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及雄狮纳赛尔，百年沉浮苏伊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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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议员向大臣发问：“你能给我找出一个纯洁而未受污染的人吗？”大臣应答道：“有啊。譬如说：儿童、白痴、狂人等等。”

——纳吉布·马哈福兹

引子：艾尔·法耶德

1997年8月31日凌晨，巴黎阿尔玛桥隧道，英国前王妃戴安娜车祸身故，与她一同陨命的，还有男友多迪·法耶德，以及司机保罗。

官方定性为“自然车祸”：保罗喝了酒，超速，乘车人员未系安全带，加上一堆八卦记者穷追不舍。

对此结论，英王室没异议，戴安娜家人也没反对，大多数看客更无所谓，唯独一位老人不服，他就是死者多迪的父亲，穆罕穆德·艾尔·法耶德。

艾尔·法耶德坚称：这是政治谋杀，有人不愿意戴安娜嫁给埃及穆斯林，车祸前，两人刚宣布婚讯，戴安娜已有身孕，幕后凶手，是英王室和政客。

艾尔·法耶德，一遍又一遍谈论这起“谋杀”，甚至不顾年迈，走上大街发传单。

他逐渐祥林嫂化，多数时候，人们只把他的说辞，视为诸多阴谋论之一，或看作过度思念儿子的非理性瞻妄。

西方媒体，更乐于把他塑造成疯子，或凭运气和欺诈发财的暴发户。《星期日泰晤士报》说，他至少坐拥17亿英镑来历不明的财富。

1985年，他收购了历史悠久的英国哈罗德百货公司，令英国人如丧考妣，一年后，他盘下巴黎一幢古董别墅——英国前国王爱德华八世和沃利斯·辛普森曾在这里缠绵，老国王不要江山要二度离婚的美国妇女，成为一时佳话。

当然，英国人最气的，是这位富豪，居然是埃及人——百年前被英国殖民、踩于脚底的“下等人”。

01 尼罗河上的殖民者

1929年1月27日，艾尔·法耶德出生于埃及亚历山大。

1985年，他因购买哈罗德百货公司，首次登上报纸头条，曾对外宣称，来自埃及上层富裕家庭，拥有庞大的商业版图和人脉。

但英国贸易工业部的背调显示，他父亲阿里·法耶德，小学教师，身份低微。他早年贩卖缝纫机、柠檬水，后从事航运，所谓上层富裕家庭，均属胡诌。

但他为什么要伪造出身呢？

埃及，曾拥有过非常灿烂的古文明，诞生过无数世界性符号，金字塔、狮身人面像、神庙、方尖碑……但那是公元前2600年-公元前525年的事了，后来这里被一波又一波的外族占领，古埃及文明早咽气了，徒留一点遗迹。

18世纪晚期，西方人来这儿“揩油”时，埃及是奥斯曼帝国的行省。

1805年，一个不服管教的奥斯曼总督，自立为王，即穆罕默德·阿里。

这位埃及家喻户晓的大人物，是公认的“现代埃及之父”，主张发展工商化，筹建现代军队和国家制度，培养埃及人自我认同，抵挡西方入侵。

不过阿里死后，他的子孙们，却不怎么争气。期间，法国和英国，分别于1798年、1882年入侵和殖民埃及。

直到1952年，纳赛尔领导的政变，才彻底终结阿里建立的王朝，赶走殖民者。

所以从时间轴来看，艾尔·法耶德出生的1929年，埃及尚处于英国殖民时代。

他出生时，亚历山大居住着约50万人，其中约有5万外国人，聚集在海边高大的建筑和庭园里，而城市其余地方，则散居着占比多数的埃及人，包括本地穷苦的穆斯林，和从外地来这打工的底层工人。

亚历山大，是托勒密王朝时代建造的知名古城，濒临地中海，拥有繁荣的商业和港口，是仅次于开罗的埃及第二大城市。

殖民统治下的亚历山大，西方人和本地人，一眼就能分辨出来。本地埃及人，多数衣衫褴褛，一口饱饭尚且难寻，可一众西方人，华服绸缎，舞会马球，好不滋润。

埃及人憎恶西方殖民者，却也仰慕他们悠闲、富裕和体面的生活——艾尔·法耶德，伪造出身，部分就源于这种矛盾心理，一面自卑愤恨，一面又渴望英国人看得起自己。

实际上，当时哪怕非常一般的英国家庭，到了埃及，也能享受富豪般的生活。

1910年，一位20岁的英国姑娘，陪着生病的母亲，来埃及疗养身体，她在自传中写道：“幸亏去埃及旅行的费用相当低廉，仅阿什菲尔德的租金就足以支付了。”

阿什菲尔德，并不算英国核心商业区，可就这样一个边远地区的住房租金，就足以维持他们在埃及“调情、舞会、马球比赛、购物和游览古迹”的一切费用。

所以这姑娘继续热情洋溢地写道：“这三个月真是绝妙无比。我结识了至少二三十名年轻男子，想必参加了五六十场舞会……”

1929年，这位英国姑娘已熟成中年少妇，刚签完离婚协议书，为疗愈离婚之苦，再次来到埃及游玩，并住进“现代旅游之父”托马斯·库克所建造的阿斯旺老瀑布酒店。

在这座奢华的酒店里，她灵感喷溅，创作出举世闻名的侦探小说《尼罗河上的惨案》，并与此行中一位小她14岁的考古学家喜结良缘，二度开花。

《尼罗河上的惨案》剧照

殖民者情情爱爱、恣意幻想，自然看不见奢华表层下穷苦埃及人的艰难生活，当然也就会孕育不服从的反抗者。

1918年，一战结束后，英国将埃及纳入“托管”。同年，亚历山大中下层平民区，诞生了一位埃及现代史上最炽热的反殖民达人，贾迈勒·阿卜杜勒·纳赛尔。

纳赛尔的父亲，为亚历山大邮局小职员。1923年，幼年纳赛尔，被送至开罗叔叔哈利勒家寄养。哈利勒是个非常热情的民族主义者，极其痛恨作威作福的“英国佬”，曾因参加示威，蹲过大牢。纳赛尔耳濡目染，很早就有了反殖民意识。

但英国人的统治，严厉且有手段，反抗谈何容易。1882年，英国第一次武装入侵埃及，就以文明人自居，将埃及打入野蛮之列。自此，英国人一手拿着枪炮，一手训导着埃及要“文明”。

1919年3月，开罗爆发规模空前的反殖民起义，成千上万的埃及学生、工人和农民，罢工罢课罢市，走上街头高喊“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遭当局血洗，3000人死于街巷，开罗街头血流成河、尸首遍地，死者中，不乏手持国旗的儿童。

与此同时，一名颇有书卷气的殖民政府官员萨阿德·扎格鲁尔，率领埃及人代表团，前往英国本土，期望通过三寸不烂之舌讨来独立，顺道，偷偷潜入1919年巴黎和会，向全世界宣布了埃及人的独立诉求。

代表团，埃语中谐音“华夫脱”，该谈判之旅因此也被称为华夫脱运动，并催生出至今活跃在埃及政坛的一支政党，华夫脱党。

可流血都无法赢得独立，靠一张嘴怎么可能呢？不出意外，回到埃及后，扎格鲁尔赢得了埃及人的鲜花，被推为民族英雄，但他实际空手而归，且很快遭到殖民当局逮捕、关押。

当然，这又触发了新一轮抗议游行。无奈之下，1922年，英国人形式上承认埃及独立，1923年立宪法，宣布埃及为君主立宪制国家，设立议会，华夫脱党获90%议席，扎格鲁尔做了首相。

但英国人何其狡猾，允诺独立的同时，却提出四项条件：

保障英国苏伊运河权益；

治外法权；

驻军权；

保证福阿德国王一世（穆罕穆德·阿里曾孙）地位，以便实施傀儡殖民统治。

1924年，驻埃英军总司令李·斯塔克，遇刺而亡，英国人借机，强行解散议会，废除1923年宪法，扎格鲁尔仅做了9个月首相，就被撸了下去。

此后，议会沦为花瓶，频繁遭解散，华夫脱党陷入分裂和变异。

1927年8月27日，扎格鲁尔含恨谢世，无数悲痛的埃及人，涌上开罗街头参加葬礼，市中心水泄不通，寸步难行。当时年仅9岁的纳赛尔，亲眼目睹了像潮水一般的人流，多年后，他依然记得当时划过脑际的念头：

“每当看到飞机在头顶上方盘旋，我总是高呼：噢，万能的上帝，愿灾难降临到英国人身上。”

大概自这一刻起，这位亚历山大平民区出生的孩子，就埋下一颗军人的种子：对付豺狼，唯有猎枪。

02 革命之路

1935年，尚未成年的纳赛尔，就以开罗中学生联合会主席身份，领导抗英游行。一次游行中，与军警发生冲突，他两同学被当场枪杀，他本人则被子弹擦伤前额，留下终生疤痕。

这年，他还逐一拜访了华夫脱党、青年埃及党和哈桑·班纳创立的穆兄会等民族主义组织，希望大家能联合起来，共同干一番事业。

可一番拜访后他发现，这些组织要么懦弱无能，要么滑入原教主义或恐怖主义邪道，难堪大用。以至于他在一封写给同学的信中悲哀地叹道：

“国家正在走向灭亡……可为祖国独立甘愿献身的人在哪里？使软弱和受屈辱的埃及人重新站起来的人在哪里？尊严在哪儿？民族精神在哪儿？”

1936年，他的悲哀又加深了一层。

这年，包括华夫脱党在内一众民族主义组织联合起来，与英国人达成“英埃同盟条约”，以法律形式确定了英国在苏伊运河的驻军权。

这让纳赛尔彻底绝望了，他意识到，“拼命叫喊并不是力量”，要有枪，有自己的军队。

同一年，他考进开罗皇家军事学院，开启军旅生涯。在这里，他不仅顺利进入军队，还认识了包括同为平民出身、性格佛系的安瓦尔·萨达特，和皇室宗亲但有意革命的阿卜杜勒·哈基姆·阿米尔在内的6名挚友，并共同创立秘密组织“自由军官”。

萨达特

阿米尔

进入军队，是纳赛尔走上革命之路的第一步，但刚成立的“自由军官”组织，力量实在有限，所以难免走弯路。

最大的一次弯路，是二战期间，“自由军官”创始人之一萨达特，与奉行伊斯兰原教旨主义、一贯热衷恐怖暗杀的穆兄会合作，并与纳粹勾结，谋求推翻国王的政变。

结果，满腔热情的萨达特，被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半路放了鸽子，政变未开始即告失败，后来更因为协助纳粹间谍，被当局抓捕，蹲了两年多大牢。

事实证明，与虎谋皮的救国之路犹如“饮鸩止渴”，非正道所为。

哈桑·班纳

1948年，一众阿拉伯国家联合起来，企图掐死刚刚成立的以色列，即第一次中东战争爆发。

这场战争，以阿拉伯国家惨败告终，但对“自由军官”组织而言却是发展的良机，不仅乘机从最初的7人扩展至1000人，战争中有出色表现的纳赛尔，也获得极高的声望，影响力剧增。

另外，一名战场中有非凡表现，且声望极高的老将，被纳赛尔这帮年轻拉入队伍，并做了吸引更多有志青年的“招牌”，这人就是穆罕默德·纳吉布。

纳吉布，刚直公正，声望高，战争中，他干的最猛的一件事，是化名“一名战士”，在杂志曝光了皇帝在武器采购中贪污100万埃镑。

尽管如此，“自由军官”还是太弱，仅有的一间简陋的地下武器制造工厂，因缺经费，不得不大量收集废弃的可口可乐瓶子做原料。

想要尽快推翻封建王朝，没钱，实力也不济，于是他们又干了件傻事，即模仿穆兄会，制定了一个刺杀国王和30名“奸臣”的血腥暗杀计划。

可战场上奋勇杀敌的纳赛尔，痛苦地回忆说，“当听到被害人的妻儿发出的尖叫后，我就懊悔了”。所以暗杀计划，被他断然否弃。萨达特戏称，当时他们最丧心病狂的一次恐怖活动，是向华夫脱党的头头纳哈斯扔了一只鞋！

邪路不能走，正路又难走，革命事业似乎陷入难以突破的瓶颈。但后来的历史证明，其实他们啥也不用干，等着殖民政权自爆就行了。

经历了二战、第一次中东战争的埃及，实际已是个巨型火药桶，国王、华夫脱党、穆兄会，以及英国殖民者，相互撕扯、扭打，致使整个国家民不聊生、狼烟四起。

1948年夏天，战争还没结束，亚历山大就爆发大规模罢工骚乱，数以百计的工人被政府逮捕，囚禁于集中营。

到了11月，当埃军兵败内格夫的消息传回国，开罗又爆发了反犹、反欧洲人的种族主义骚扰，大量的犹太商店遭洗劫，150名犹太人被活活打死。

这期间，一贯热衷恐怖主义活动的穆兄会，一面战场扮英雄，一面国内骚乱中恣意妄为。

11月骚乱后，时任埃及首相努克拉西，宣布穆兄会为恐怖组织，予以解散，3周后，他就被穆兄会成员暗杀，倒在血泊之中，努克拉西的继任者哈迪，决定实施报复，于是数以百计的穆兄会成员被逮捕、拷打、投入沙漠牢房，1949年2月，穆兄会创始人哈桑·班纳，则被政府秘密警察反暗杀。

就是这样，整个国家，今天你杀我，明天我杀你。

至于国王法鲁克，也早就没了王室权威，除了克扣武器交易费用一事，他还被人编段子说成是小偷、吃货、色狼和杀人狂。

据说他请来监狱中的大盗，深度学习偷技，来访的丘吉尔、路过的伊朗国王丧葬队，都被他偷过，另外据说每天早餐标配，是12个鸡蛋、午餐40只鹌鹑和每天30瓶啤酒，可谓行走的大饭桶，路边绿化带撒点盐都能吃了，还有什么强抢已婚民女，开罗飙车，举枪射杀超过他的人……总之，国王是个憨批，是埃及人民为数不多的共识之一。

至于华夫脱党，到了1950年代，也已完全没了早年反殖民党的样子，愈发跟英国人和国王沆瀣一气。

根据1936年同盟条约，英国保留了一支部队驻守苏伊士运河。华夫脱党，不敢公然反抗英国人，所以就暗中使阴招，先禁止向苏伊士运河英军提供劳工和物资供应，同时怂恿学生、穆兄会、激进分子发动恐怖行动，袭击英军。

结果，遭英军猛烈回击，有一次造成一整个埃及村庄50所房屋被炸成瓦砾，数十户埃及居民被迫背井离乡，还有一次，打死了41名埃及警察。

国王怕了，怪华夫脱党鲁莽，又放下脸讨好英国人，结果引爆了埃及人更大的愤怒，于是开罗酿造出一起巨型火灾，所有与英国人有关的建筑，均遭打砸，巴克莱银行大厦和其他700多所大楼被焚毁、劫掠，冒出的浓烟笼罩了整个开罗城，17名欧洲人和55名埃及人在骚扰中死亡。这就是1952年1月26日爆发的“黑色星期六”事件。

没完没了的骚乱、冲突、流言，让傀儡政府如茅草屋一般脆弱。这期间，“自由军官”组织，趁虚渗透了大部分军队核心要职，同时与宫廷要员秘密勾结，并贮藏了大批枪支弹药，约定于1952年11月举事政变。

但人算不如天算啊。

1951年12月，纳吉布领衔的反对派成员，成功赢得埃及军官俱乐部管理委员会选举。该俱乐部，是军队效忠国王的晴雨表。纳吉布和反对派的胜选，引发了法鲁克的怀疑，以至于1952年7月亲自介入，强行撤销了纳吉布职务，并解散了该军官俱乐部。

这是非常危险的信号，阿米尔警告“自由军官”同僚：

“国王已经给了我们一记重拳，如果不还以颜色，我们的组织很快将在军官心目中失去信誉，没有人敢再加入我们。所以如果不提前采取行动，所有人都可能锒铛入狱。”

1952年7月22日，国王和一众内阁，前往亚历山大避暑，开罗交给了军人管理，这正是政变的绝佳时机，“自由军官”决定当天采取行动。纳吉布回忆：“那天天气如此湿热，以至于除了我们，没有人能想象一场革命即将到来。”

政变是风险极高的事业，一旦失败，起事者难逃一死。

纳吉布回忆，起事当天，有个下属突然警告他，说他即将因涉嫌一场反政府阴谋而被捕，吓得他一整天不敢出门。而萨达特为了伪装不在场证据，则偕同妻子去了电影院，还故意与一名观众发生冲突，随后去了警察局报案，而亲自出现在政变现场的纳赛尔和阿米尔，则分别身着便衣。

尽管如此，所有行动还是暗按计划进行，军官们先同时占领了广播电台和军事指挥部，再动员政变策划者所在的部队将士，另外采取措施做好了公共安全，防止外国人介入。

第二天凌晨2点，大多数开罗人还在睡梦中，萨达特来到国家广播电台，以武装部队总司令纳吉布的名义，宣告政变成功，埃及即将迈入共和时代。

政变当天，所有起事者开会场景

整个政变过程出奇顺利，几乎没有遇到任何抵抗，是现代史上少有的不流血革命。

著名女性作家纳瓦勒·萨阿达维，当时正在开罗市中心一家医院工作，她回忆说：

“当政变成功的消息从收音机传来，病人们高喊着‘革命万岁’冲出了病房。一支正离开医院的送葬队伍也暂时停了下来，扛着灵柩的男人将灵柩放在过道上，高喊着‘革命万岁’加入了群众的行列，前一刻还在为逝者哀号的妇女们则开始发出欢乐的尖叫。”

已经完全失去民心的法鲁克国王，一脸懵叉，也没抵抗，当天下午签署了退位诏书，他唯一的要求，是希望能走得体面些，所以他乘坐皇家快艇离开开罗时，享受了21响礼炮，与他一同离开的，除了家人，还有200多个装满私人财务的大箱子。

纳吉布送走宣布退位后的法鲁克（戴墨镜者）

纳吉布，与法鲁克做了简短而尴尬的告别。这位末代国王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你知道统治埃及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国王下台后，埃及人民可没给他面子，把他离国当天（7月26日）设立为永久节日，每年庆祝一次，而他离国的亚历山大港，则成了party现场。

03 遥望运河

1956年7月26日，经过4年复杂权力斗争（期间，纳吉布因涉嫌勾结穆兄会谋杀纳赛尔下台），已经成为国家总统的纳赛尔，邀请萨达特，前往亚历山大，参加国王离国庆祝活动，并听他的现场演说。

萨达特那天刚好急性肠炎，只好抱歉说去不了，但保证一定会打开收音机收听现场直播。他感觉到些许怪异，但也没太放心上。晚上7点40分左右，当收音机传来现场演说，卧躺病床的萨达特，真可谓“垂死病中惊坐起”，吓出一身冷汗。

那是个历史性的演说，当然也是一次极具戏剧化的表演，主题平平无奇，但演说末尾却宣布了一项或许比当年政变更为重大的决定：提前收回苏伊士运河。

奇怪的是，如此之重大决定，萨达特事前并不知晓。可他非常清楚，这个决定的后果就两个字：战争。

15世纪，随着蒙古帝国崩溃，土耳其占据君士坦丁堡，东西方贸易陆地通路受阻，打通海上贸易之路变得尤为迫切，1498年，达伽马绕过非洲最南端好望角抵达印度，新航路开辟成功，但这条路长期被英国把持，而且绕了个大弯。

18世纪末，法国率先资产阶级革命，建立共和国，周边包括英国在内的君主国家联合围剿，这时法国5尺2寸猛男拿破仑突发奇想：

“英国佬之所以能傲视群雄，不就因为骑着一头印度奶牛吗？如果我们能控制埃及，打通苏伊士运河，就能使好望角航线彻底废弃。”

不过可惜，法国国内政局风云突变，已经攻破埃及的拿破仑，被紧急征召回国，运河开凿计划就此搁置。但他顺手扛回去的几块石头，其中一块叫罗塞塔石碑，加上后来获赠的方尖碑，倒无意间掀开了人类考古新纪元。

到了19世纪，一个叫马丁·德·勒赛普的男人出现了，此人是法国驻埃及外交官，还是默罕默德·阿里的好闺蜜——阿里争当王位时，马丁出过大力。

马丁有个儿子，费迪南·德·勒赛普，后来顶了他爹的位，担任埃及外交官，而阿里也有个儿子，赛义德‧帕夏，继承了埃及王位。

费迪南·德·勒赛普

赛义德是个好大喜功的主，加上与勒赛普又是世交，后者一忽悠，两人便于1854年订立了开凿苏伊士运河合同，埃及出人出土地，法国出技术和费用，占一半多股份，运营开发99年，期满归埃及。

1859年，运河开凿项目正式动工，数十万埃及人，投入这项人类史上最浩大最繁难的超级工程，工具是最原始的，工作时间是漫长的，饮食是极端粗粝的，医药卫生是没有的，天气酷热、淡水匮乏、滚滚黄沙，日复一日、年复一年，总计12万埃及人为此献出宝贵生命，历经整整10年，1866年，运河开通成功。

纳赛尔说得没错：“这条运河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血汗、我们的尸骨换来的。”

时间来到1875年，志大才疏的埃及新王伊斯梅尔——穆罕穆德·阿里孙子，玩侵略扩张，亏空了国库，被迫将王室持有的176602股运河股票，做价1亿法郎（400万英镑），转卖给英国政府，加上1924年增加的40万股，英政府得到44%的股票。

由于法国人持有的股票，分散在各家私人公司，所以虽然英政府股票略少于法国，但实际掌控苏伊士运河运营权。

英国人深刻理解运河战略地位，1882年借故入侵埃及，在运河地区建起海外最大军事基地，常设近10万军队牢牢把守。

所以听说纳赛尔宣布收回运河，英国时任首相安东尼·艾登，如遭雷劈，脑瓜子翁翁的，喟叹“英国人的生命线要被割了”。

艾登

艾登的老婆，是丘吉尔侄女。二战时，他任英国陆军、国防大臣，一身老派贵族细菌，一辈子都在为大英帝国的余辉守灵。当埃及宣布收回苏伊士运河时，他仿佛已听见大英帝国这艘老船摇摇欲坠的声响。

艾登非常清楚，英国不可能阻止埃及，但如何在新世界秩序中维护大英最后一丝尊严，却是当务之急。而当时能够主导世界的只有两个新帝国：苏联和美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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