后各区报告，总结几年来各方面工作；再进行工作检讨，发现问题；最后全面总结。

从中可以看到，学习-报告-检讨-总结，已经形成一套会议模式。

时任山东冠县区委书记的宋洪勋详细记下区委会议召开经过：

4月8日各区的同志都到齐了，我们有组织地开会，按次序进行，主要的是政治问题的讨论。先举行测验，这是新知识，不比学校的考卷，同志们毫不迟疑地写了起来，非常严肃。这是我感到最有意义的一点。可见同志们对政治问题的关心。傍晚做了游戏。晚上更进一步地把那些政治问题讨论了一遍，谁能说没有意义。生活也算得上紧张、活泼。

9日上午把过去三个月来在工作上、领导上、作风上、政策上的优缺点，都彻底做了检讨。下午把四月份的工作布置了一下。

10日清早逐个地解决与指示了各区的工作问题，忙活得很。上午又获了2点钟，才算结束了这个有重要意义的区委会议。

4、会议的副作用

会议效果显著，却也容易形成依赖。

后来说的文山会海，抗战时期已见端倪。

1941年12月辽县下庄村因为开会，“干部误工占全月时间50%，群众误工占全月时间13%”，农民议论：“政策样样都好，就是开会太多。”

开会太多，让人不胜其烦，极端的例子，“有一个支部用请吃酒名义骗一个党员来开会，这个党员到会场一看，说道：‘这回我算来开了，下回谁还受骗呢？’”

毛泽东对过度的会议依赖也不无反感：

“不但文章里演说里有党八股，开会也有的。‘一开会，二报告，三讨论，四结论，五散会’。”

不过，无论报纸还是通讯制度，都有局限性，难以和现场互动相提并论，开会的现场感、会上的讨论、会下的沟通，口语化、面对面、仪式感，以及情感的表达和传递，都是文字传递方式替代不了的。

涂尔干描述开会演讲有可能产生的神奇效果：

“讲话激发的感情返回到他身上，但扩大了，增强了，也同样加强了他自己的感情。他激起的感情力量在他身上引起了反应，提高了他的基调。这不再是一个唯一的人在演讲了，而是一个具体化与人格化了的群体在讲话。”

中共的贯彻之所以不流于走过场，和开会这样的现场形式关系极大，因此，开会仍然是最重要的工作方式。

高鲁记载了一个例子，可见中共干部对会议的痴迷：

交城七区不顾危险，在中日交叉控制地区召开青年干部会，结果开会时“敌人路过村公所，听到了掌声，便包围了村公所”，几名干部惨遭杀害。

后来，中共在实践中不断摸索，提出会议、通讯、巡视相互串联，以上通下达、相互沟通的办法，指示：

必须充分利用无线电、有线电、电话、邮递、专人送信等项通讯方法，小型会议（例如四五个人的），区域会议（例如几个县的），和个别谈话等项会谈方法，小型巡视团（例如三至五个人的）和个别有威信的委员的巡视方法，同时充分利用通讯社和报纸，密切地互相联系起来，以便掌握运动的动态，随时互通情报，交流经验，及时纠正错误，发扬成绩。

不要等候几个月或半年，甚至更长时间，下面才向上面作总结性的报告，上面才向下面作一般性的指示。

这种报告和指示，往往过时，失去作用，或者减少了作用。犯错误的已经犯过，来不及纠正，损失太大。全党迫切需要的，是不失时机的生动的具体的报告和指示。

这种多管齐下的方式，特别符合中共系统运作的逻辑，控制力的不断推进，就是以这样的往复检讨、总结提高为基础的。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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