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伪装成车祸的跨国谋杀，阎建军法医眼中的2001年佐藤善治被杀案

2001年4月30日凌晨2时12分，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接到110指挥中心接到一名女青年的报警：

问：“喂，110，报警有什么事情？”

答：“就是一个日本人被车撞了，司机已经逃跑了。”

问：“在什么地方？”

答：“在黄桦路附近。”

问：“黄桦路几号？靠近什么地方？”

答：“黄桦路——不清楚，是他儿子发现的，他儿子不知道路，等一会儿会带我过去的。”

问：“现在人在什么地方？”

答：“人现在在武警医院。”

问：“在抢救吗？”

答：“没有，人已经死了。”

问：“肇事车什么车牌知道吗？”

答：“不晓得，没有看到。”

问：“什么时候的事情啊？”

答：“一个小时之前吧。”

问：“这样，你就在武警医院等着好吧？”

答：“好的好的。”

武警医院

接到110指挥中心指令后最先抵达位于虹许路上的武警医院的是闵行分局交巡警支队事故科民警曹勇。据他的回忆：当时他刚好在巡逻车里，接到出警指令后立即将车开往武警医院。“我赶到医院时看到那个日本人躺在抢救室的床上，护士跟我说人已经死掉了。这个人送来的时候满身的酒气，浑身是血，把手术台上都沾满了。”

曹勇

当时接诊的当班医生介绍说：“4月30日1时58分，当时外边有一辆小轿车开进来，有人喊着‘抢救病人’，当时我们马上就把病人抬下车，抬到急诊室。当时的检查状况是发现病人已经处于没有生命体征的状态，依据是体温比较低，瞳孔已经散大固定，呼吸没有，心跳也没有，大动脉也摸不着波动。检查他的伤势发现他的脑后部后枕部整个一个毁灭性损伤，是重物打击造成的损伤，伤势比较局限，整个后枕部的颅骨已经完全碎掉了，头皮都已经烂开花了。留出来的也不是正常鲜红的血，都已经是黑血了，血里头也有一股浓重的酒味。当时我感觉这人肯定不是正常死亡，马上就督促送他来的那个女的赶紧报110。”

打电话报警的女子叫冯梦，受死者的儿子的雇佣当翻译，她向曹勇介绍说：“1点20分左右，我老板（死者的儿子）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在绿苑路上被车撞伤了，交通事故就在那里发生的。”

冯梦

于是，曹勇就要求冯梦带路前往发生交通事故的现场看一看，由于现场距离武警医院只有两三分钟的车程，因此很快就到了。曹勇在现场发现了一件沾满血迹的浅色格子呢西装和一双黑色的皮鞋。拥有丰富交通事故处理经验的曹勇在初步勘查现场后发现这里并没有撞击点，也没有血的痕迹，因此怀疑这不是交通事故，即便是交通事故这里也不可能是第一现场。所以他立即这自己的判断结果上报给分局，对此闵行分局非常重视，立即指令闵行分局刑侦支队火速出警前往现场勘查，同时将案情上报给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请求技术支持。

冯梦报案时声称的交通事故现场

“交通事故”现场遗留的血衣和血鞋

4时过后不久，闵行分局刑侦支队的侦查、技术人员在闵行分局叶焕聪局长、卞长忠副局长的带领下先行赶到现场。不久之后，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刑技中心的痕迹专家陈连康，法医室主任阎建军，副主任王德明等技术专家也陆续赶到现场。然后兵分两路，由陈连康和王德明负责现场勘查和查明死者的身份，而阎建军则前往武警医院，负责对死者的尸体进行尸检。

王德明法医

死者身份很快查实，时年69岁的日本国公民佐藤善治，一周前和妻子佐藤登志惠、儿子佐藤公彦持旅游护照来到上海，入住闵行区的某酒店。

佐藤善治

佐藤善治的妻子佐藤登志惠、儿子佐藤公彦向警方反映：4月29日21时左右，佐藤善治独自一人离开酒店，迟迟不归。他们母子于23时开始徒步外出寻找，结果在4月30日1时30分，在绿苑路桥边找到已倒在血泊中的佐藤善治。

佐藤公彦当即打电话给他的翻译兼女友冯梦，让她赶快开车前来，将佐藤善治送医院救治，冯梦驾车赶到后，三人合力将佐藤善治抬进轿车内送往武警医院，但为时已晚，佐藤善治因失血过多，不治身亡。冯梦遂打电话报警……

佐藤公彦和冯梦

另一边，在得到日本国驻上海总领事馆的同意后，阎建军法医亲自对佐藤善治的尸体进行了尸检（由于阎建军曾经在1988年7月29日锦江饭店日本商人小林康二被杀案中有出色的表现，给当时的日本驻上海领事馆非常深刻的印象，因此即便已经过去了13年，日本领事馆还是提出请求：希望阎建军法医主持佐藤善治的尸检工作）——

阎建军法医

佐藤善治其实死的非常不是时候，因为当时中日两国的关系非常不好。4月下旬，行将卸任的时任日本首相森喜朗突然宣布对中国出口的农产品进行所谓的“紧急进口限制”。中方针锋相对，宣布对进口的日本汽车、手机和空调加征100%的特别关税，两国的这场被称为“大葱与汽车之战”的贸易战此时正打得如火如荼。

和朱镕基总理和金大中总统会面的日本首相森喜朗（左）

在这个档口上，一名来上海旅游的日本老人突然惨死在上海的街头，在日本朝野引起了热烈反响，一些不怀好意的右翼媒体更是借题发挥，各种阴谋论喧嚣尘上，一时间乌烟瘴气。

因此，闵行公安分局刑侦支队和市局刑侦总队重案队抽调精锐于4月30日6时成立“4.30”案专案组专办此案。由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副总队长王军担任组长、闵行分局刑侦支队卞长忠支队长任副组长，组员中不乏傅自由、唐伟强、史立新之类的刑侦“大咖”。时任上海市公安局局长的吴志明和分管刑侦的副局长吴延安专门下了批示：速战速决，竭尽全力，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破案！

吴志明（穿米色夹克）

吴延安

在随后的案情分析会上，阎建军法医代表市局刑侦总队法医室宣读了尸检结果并发表了自己对此案的判断：

“他的损伤范围局限在头部，而且局限在头的后部，前面是没有损伤的。那么从损伤的形态和损伤的特点来看，伤口是类圆形的钝器多次打击造成的。这种损伤绝对不可能是交通事故造成的，这肯定是一起凶杀命案。”

“根据尸检解剖，我们在他的体内发现有安眠药之类的镇静类药物的成分，而且应该是小剂量分多次的下药，在加上他被送到医院的时候已经是浑身的酒气，可以认定他在受到袭击的时候神志是处在极不清醒的状态下的。”

“在本案中，现场没有喷溅状血迹，也没有拖拽的痕迹，也没有被害人反抗的痕迹，所以从现场上看我们认为尸体被移动过，因此发现尸体的现场并不是第一案发现场，而是一个移尸现场，这是第一个方面。第二个方面，在尸检过程中，我们发现死者的手上有抵抗伤，而且伤的很重，骨头都被打断了。说明死者的头部被打击的时候死者曾经试图用手去保护被打击的部位，直接被钝器砸中，导致手部骨折。根据这两种情况的推断，我们认为熟人作案的可能性比较大。而死者作为日本人，在上海除了他的老婆、儿子以及他儿子的那个女朋友外可以说是举目无亲，因此我们认为应该将死者的老婆、儿子以及那个女翻译作为重点对象进行调查。”

4.30案案情分析会上的阎建军法医（前排左一）

分析会后，专案组决定兵分五路进行侦破工作：

第一路，对“案发现场”重新进行细细勘查，寻求作案人的蛛丝马迹。

第二路，对佐藤一家居住的酒店员工及门口的摊贩进行密访，重点了解4月29日晚至4月30日凌晨这三名日本人的行踪。

第三路，了解死者生前的生活习惯。

第四路，通过日本领事馆等渠道联系佐藤善治在日本的社会关系，了解佐藤善治一家在日本的有关情况。

第五路，对女翻译冯梦的父母、亲戚、同事进行走访，了解冯梦此人以及和佐藤一家的关系。

第一路侦查员经过对现场的仔细勘查，完全排除了死者死于交通肇事的可能性，和阎建军法医关于死者“不可能死于交通事故”的判断完全吻合。并且鉴于现场没有留下鞋印，地面也没有徒步挪尸所经常能遗留的滴落状血迹，据此分析作案人很可能有汽车之类的运输工具。对此，阎建军法医进一步做了一个假设：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

第二路侦查员在询问佐藤一家下榻的酒店的工作人员后得知，4月29日晚上这三个日本人同时出门，但具体时间说不清楚。

对佐藤善治下榻酒店进行走访的民警

同时在对绿苑路桥沿线进行走访的过程中，家住绿苑路桥北侧的一名女性居民向侦查员反映了一条线索：“4月29日深夜23点左右，我正在给我的小孩喂奶，结果猛地听见窗外一阵惨叫，叫得让我发毛，吓得我浑身一颤，我赶快关上了窗并把灯熄了，之后就没动静了。”

佐藤善治的儿子佐藤公彦对第三路侦查员表示：佐藤善治酗酒，从十几岁开始就酗酒，至今已经五十多年了，每逢酒后必要独自外出散步，时间往往长达1个多小时。这个说法得到了第四路侦查员从日本的佐藤善治的好友处得到的说法相吻合。

为此，侦查员以步行一个小时为限对以佐藤家下榻的酒店为原点划定了一个范围——对黄桦路、红松路、虹井路范围，并拿着佐藤善治的照片，对上述范围内所有的商场、市场、餐饮店、发廊、娱乐场所逐一走访。同时发动上述范围辖区的派出所和居委会对这里出租的私房和建筑工地展开排查。

第五路侦查员在对冯梦的社会关系的调查中获知：冯梦在去年和佐藤公彦相识于一家娱乐场所并在此后开始同居，两人合资购买了一套商品房和一辆“神龙富康”牌轿车，同时双方的父母也在去年有过多次接触。同时还证实：4月29日晚至4月30日1时30分，冯梦一直在上班。

综合以上五路的排查结果，专案组发觉有下述几点蹊跷之处：

为什么佐藤母子在绿苑路桥边一发现佐藤善治，就断定这是一起“交通肇事案”？

案发地比较荒僻、黑灯瞎火，来自异国的佐藤母子人生地疏，又无照明工具，俩还都是近视眼，他们怎么会找到已“倒在血泊中”的佐藤善治的？

案发时，冯梦明明在上班，明明是在接到佐藤公彦的电话后赶到武警医院，在得知佐藤善治的死亡消息后才报警的，为什么说是她开了车子将死者送到医院去的？

案发前几天，佐藤善治喝了酒，总是独自外出，案发当晚为何一家三口同时出门？

就在专案组对佐藤登志惠和佐藤公彦的怀疑越来越大的时候，这对母子突然对访问他们的侦查员提出要回日本。理由是自己心脏有病，所带药品已经用完，急需返回日本取药，并称已买好返日的机票。

佐藤登志惠

这种行为极为反常，站在佐藤登志惠的角度，作为妻子，丈夫被人杀害了，既不悲痛，也不要求警方立即捉拿凶手，也没有要办理后事的意思，却急于离开上海返回日本，不合伦理纲常了。再说，什么治心脏病的药上海没有非要回日本去取？明显就是急于离开的借口。

同时在交谈中，细心的侦查员还发现佐藤公彦的两只耳朵的耳蜗里都有针眼大小的血迹——

佐藤公彦耳蜗里的血迹

于是，16时左右，佐藤登志惠和佐藤公彦母子被传唤到龙柏新村派出所进行问话，同时佐藤公彦耳蜗里的血迹被取样，然后送往闵行分局刑科所进行鉴定。结果令人吃惊——佐藤公彦耳蜗里的血迹并不是他自己的，而是他父亲——也就是死者佐藤善治的。阎建军法医判断这是喷溅型血迹，可能是佐藤公彦向佐藤善治行凶的时候，佐藤善治的血喷在他脸上，在随后的擦拭中因为处在耳蜗中而被漏擦所致。

在随后对佐藤公彦的询问中，侦查员又发现了一个可疑之处：佐藤公彦声称自己在上海开公司，常住在银河宾馆5107房间。而经过银河宾馆方面的核实：该宾馆的5楼是桑拿部，而不是客房层，并且根本没有5107房间。实际上，佐藤公彦和冯梦同居在龙柏地区某新村内。

此外，冯梦声称与佐藤公彦相识只有半年，然而经过专案组的调查核实，两人已经同居了至少三年并已经谈婚论嫁。

因此，专案组越发觉得佐藤登志惠、佐藤公彦和冯梦身上都有重大问题，阎建军法医的推测判断是正确的。

此时，闵行分局刑侦支队卞长忠支队长想起阎法医的“作案人很可能有汽车之类的运输工具，交通工具可能就是第一案发现场”假设，提出应该搜查一下那辆送佐藤善治上医院的“神龙富康”牌轿车，里面肯定有名堂。

送佐藤善治去武警医院的那辆“神龙富康”轿车

果然，侦查员们经过对这辆轿车里里外外的仔细检查，尽管车内明显已经经过擦洗，但是技术人员还是在车内顶部、车门内侧、座位上下、凹陷缝、车厢四壁等处都能找到静态喷溅血迹。同时还通过调看相关道路的监控画面确定，在案发时，驾驶这辆“神龙富康”牌轿车的并不是冯梦，而是佐藤公彦。

侦查员将车内的血迹送检比对，比对结果意料之外但也在情理之中，车内的血迹也属于死者佐藤善治，换句话说，阎建军法医关于第一案发现场应该在车里的猜想是正确的。现在可以确定，案发的第一现场就在这辆“神龙富康”轿车内，佐藤善治就是在这辆轿车里被害的。

恰在此时，对佐藤一家在日本的情况调查也有了反馈。来自日本方面的反馈证实，佐藤公彦曾在一周前在日本为佐藤善治买了巨额人身保险，如果佐藤善治意外死亡，佐藤公彦作为受益人可以获得巨额的保险理赔。

因此，专案组认定佐藤登志惠、佐藤公彦有重大作案嫌疑，而冯梦有重大包庇犯罪的嫌疑，于是在4月30日18时左右将三人分别拘留审查。

首先被突破的是冯梦，刚到案时她还一口咬定是她开车送佐藤善治去的武警医院，还矢口否认自己和佐藤公彦的恋爱关系。但是当侦查员摆出证据证实她和佐藤公彦的恋爱关系并告诉她佐藤善治不是被车撞死的，而是在那辆“富康”轿车内被人杀死的时候，冯梦彻底慌乱了，于5月1日凌晨刚过的时候如实供述了自己作伪证的事实。

“4月29日10点半，我按照约定把‘富康’车开到佐藤一家住的酒店，把他们一家三口接到奉贤南桥，我爸妈开的食品厂参观，中午就在镇子里吃了午饭。下午2点，我把他们送回酒店后，我就和佐藤公彦去喝咖啡，顺便给车加了油。然后接着我的姐姐一起去顾戴路看商品房。傍晚的时候我和佐藤公彦开车去酒店接了他妈妈（指佐藤登志惠）一起去烧烤城吃晚饭。在吃饭的时候，他妈妈不断在咒骂他爸爸（指佐藤善治）。晚上8点的时候，我开车把他们（指佐藤公彦和佐藤登志惠）送回酒店，然后佐藤公彦叫我把车留下后让我回公司上夜班了。”

“晚上10点过后，我正在公司上夜班，佐藤公彦突然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不见了，他和他妈妈正在找。一个小时后他又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还没找到。12点的时候我打电话给佐藤公彦，问他爸爸找到没有，他说还没找到。4月30日1点半的时候，佐藤公彦打电话给我，说他爸爸找到了，浑身是血倒在马路边上，看样子是被车撞了，他已经开车送他爸爸去了武警医院，要我马上去武警医院。还再三叮嘱我：如果警察调查这件事，一定要说是我开车送他爸爸上医院的，因为他（指佐藤公彦）没有中国的驾照，在上海属于无证驾驶，会被警察抓的，还要求我帮他报警。我在去武警医院的出租车上报了警，当我赶到武警医院时，他爸爸已经死了，他妈妈还坐在‘富康’车里面，一个劲的哭——他爸爸是怎么死的我是真的不晓得。”

当冯梦的供词摆在佐藤公彦面前时，之前一直试图死扛的佐藤公彦的心理防线彻底崩溃，交代了自己杀害自己亲生父亲佐藤善治的全过程，下面将他的供词摘录如下：

交代罪行的佐藤公彦

“我母亲和我父亲结婚几十年，一直被我父亲毒打，有好几次被打成骨折送医救治，我恨透了我父亲，就想杀掉我父亲拯救我母亲。”

“我们商量，制造车祸不能选在日本国内，最后我们对着地图选了半天，最后选在了上海，因为从日本到上海有航班，来去方便。此外上海还是冯梦的老家，可以得到她的帮助。”

“在离开日本前，我给我父亲买了三分意外保险，然后和我母亲商量制造车祸杀掉我父亲，因为只要他出车祸意外死亡，我们就可以获得总共一亿日元的保险赔偿金，这笔钱可以帮助我母亲养老，也可以改善我的公司的经营状况，我母亲她想了一会后就同意了。”

“但是我们到达上海后，因为天气一直不好，始终没找到下手的机会，因为我们原定5月1日返回日本，因此到4月29日的时候我觉得再不动手就没有机会了。所以在冯梦开车把我们送回酒店后，我母亲把两片安眠药放在我父亲喝的啤酒里，我父亲喝下后照例要出去散步，我和我母亲陪他下楼，刚出酒店我父亲就开始迷糊了，于是我和我母亲把我父亲放在‘富康’车的副驾驶座位上，由我驾车，我母亲坐在后排，上车前我把榔头交给了我母亲。”

“车在行驶途中，母亲用榔头砸我父亲后脑数下，然后我停下车，我父亲本能用手捂着头，母亲又用榔头继续砸我父亲后脑二十多下，我父亲就不动了。然后我又启动了车，途中我母亲又用榔头砸了我父亲几下，最后我停下了车，在我母亲的要求下用榔头又砸了我父亲头部几下——”

随后，佐藤公彦将车开到绿苑路桥，将佐藤善治的外套和皮鞋丢弃，伪造了一个交通事故的现场，然后他开车前往他和冯梦的住所，换下了他和他母亲身上的血衣，藏好了凶器，然后又驱车载着母亲以及佐藤善治的尸体和前往武警医院。途中，佐藤公彦打电话给冯梦，指使她作伪证，并报警……

根据佐藤公彦的交代，专案组在龙柏地区佐藤公彦的住处搜出了佐藤登志惠用以杀死佐藤善治的那把榔头（被发现的时候还被刻意装回到包装塑封里），并在上面检出了佐藤善治的DNA。并在衣橱里搜出了佐藤登志惠和佐藤公彦作案时穿的血衣，血衣上的血迹经过化验，与佐藤善治的血液DNA样本可以作同一认定。

专案组起获的佐藤母子作案用的榔头

佐藤登志惠是这样描述自己的作案动机的：

“几十年过来了，事到如今，我后悔当初没带着儿子早点离婚。如果那样，也许就不会有今天这样的结局。我丈夫每天陪伴着酒精和弹子房，对我来说是非常痛苦的日子，经常背着儿子在夜里找我丈夫，他如果和人打架受伤的话我还要替他包扎，在他喝得醉醺醺的时候，会把家里弄的乱七八糟，最后也得由我收拾。尽管我流着泪，但依然支持着我丈夫，不管发生什么都忍着不提出离婚。儿子上初中的时候安慰我说：长大了我会保护妈妈的，所以我就这么一直忍到了今天，但我实在无法再忍受下去了。”

“当我儿子告诉我说：他在上海的公司经营状况不是很好，只要杀了我丈夫，他就能得到一大笔保险金，能改善公司的运营，所以我最后答应了我儿子。”

“到了上海后，我去药店买了安眠药，从4月26日开始将药放在我丈夫喝的啤酒里，希望我丈夫酒后出去散步的时候迷迷糊糊被车撞死。但他每次出去都能平安回来，眼看回日本的日子就要到了，如果这样回了日本，我害怕丈夫依然本性难移，家庭会继续处在混乱状态，我想在经历这么多事之后，儿子也会做出和我一样的选择。所以，我在4月29日和儿子商量后决定动手——”

佐藤登志惠

佐藤登志惠的讯问笔录

佐藤登志惠的讯问笔录

至此，本案真相大白。杀人的佐藤登志惠、佐藤公彦以及帮助作伪证的冯梦在5月1日上午被刑事拘留。

案子破后，佐藤公彦购买保险的三家日本保险公司特别通过日本国上海总领馆向上海市公安局发来感谢信，表示如果不是“刑警803”的火眼金睛，他们每家至少要向佐藤登志惠和佐藤公彦理赔3000万日元。

2001年5月15日，佐藤登志惠、佐藤公彦被上海市人民检察院一分院以涉嫌故意杀人罪批准逮捕；冯梦以涉嫌包庇罪和伪证罪被批准逮捕。期间，佐藤登志惠和佐藤公彦请求聘请日本律师作为他们的代理人，但被断然拒绝（这事关中国的司法主权，不容商量）。

2003年6月25日，上海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当天有十余家包括朝日新闻在内的日本方面的媒体来到现场旁听）：佐藤公彦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佐藤登志惠犯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刑满释放后将被驱逐出境（因为中国和日本之间没有引渡条约，因此两人将在中国境内服刑）；冯梦犯包庇罪和伪证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包庇罪和伪证罪造成严重后果的量刑为三年以上七年以下有期徒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