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秘“二八五团”：战时中共干部婚恋管控，有多严格？一文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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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代中国走向世界的过程，两性关系融入世界主流的认知，一直在稳步推进，这其中，中共作为一个具有国际主义背景的政党，一个追求自由平等的政治力量，对两性平等、爱情和婚姻自由尤为坚持。

一直生活在大后方的马千里到延安后在日记中写道：“到延河洗浴，有一青年男子赤身露体洗浴，旁边的女同志一点也不在乎。封建残余在延安解放了的男女身上，被扫除得净光，可喜。”

爱和婚姻自由是共产主义革命的重要取向之一，然而，当婚姻自由遇上民族战争，向来走在婚姻自由前列的中共，也不得不选择了现实的道路。

1、“二八五团”的规定

和之前倡导婚姻革命相比，中共抗战时期的婚姻政策明显有了变化，下面一段话大致是战时中共婚姻政策的体现：

（1）经常进行关于包办婚姻及早婚之害的宣传，并强调政府婚姻法之正确及庄严。
（2）对一般人不要强调自由恋爱，对身感痛苦之妇女，揭露旧社会制度之罪恶，使积极参加解放事业。
（3）对一般的婚姻纠纷，应采取息事宁人、促进家庭团结的态度。

从法律、稳定的角度而不是从激烈革命的角度对待婚姻、家庭，“不要强调自由结婚，不要去帮助他们离婚”，成为这一时期中共家庭、婚姻政策的主流，这也是抗战时期中共社会政治政策总体趋向缓和的一部分。

战时中共婚姻政策的最重要变化，就是后来被称为“二八五团”的婚姻限制性规定。

所谓“二八五团”，即各根据地对干部和军人结婚条件做的限制的简称，这些限制包括：28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等。

因为中共中央没有做出统一规定，具体条件各地不完全一样，也有规定25岁、8年工作历史、团级干部的，在后方的陕甘宁边区，级别可以放宽到营连级。

因此，各地简称也不完全一致，有的地区称为“二五八团”、“二五八七团”等等。

不过，无论具体条件如何，结婚需要满足年龄、工作历史或党龄、级别三方面的条件则是一致的。

之所以如此，当然是出于巩固自己队伍的考虑，按黄克诚的说法就是：

“因处在敌后环境中，结婚干部过多影响斗争和工作，故必须作一定的限制。”

2、国民党的前车之鉴

和中国众多规制都出现于国家权力逐渐伸展的近代一样，对婚姻的限制也和国家近代化的趋势相应。

传统中国军队没有形成关于婚姻的规制性条款，1920年代，当有人注目于此时，几成笑柄。

当时杂志写道：

“冯玉祥前于开封发表训话，对所部之婚姻，严加取缔，一时传为趣谈。”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军人管理逐渐向近代化方向靠拢。

1931年2月，军政部发布《陆军军人婚姻规则》，规定：

军人订婚时须“报告呈候所属长官审查核准”，“（1）在战时或在防务吃紧时，（2）结婚后其应得收入尚不足以维持军人相当生活时”，可停止订婚人结婚。

配偶有下列情祝禁止订婚：

“（1）非中国国籍者，（2）反革命确有证据者。”

1934年12月，在规定实行义务兵役制的《兵役法》公布一年后，国民政府公布《陆海空军军人婚姻规则》，大体沿袭了陆军的规定，增加条款为：

“陆海空军学生暨一年以内短期训练之学员，在肄业期间，及现役初年兵二年兵，均不准结婚。”

这是中国以中央政府名义限制军人婚姻的首个条款，与义务兵役制差不多前后脚出台，当非偶然，是国家权力下沉、国家管控要求逐渐增强的结果。

不过，国民政府公布的婚姻规则只是限制了新兵结婚，老兵和军官不受约束。

1930年，陶孟和调查山西一个警卫旅，925人中，已婚者249人，未婚者676人，已婚比例达到26.9%。

国军官长结婚比例更高，2005年的一个访谈中，抗战时期住在浙江桐庐的吴淑芳回忆：

“国民党军队里好像还有随军的家眷。记得我家住进过一支国民党部队，带头的是一个团长，广东人，他把他的父亲以及妻子都带在了身边。"

国军官兵战时携带家眷闹出许多荒唐事：

“一连太太二十多，宿营二日不能办公，马弁皆忙着为太太老爷找房子。”

打起仗来，姨太太成为掣肘：

“一连长指挥队伍作战，一手举着手枪，高呼：‘打啊打啊！’两个姨太太拉着皮带嚷：‘走，走，我怕我怕！’”

国军战斗力不彰固然受多种因素影响，家属随军不能不说也是原因之一，中共在这方面严加限制，和这种近在眼前的教训或不无关系。

对此，即连国民党本身也有反省，陈诚曾设想：

“战场不许住家眷，以军为单位，分配地区驻禁。”

1948年底，国民党在大陆统治行将崩溃时，蒋介石也意识到军人婚姻的重要性，计划：

“（1）严禁军人在战区结婚；（2）军人结婚必先在国防部登记批准。”

3、“二八五团”规定的执行

相比国民政府控制力的有限推进，中共的权力伸展要远为宽泛，体现在婚姻问题上也是如此。

中共是一个组织严密的意识形态政党，严密的组织意味着严格的纪律。尽管大多数时候，纪律不应抹煞个人的私生活，但作为一个强调无条件献身的政党，尤其是一个高度重视内部组织纯净的政党，对党员实行全方位的管控几难避免，战争环境更予这种管控以更大的边界。

在1937年黄克功案（黄克功因逼婚未遂在延河畔枪杀了陕北公学女学员刘茜）后，毛泽东到抗大作“革命与恋爱问题”讲演时，就提出共产党人的婚恋三原则，包括：“革命的原则，不妨碍工作、学习的原则和自愿的原则。”

毛泽东提出的这三个原则，成为战时中共党人处理婚恋问题的指针。

1940年，彭真代表中共中央北方分局做报告，根据毛泽东的三原则对党员的婚姻问题做出更明确界定：

“第一，要有共同的政治基础（同是党员或是同情者）；第二，要工作上能互助；第三，要相互有爱情。”

以此，政治上的共同基础成为先决条件。结婚不仅是个人问题，更是组织行为，应该报告组织并得到组织批准。

在长期有父母包办婚姻传统的中国，这样的措施实施起来的确也不是那么突兀。

按照聂荣臻的说法：

“我们目前正处在最艰苦的斗争环境中，就是讨老婆也是绝对不应该的。我们的干部在这些地方必须以身作则。如果每一个人讨一个太太式的老婆，弄到一个特务员，背个驳壳枪，那就等于把八路军的传统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从现有材料看，抗战时期，中共各地党组织对干部和军人结婚已有限制。

黄克诚1942年谈到的条件比较有代表性：

“对干部婚姻问题，除毛泽东同志所指示三个条件外，必须团级或科长以上干部，男年龄在二十八岁，斗争历史五年以上者，女子二十一岁以上者才准结婚。”

淮北区党委规定：

“争五年以上者，始具结婚条件，并越级批准后始得结婚。”

不过，此时各地政策不一，晋察冀等地要求比较严格，有些地区则比较宽松，1943年，129师的报告说：

“对于干部婚姻问题上，只要对方政治背景不复杂，而又在男女双方自愿原则下，按政府婚姻法令，一般是可以的，不能以一些条件来限制。不能规定以哪一级干部及年龄为标准。”

当然，该报告也强调干部结婚需得到批准，提出“抗战胜利以后再结婚较好”。

抗战结束的胜利声中，结婚限制出现松动，以致发生“乱找对象，欺骗组织和隐瞒年龄，不经批准就结婚等”现象。

1945年12月，冀南军区三分区发出《关于干部婚姻问题的补充指示》，予以严厉制止。

条例规定：

“在今后六个月，紧张工作时期对营以下干部婚姻一般的不批准，…干部人员要求结婚找对象，必须先报分区组织科及党委会考虑批准才能进行。”

和各地普遍限制到团级干部不一样，这个规定只限制到营级，这既有可能和抗战结束整体氛围比较宽松有关，也和婚姻限制没有统一标准相关。

大规模限制干部婚姻和中共秉持的婚姻自由理念相悖，以中央名义制定正式的婚姻限制条款多有不便。

在此中共的机动灵活和上下通畅的运转发挥了作用，各地自行出台的婚姻规定，自觉承担起为中央把关的责任，而共产党人的纪律及自觉，又能保证这种没有得到中央公开授权的规定可以顺利实施。

有意思的是，后来取消这个规定时，却用了中央的名义。

1949年底，中共中央组织部发布指示，提出：

“党员干部婚姻问题，过去规定要有6年党龄、8年工作历史、县团级干部等条件方准结婚，已不适合于今天情况，这种限制应予取消。”

4、解放战争中的婚姻政策

三年内战爆发后，战争形势紧迫，各地出台了更为明确的相关规定。

1946年9月，东北局发出通知，阐明限制干部结婚的理由：

“为鼓励全军斗志，以便集中全力打击敌人，为保障我党我军组织上、政治上、思想上之巩固与纯洁，严防腐化堕落现象之发生和不使一个奸细分子混入或利用男女问题作鬼，因此，对于干部结婚要求不能不有所限制，结婚条件亦须略微从严。”

具体条件包括：

（1）从本决定发布之日起，八个月之内禁止结婚。（2）八个月期满后要求结婚者，需具下列条件：甲、军队为现任团级或相等于团级之干部，地方现任县级之干部，党龄七年以上，年龄二十八岁以上者。乙、结婚对象最好是共产党员，至少是政治纯洁，来历清白，且有可靠证明者。未成年（年满十八岁为成年）之女子禁止与男子结婚。

满足条件者结婚也需经相应机关批准：

“男女双方均需经县委以上党部，团以上政治机关作政治审查，经批准后方可结婚。批准之权，属地方党政人员者经地委批准，属军队人员者，在地方部队属分区政治部，在主力部队属师、旅政治部，在军区纵队各直属机关属军区纵队政治部，总部直属队人员由总政治部依情形临时酌定之。”

东北局的文件发出后，影响重大，各地多参照东北局的条文对本地区结婚条例做出规定，比如冀热察区的规定中明确说是“根据东北局分局总政治部指示”制定本地区规定。

内容大体沿袭东北局，稍有变动，延长了禁止结婚的时间，“在一年内一般干部禁止结婚与订婚”。

同时规定：

“绝对禁止与当地地主富农之女完结婚（已是共产党员而参加工作者例外）。”

也有地区干脆规定：

“战争期间，各机关部队学校及各企业部门全体脱离生产人员，一律停止结婚，以减少拖累，提高工作效率。”

战争状态下，直接和士兵发生紧密联系的中下层军官能不能和士兵同甘共苦，势必影响部队的凝聚力；限制中下层军官的婚姻，既可以排除家庭的杂念，又可以让普通士兵感受到官兵平等的氛围，不能不说是一个容易想到的办法。

而中共的集体主义逻辑及管控能力既予这样的规定以精神支撑，也保证规定能够得到有效执行。

正因此，即便符合结婚条件的带兵军官，结婚后也特别注意夫妻相聚有可能带来的影响，太岳纵队明令：

“各级首长、各同志的女人，如因事到部队住宿，按情允许，但时日不应过多，以免妨害工作。”

新四军金萧支队的杨思一妻子来聚时，“宿至半夜，怕老百姓有反映，又找到老百姓家去睡了。”

按照中共追求的军地一体原则，限制中下层军官，不限制地方，难免造成地方和军队间的不公，予前线将士以不良观感。

何况，中共一直强调军队和地方融合，军地之间本来就经常相互转换，地方开了婚姻限制的口子，势必给军地转换造成困难，因此，在中共的系统运作逻辑下，干部婚姻实施全体的一刀切限制，势成必然。

5、质疑的声音

尽管中共实施婚姻限制有其充足的逻辑，但具体到每个个体，在当年的社会，28岁（或25岁）、5年党龄、团级干部的确是一个不低的门槛，大量适龄干部因此被挡在了婚姻门外，为此焦灼、苦恼。

刘荣日记中写道：

“在下级干部中关于婚姻问题有‘只许州官放火，不许百姓点灯’的痛感，有时充满胸怀。”

这种不满情绪甚至会以一种讲怪话的方式反映出来，张南生引的日记中记载，精兵简政期间，面对可能被精简的威胁，有干部在发言中提出：“建议首长艰苦奋斗，也不要结婚，渡过两年苦难，因结婚是一种浪费。”

严格的婚姻限制措施不可能不激起一些反弹：“有的干部填表时说自己‘为无产阶级奋斗’，但到他涉及老婆问题时，他对和他谈话的秘书长和处长说：‘我的老婆问题不解决，我安不了心。’”

刘荣日记中也吐露了干部的一些心声：

“军区规定那种所谓‘团级以上干部才准结婚’，因此一般青年在未达到团级干部而进行恋爱则认为是不正确的、思想意识不良的，被批评，纵或两人情投意合也不能解决。这样引起许多同志，差不多普遍的不满，影响到情绪的不安、工作的消极，甚至发展到动摇地步。”

整风之后，尽管党内政治空气日益严肃，但内部的讨论仍然得到鼓励，关于婚姻问题的限制由于涉及众多干部的利益，经常成为讨论的话题：

“小组会讨论党的婚姻政策问题，大家一致的想法，党的婚姻政策即：（1）政治奋斗目标相同。（2）不妨阻工作。（3）双方自愿原则下可以自由结婚。…但晋察冀军区特以规定团级以上才准结婚。我始终反对这个团级规定，因为它会产生下列弊端，促成阶级地位观点、造成对工作上不满不安、婚姻问题形成不正常。”

当然，这些看法也会遭到激烈反驳，红军老干部王紫峰记下他在干部会上就婚姻问题的发言，很可以代表无条件维护党的利益的声音：

昨天开分直机关干部论战，争论过去的婚姻政策。有些同志对党限制军队干部结婚年龄愤愤不平，提出了许多不成理由的理由来反对。什么违背了政府的法令呀，是提倡复古呀？经党审查批准是封建包办呀？什么欧战死亡率太大需要繁殖人口呀，损失了多少人的青春呀等等。
我认为这些人完全忘记了自己是个党员，忘记了我们是处在战争的环境，特别是敌后这样的环境。换句话说，就是要党的利益服从他个人的利益。为此，我昨天连午睡都无法入睡，吃饭也不如平日有味，直到今天痛痛快快给以驳斥后，才睡得比较舒服些。

其实，质疑结婚限制，并不就要否定集体利益，像刘荣所说：

“许多男女青年，客主观条件够相当，不仅与毛主席之原则相符合，而且双方经在长期斗争中有了深刻了解，由战友感情发展到永久在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坦途中伴侣，把政治结合和自然结合融化为一体。唯有一条组织上不允许，甚至于理由就是资格不够，没有到团级干部。”

一些干部抱怨的只是这样的规定。不过，当王紫峰以集体主义的原则对这样的抱怨予以批驳时，另一方很难有继续质疑的空间，王的发言最终以大家哄笑而大获全胜。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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