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十八岁》

我的十八岁

文/黄容宁

十八岁的时光，精彩而又浪漫；十八岁的天空，充满数不尽的梦想。可我十八岁的那一年，却忧心忡忡，有着许多忐忑与迷惘……

记得那是一九七五年的四月，我刚刚高中毕业，便积极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挑着被褥、提桶、脸盆和换洗的衣物，来到了一个两县交界之地的小山村——桐子山。

我们这批知青，一共有七个人(五男二女)，集体插队落户。初次离开爸妈，来到一个人生地不熟的偏僻贫穷村庄，从此就要在这里劳动，在这里生活，也许还要在这里成家，过上一辈子，前程究竟如何，真是不敢想象……

怀着焦虑和不安，开始了新型农民的生活：每天跟着生产队的人，天蒙蒙亮就要出去劳作，八点多钟才回来吃早餐；吃过早夕，最多也是休息半个小时，又要出工了……

来到这里一段时间后，同去的知青陈建和，被安排当了村小学的老师，骆正军被送到县医院培训(回村后担任赤脚医生)；我们其余五个，在生产队安排的师傅们指导下，分别到猪场喂猪、放牛，或者参加栽种烤烟、插田、割麦子等劳动。

印象最深的是，我头一回下水田参加劳动，就是给禾苗施肥（土话喊“掬葳”）——那时用的是土杂肥，首先要把山上铲的草皮晒干，烧成灰挑回来，然后拌上厕所里掏出来的粪便，让它发酵一段时间，再一株一株地施到禾苗的根部；一不小心，就会抓到那没有拌均匀的大便，一砣一砣，软趴趴的，既难闻又恶心。

当时的我，就像嘴里进了苍蝇一样难受，迟迟不敢伸手；但同去的那些男女村民，老的少的，高的矮的，胖的瘦的，个个手捧畚箕，有说有笑，毫无忌讳，伸手就抓，像鸡啄米一般，熟练地施着肥，很快就把我拉下了一大截。我不得不鼓起勇气，学着他们的样子，端上畚箕，闭上眼睛，悄悄地抓起一小撮，偏着头把它按到了禾兜上……

随着时间一天天的过去，我逐渐地适应了各项劳动，甚至可以挑着粪桶，到各家各户的厕所，去掏大粪——当时我们知青点，在彭队长的带领下，为了解决烧柴的问题，挖了一个沼气池，沼气池需要很多肥料发酵，所以我们知青点所有的人员，都得出动去收集各种土杂肥，包括村民家的厕所——此时便再也没有恶心与羞涩的感觉，想到的只是如何完成任务，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随着第二批、第三批知青的到来，我们的分工重新进行了调整，我被安排当上了小队会计，除了在生产队记账做账、分配粮食等事务，其它时间还得接受生产队的安排，到田间地头去干活。

当会计最头疼的是做账目和打算盘，账目很多，什么“总账、分账”，“现金账、实物账、往来账”等等，刚开始弄得人几乎头昏脑涨；尤其是拨弄算盘，曾经请教过好多人，包括队上的老会计、区里的会计。当时，我父亲在区供销社上班，工作性质也跟财务有关，特意来到桐子山，手把手地教我，如何对账、调账，怎么打算盘。

那一段时间，我除了下地干活，以及吃饭，平时走路都在背诵“珠算口诀”，什么“一上一，二上二，三下五除二，四下五去一，五去五进一”，几乎背得滚瓜烂熟；有时半夜做梦醒来，还会忍不住用几个手指头，在床单上拨拉几下。“功夫不负有心人”，不到半年的时间，自己总算胜任了会计工作。

在蒋队长的带领下，我们搞了茶叶扦枝试验，养猪场也办得红红火火。十七个知青，面对艰苦的生活，从不畏惧，不管劳动有多辛苦，每当大家回到知青点，歌声、笑声,笛子、二胡声，便响彻整个知青院中。我们成立了宣传队，参加冷水区和公社的文艺演出，还组织村里的老人和小孩唱歌跳舞。我们的激情和欢乐，影响着这个偏辟的小山村；区中学曾经组织各年级的学生，前来桐子山参观学习……

一年后，在党支部的培养下，我光荣地加入了党组织，并先后被评为县、地区、省级先进分子。在县、区、公社各级领导的关心和照顾下，我们这个小山村，由原来的生产队，独立组建了一个大队(桐子山大队)，我被提名担任桐子山大队的会计，兼妇女主任。此后照样认真工作，积极劳动，以点为家，从不计较个人得失；担任小队会计、大队干部期间，都有工分补贴，年终分红不论多少，与大家平等享受，没有半点特殊，也毫无怨言。

一九七八年，我被第一批推荐招工，进了县城进了厂，从此离开了桐子山，开始了新的人生旅途。

“韶华易逝，青春不再。”回顾三年多的农村生涯，虽然环境十分艰苦，但我受到了教育，得到了磨炼，增长了见识，积累了生活的经验——十八岁令我终生难忘，永远在脑海里珍藏……

作者简介

黄容宁，女，汉族，1957年正月出生，1974年高中毕业于湖南宁远冷水中学；1975年5月响应党的号召，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冷水区上宜公社桐子山生产队集体插队。因为表现好，经公社和大队支部的培养，入了党，先后担应了生产队和大队会计、妇女主任，多次岀席县级、市级先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1978年招工进城，在宁远县氮肥厂（办公室）工作，1982年调县公路局（财务股、政工股）工作，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