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岁男孩留遗书跳楼案”二审维持原判，缓和的结果归属须慎用

本文作者：陆向辉

2024年5月17日上午，江西省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对上诉人张某某、汪某某诉原审被告人邹某侮辱、虐待被看护人一案进行二审公开宣判。维持江西省九江市濂溪区人民法院对自诉人张某某、汪某某诉被告人邹某侮辱、虐待被看护人案一审作出的无罪判决。

写进“两高”报告的案例和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在《关于依法适用正当防卫制度的指导意见》中都有提到，要切实防止“谁能闹谁有理”“谁死伤谁有理”的错误做法。这种现象并不仅仅出现在和正当防卫有关的案件当中，还有其他类案件，因为出现人员死伤的结果，为了消弭社会影响或者抚慰被害人和被害人家属的情感，可能会不当地扩大刑事责任追究的范围，对罪刑法定和刑法的谦抑适用形成挑战。

实务中支撑自杀案件需要立为刑事案件侦查进一步追究涉事当事人刑事责任的理由中，被称为缓和结果归属的理论最为重要，该案的两审判决并未采用该理论认定行为人需要为自杀结果负责，笔者表示认同和赞赏。由于仅能根据新闻稿件了解案件大致信息，故不宜对案件判决结果的正误做出准确评价。本文旨在对两个方面的问题作简要评论。

一、公安机关终止调查不予立案展现出执法智慧和担当

案发时间是2021年11月9日，经过调查，公安机关认为没有违法事实决定终止调查，并没有将该案立为刑事案件进行侦查。并未因为有人死伤而盲目立案侦查，这和实务中个别警方的做法形成对比。

有些公安机关会考虑与法律适用无关、和社会影响有关、是否会引信访等因素，将查明并可以认定不属刑事犯罪的案件立案侦查，卸下责任，鲁莽启动侦查活动，并采取强制措施。对于案件的定性完全交给检察院。这样做会导致被调查对象承担本不应承担的巨大压力和负担。

如果采取的是非羁押性强制措施，侦查期间最长可以一年，在此期间都是公安机关在进行侦查活动，如果采取羁押性强制措施，提请逮捕后，负责审查批准逮捕的检察官才会审查案件性质，一般会成为案件定性的关键环节，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又会变更为取保候审继续侦查，少有办案人员会根据法律直接撤销案件，如果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和检察院则形成同盟，为了追求最后的有罪判决而不懈努力。就像列车启动难以阻挡。在此期间的嫌疑人，必须承担相应的义务，甚至付出自由的代价。

虽然不敢断言公安机关的不予立案决定绝对正确，也不是为之叫好喝彩，但从审理结果看，公安机关不予立案侦查的决定具有合理合法性。其中展现出的智慧和担当值得赞赏。

当然，凡事都有两个方面，所有案件也都有两个角色，关注嫌疑人的权利不能忽视被害人的利益。坚守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罪刑法定的另外一个结果，是可能会导致某些被侵犯的法益无法获得修复，但无罪推定原则本身包含了存在做出有利于被追诉人的推定时放纵犯罪的情形，证据裁判原则本身包含了存在应受处罚的行为因为证据不足无法判定事实存在的可能，罪刑法定原则本身包含了存在有些应受处罚的行为因为法律没有规定而不得定罪量刑的天然漏洞。这也正是法治的精髓，历史和现实多次证明，如果错误走向另一面，将会导致多么糟糕的局面。

所以，侦查机关的前期调查对于刑事案件的启动和终止都极为关键。做决定时，必须坚守法律效果在先，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在后，坚守无罪推定、证据裁判、罪刑法定才会达致最好的社会效果和政治效果。

二、两级人民法院拒绝采用缓和的结果归属，依法认定行为和结果不具有因果关系

张某（自诉人之子）的遗书是指控涉案老师的关键证据，遗书的内容：“我，本人张某，诚（承）认：本人的死亡不与父母、家长、社会、国家有关，只和邹某有关，她用暴力的手段。签自（字）人：张某”，落款下有红色指印，旁边注明中指。这份遗书里，张某写明自己的死亡和邹某有关，并认为邹某对他采用了暴力手段。

一审法院查明：被告人邹某系张某班主任、语文老师，事发前，张某多次未按规定的时间、形式、质量完成作业任务，且存在多次请假现象。根据教室监控视频显示，2021年10月26日至11月9日期间，被告人邹某在教学过程中，因张某未按规定的时间、形式、质量完成作业任务，未正确回答问题等原因，对其使用了“脑子笨死”“欠债大王”“言而无信”“咬本子吃”“常用的惯例”等言语批评，还实施了一次用书本拍头颈部、一次半小时左右的罚站、一次换座位、课后到讲台站着读课文等行为。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经审理查明，2021年11月9日16时左右，九江市区某小学六年级学生张某在其居住小区坠楼身亡。公安机关接报警到达现场，发现张某身上有遗书一份，称其死亡与班主任、语文老师邹某有关。事发前，张某存在多次未按规定的时间、质量完成作业的情形。教室监控视频显示邹某在批评张某时使用了“欠债大王”“言而无信”等言语，实施了调换座位、用小册子拍打头颈部、罚站听课等行为。邹某在课堂上批评教育其他同学时，与对张某使用的言语基本相同。

两级法院认定的事实基本相同，二审法院审理认定的事实增加一句话：邹某在课堂上批评教育其他同学时，与对张某使用的言语基本相同。

该案的行为是老师对学生的批评教育，也包括“用小册子拍打头颈部”“罚站听课”。该案的结果是学生的自杀身亡。

（一）关于行为的评价。

两级法院认为老师的行为总体上属于教育、惩戒措施，未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颁布的《中小学教育惩戒规则（试行）》的规定，教育和惩戒措施和学生的行为相适应，同班同学并不会认为张某会因此遭受人格贬损和名誉破坏，行为不能被评价为侮辱、虐待。

（二）关于结果和结果归属的评价。

严格地讲，本案是因为学生自杀身亡的结果发生而起，从结果倒推，寻找事件发生的原因，再从事实关系和价值规范两个层面论证行为是否需要为结果负责。自杀的结果有内因和外因，内因是学生自己的选择，外因是老师行为对学生自己选择的影响。

纯粹事实关系判断，如果老师不对学生进行教育和惩戒，学生不会自杀身亡，因此可以认定老师的教育惩戒是孩子自杀的原因。但是这样的判断存在几个疑问：（1）张某自己的选择是自杀身亡的根本原因，在自杀身亡中起到决定性、支配性作用，外部原因的作用如何准确评价，不能仅靠孩子的遗书内容做简单判定；（2）老师的教育、惩戒本身不是刑法意义上的危害行为，不具有犯罪行为通常必须具有的违法性，不能类型性、盖然性地转化为危害结果；（3）造成孩子自杀身亡还有其他原因，父母、家长、社会、国家可能都是自杀行为的推手，孩子申明的“与之无关”，也从另一面反映出这些因素并非毫无评价意义，否则可能无需申明。老师的惩戒可能是压倒他的最后一棵稻草，但最后的一棵稻草不应成为罪魁祸首。

因此在事实判断之后，还需要对行为进行价值规范评价，如果行为本身不具有危害性，不需要为结果负责，如果行为并未现实化为与之相应的危害结果，不需要为结果负责，如果行为不是罪名构成要件范围内的类型性行为，也不需要为结果负责。

一审法院认为，被告人邹某的行为是否构成侮辱罪中的侮辱行为，需要准确区分侮辱行为与教育惩戒行为。被告人邹某的行为是否超过相关教育法律法规规定的教育惩戒的合理限度，构成侮辱罪中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的侮辱行为，要综合考量其目的的正当性、手段的合法性和程度的相当性。

九江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邹某在日常教学中对张某的批评教育行为，未实质偏离教育目的，其在课堂上对其他同学进行批评教育时，同样语气严厉，并未刻意针对张某，张某同班同学能够正确认识并接受邹某的批评教育，张某的死亡与邹某的行为之间不具有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三）对缓和结果归属的否定

缓和的结果归属认为，只要具备一定的条件关系，就将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行为，让行为人对结果负责，将他人自杀死亡的结果归属于行为人的引起行为，就是典型的缓和的结果归属。

张明楷老师在解释缓和的结果归属的合理性时（《论缓和的结果归属》刊载于《中国法学》2019年第3期），引用相关司法解释的规定：《立案追诉标准一》第24条规定，“致使他人精神失常或者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的”情形。又如，根据最高人民检察院2006年7月26日《关于渎职侵权犯罪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以下简称《渎职罪立案标准》），“致使当事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属于《刑法》第399条第3款规定的执行判决、裁定失职罪、执行判决、裁定滥用职权罪中的“致使当事人或者其他人的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一种情形。用以证明司法实践将引起他人自杀认定为较轻犯罪中的严重结果（后果）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张明楷老师还引用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2008年6月25日《关于公安机关管辖的刑事案件立案追诉标准的规定（一）》（以下简称《立案追诉标准一》）第6条规定：“丢失的枪支被他人使用造成人员轻伤以上伤亡事故的”“应予立案追诉”。据此，丢失枪支导致拾得枪支的人利用该枪支自杀身亡的，属于造成严重后果，丢失枪支的行为人要对该结果负责，承担丢失枪支不报罪的刑事责任。再如，《刑法》第148条规定的构成要件是，“生产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或者销售明知是不符合卫生标准的化妆品，造成严重后果”。

也有司法解释直接将引起自杀、自残作为认定情节严重和情节恶劣的限制条件。《渎职罪立案标准》规定，“非法拘禁，情节严重，导致被拘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非法搜查，情节严重，导致被搜查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刑讯逼供，情节严重，导致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暴力取证，情节严重，导致证人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报复陷害，情节严重，导致控告人、申诉人、批评人、举报人或者其近亲属自杀、自残造成重伤、死亡，或者精神失常的”，均构成相应的犯罪。

张明楷老师认为这种明确将导致被拘禁人自杀的行为认定为“情节严重”的限制条件，肯定了缓和因果关系的实践意义和价值。

缓和结果归属的认定方法对司法机关处理实务案件追诉犯罪提供方便尤其是办理渎职类犯罪和医疗领域、环境侵害类犯罪，可以将形式上、事实上导致结果发生的原因行为归责，利用行政管理、纪律执行的思维处理刑事案件，追求虚无的政治效果和社会效果。笔者认为并不妥当，结果归属应当采用严格的结果归属，因果关系认定需要根据相当因果关系理论和客观规则理论更为合理，不能为了追诉和定罪，采用缓和的思维放松认定标准，不当扩大处罚范围。

本案的两级法院在释法说理时，拒绝采用缓和因果关系理论和思维认定，否定老师的教育、惩戒行为和学生自杀身亡之间在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判决结果更易让人接受。

结语

刑罚是严厉的，需要刑罚启动时，悲剧注定已经发生并一般不可逆转，就像本案涉案学生的自杀身亡，他带着悲愤离开世界，需要反思、反省并承担道义谴责的除了老师，还有父母、社会、国家。但刑事案件的裁判必须依据法律体现公平正义，不能根据道德和情感。在对个人启动追诉和决定刑罚时，必须严格、严谨，不能“缓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