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金”鼎立，谁在影响世界黄金价格

图片说明：王振营接受《环球时报》专访。 王 冬摄

黄金和房地产近期成为中国市场备受关注的两个领域。前者的价格，从今年3月份的2000美元/盎司附近一路攀升至2400美元/盎司以上的历史高点，眼下正在经历波动；后者因中国50余城陆续解除限购政策，而引发大讨论。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员、《交易经济学》作者王振营曾参与2010年房地产限购等相关政策制定，并在黄金交易领域有过多年的研究。在接受《环球时报》记者专访时，王振营表示，没能及时预测2008年金融危机，让西方主流经济学广受批评，而疫情过后，主流经济学依然没有能力帮助解决全球经济问题。他尝试用“交易经济学”理论，解释目前中国经济出现的现象和问题，并提出对策。

“不要重仓黄金”

世界黄金协会官网显示，全球三大最重要的黄金交易中心分别为伦敦OTC市场、美国期货市场和上海黄金交易所，这些市场占据全球交易量90%以上。世界黄金市场逐步形成“伦敦金”“纽约金”和“上海金”三金鼎立态势。

环球时报：国际上，是谁在影响黄金的定价？在国际黄金定价体系中，“纽约金”“伦敦金”以及“上海金”，谁影响力更大？

王振营：“纽约金”“伦敦金”以及“上海金”这三金各自监测的重点不一样，发端历史也各不同。在三金当中，历史最长的是“伦敦金”，首次推出的时间是1919年，到现在100多年。“伦敦金”主要是现货黄金买卖形成的价格，每天两次设定全球黄金参考基准，在实物交易市场占据领先地位。

相比“伦敦金”，“纽约金”主要反映市场期货价格，是投资的风向标，首次推出时间是1974年，到现在有半个世纪。“纽约金”是一种不断变化的价格，类似股市交易，有收盘价。判断黄金价格未来上涨还是下跌，看“纽约金”；黄金现货交易价格，看“伦敦金”。

“上海金”是上海黄金交易所于2016年引进的上海黄金价格基准。“上海金”主要应用场景是国内零售市场，比如说北京菜百黄金价格，主要使用的是“上海金”定价。伦敦黄金市场开盘后，会参考“上海金”定价。“伦敦金”收市后，纽约开盘价格就要参考伦敦和上海现货金的价格。三个世界黄金交易中心，上海、伦敦、纽约三方交易时间几乎是无缝连接，并且相互影响。就影响力来看，“纽约金”影响力最大，但是价格并不完全反映美国因素，它反映的是全世界黄金供求，其中很重要的一方面来自中国，因为中国是黄金最大消费国和进口国。现在“上海金”也逐渐在影响香港市场，辐射东南亚，未来也一定要走出国门，扩大影响力。

环球时报：对于投资黄金，您认为应该注意什么？

王振营：黄金有定价独特的逻辑，其价格波动是靠前一个价格驱动后一个价格，以价格的自我驱动运行。这种市场具有一个典型特点，就是大幅波动，上涨时会涨得更高，下跌时会跌得更深。从这个角度来说，投资黄金市场具有风险，所以普通投资者切不可在黄金市场上追涨杀跌。另外，黄金没有现金流支撑，即黄金不像房地产一样，出租出去还有现金流收益，所以一般情况下机构投资者很少重仓持有黄金，黄金更多是一种保守性、防御性投资。

“限购令”松绑透露重要信号

杭州、西安上周双双宣布全面取消住房限购。截至5月9日，全国共计50余个城市对限购政策松绑。

环球时报：从推出限购政策到现在松绑，您认为背后反映了中国经济发生了哪些变化？

王振营：房地产领域的“限购令”，始于2010年的北京，此后相继有多个一二线城市跟进，到今天“限购令”已经实施了14年。2010年前后，北京、上海等地房价大涨，大家都很担心中国房地产会重蹈日本覆辙。上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初，日本房地产一度非常疯狂，最后泡沫破裂，导致日本经济一蹶不振，之后更是经历了“失去的30年”。可以想象，房地产泡沫对一个国家经济的破坏力有多大。所以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国家及时出台“限购令”，限购限贷多管齐下，应当说是限制房地产炒作最有效最直接的办法。

今天放开房地产市场限购，我认为透露一个重要信号——中国已经成功防止一次恶性房地产泡沫的发生，房地产市场已经回归正常。由过去的卖方市场转变为买方市场，放开限购意味着房地产回归市场进行自我调节。

环球时报：这些限购政策的松绑，对未来中国房地产的走势产生什么影响？

王振营：限购政策取消后，房地产市场既不会再像过去一样重新爬高，也不会断崖式下跌。一个重要原因是市场交易都存在“粘滞效应”，当大家都处于观望状态时，很难打破这个局面。政府限购解除，卖房人看到买房人会增加，就不急于出手，市场供给端数量减少；房屋出售量只要一减少，会出现“边际结构”变化，买方认为房价还会下降、买不到合适房子，也处于观望状态，因此买方数量也减少，买卖双方结构又会发生新变化。这种变化就像春天河道融冰的过程一样，尽管过程缓慢且微不足道，但正是这一点一滴的变化，假以时日，市场格局就会发生改变。

美国的“霸主焦虑综合征”

英国《金融时报》2017年曾以“中国央行官员新书挑战西方经济学”为题目报道称，2008年金融危机使主流经济学遭到了广泛批评，但王振营的批评出自一种独特的中国视角。他是中国较早一批攻读主流西方经济学的学者，但他提出的“交易经济学”颠覆了主流经济学的观念。1996年，王振营赴美国做访问学者。当时，他已经有意识地去审视主流经济学中存在哪些不足，并在此后的职业生涯中，一直试图寻找解决的途径。

环球时报：2008年9月危机爆发前夕，包括美联储、IMF等众多机构，没有一家能察觉一丝一毫的危机迹象。您认为，是哪里出了问题？

王振营：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对统治全球超过100年的西方主流经济学形成一个巨大的冲击。当时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美联储等对此都毫无察觉。金融风暴过后，美联储前主席格林斯潘回顾往事，仍然百思不得其解，“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为什么所有声誉卓著的经济学家和政策制定者在此次事件上都错得如此离谱？”

2019年疫情暴发后，以美国为首的国家推出大规模刺激措施，至今仍没解决高通胀等遗留问题。在西方主流经济学看来，经济增长是家庭和企业经济活动合成的结果，基于这样的认识，大部分经济政策均以刺激交易主体为出发点。

而交易经济学认为，应聚焦维护交易网络结构的完整性和循环的稳定性，宏观政策当务之急并非刺激消费，而是对交易网络支点企业直接救助，借助交易网络的渗透功能，激发交易系统活力。社会庞大的交易网络就像一张渔网，如果这中间一个很重要的节点断掉，只有通过及时救助、修复，整个社会经济才会继续运转。

环球时报：美国财长耶伦近期访华，抛出中国电动汽车、太阳能电池板和其他清洁能源产品产能过剩的问题。对于耶伦的说法，您怎么看？

王振营：产能过剩是一个很简单很直白的问题，就是一个行业的生产能力远远大于市场需求，从而导致整个行业生产能力利用率不足，表现为市场上有大量产品库存。而耶伦之所以认为中国产能过剩，是因为中国这些产品在世界上具有强大竞争力，占了美国等市场很大份额。但这不是判断产能是否过剩的标准，这恰恰表明，中国产品竞争力强。

耶伦担任美国财政部长，也是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伯克利分校经济学及商学院教授，还曾是美联储主席。对于产能过剩，耶伦本人肯定非常清楚如何判断，现在对中国的指责，她本人也很难自圆其说。美国之所以这么做，根本原因是担心在新赛道上自己失掉竞争优势。而美国这种不顾形象的指责，也是“霸主焦虑综合征”的一次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