荐读｜南蛮贸易时代：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1542-1650）

南蛮贸易时代：

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

（1542-1650）

顾卫民 著

明末西学东渐的侧写

日本明治维新的先声

编辑推荐

本书选取了一个很小的切片，详细描绘了十六世纪中期到十七世纪中期这一百年时间里，来自欧洲的不同人群与日本进行了怎样的互动。值得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明末的中国沿海也经历着相同的文化互动，利玛窦与徐光启就在此时共同翻译了《几何原本》。读者可以将两者对读，看看欧洲的宗教和商业，对一衣带水的东亚邻邦有着怎样不同的影响。

内容简介

本书叙述了南蛮贸易时代（1542—1650年）日本与欧洲交往的历史，包括葡萄牙人从里斯本、果阿、马六甲到澳门与长崎的航线的开辟，双方贸易关系的建立，经由这些航线多方商品的流通，耶稣会士的东来及其贸易活动与传教事业；也包括日本方面的反应：多地大名前来皈化，派出少年使团——天正使团出使欧洲，幕府最初对贸易活动和传教事业的欲拒还迎，欧洲艺术、神哲学、文学、器物等在日本引发的各阶层的种种观感，以及相应的日本人的生活方式和习俗上受到的影响；最后，由于德川幕府的闭关政策，导致的日欧交往的终结。然而，这段短暂、丰富和复杂的历史，仍然可以看作日本在明治维新以前接纳西方文化的最重要的和最广泛的预演。

作者简介

顾卫民

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澳门科技大学特聘教授。主要著作有《果阿——葡萄牙文明东渐中的城市》（2009）、《“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2014）、《从印度洋到太平洋：16—18世纪的果阿与澳门》（2016）、《葡萄牙海洋帝国史：1415—1825》（2018）、《荷兰海洋帝国史（1581—1800）》（2020）等。

目录

南蛮贸易时代：近代早期日本与欧洲交流史（1542-1650）

第一章

波澜壮阔的果阿—马六甲—澳门—长崎航线（1542—1640）

引言 / 1

一、“日出之国”被“发现” / 10

二、季风、信风、航线与加比丹·莫尔 / 19

三、葡萄牙船只及其所载的货物 / 41

四、荷兰人、英国人、西班牙人与“朱印船” / 66

五、航线的最后关闭 / 94

六、白银的环流 / 11

第二章

“天主”与“玛门”：耶稣会与葡日贸易以及教会内部的争议（1560—1640）

一、日本耶稣会的传教事业

二、财政上的困难

三、耶稣会士参与澳门与长崎之间的海上贸易

四、耶稣会内部的争议及其与托钵僧会士的争议

五、“天主”与“玛门”之间的张力

第三章

“天正使团”访问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教宗国

以及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文化输入日本（1582—1590）

一、“天正使团”出访的动因及其在亚洲的行程

二、使团抵达葡萄牙、西班牙、意大利及罗马教廷

三、欧洲文艺复兴文化输入日本

四、使团成员的肖像画及其最后的结局

附录：米额尔（千千石）、利奥以及利诺的对话
——“天正使团”与世界地理知识传入日本

第四章

“南蛮艺术”的光与影：耶稣会与欧洲艺术在日本

一、日本耶稣会的艺术学校

二、尼格劳及其学生的绘画

三、圣母像、耶稣像以及圣徒像

四、南蛮漆器、金属器、“踏绘”以及陶瓷器皿

五、“南蛮寺”以及教会住院建筑

六、日本耶稣会艺术家在澳门、北京等地的活动

七、玛利亚观音像

第五章

南蛮绘画屏风和地图屏风（1568—1650）

一、南蛮屏风

二、地图以及地志画屏风

三、南蛮时代日欧交流的忠实记录

第六章

近代早期长崎城市的开港以及闭关的始末

一、大村纯忠的皈依和捐赠

二、从丰臣秀吉统一九州至德川家康时代的长崎（1587—1614）

三、“南蛮文化”的氛围

四、从禁教迈向锁国（1613—1637）

五、“岛原之乱”与最后的闭关（1638—1640）

六、 1640年后的出岛、“唐人”“唐船”与“唐人屋敷” “漂流人”

主要参考书目

后记

精彩书摘

丰臣秀吉统一九州及“禁教令”颁布

1587年在日本与欧洲关系史、日本国内史以及长崎城市史上都是重要的一年。丰臣秀吉在丰后的大名要求之下，击败了萨摩的军队，征服和统一了整个九州。这年 2 月，丰臣秀吉的麾下小西行长（也是一名信奉基督教的大名）率领军队进入长崎湾。同时，大村纯忠也将他的部队从岛原半岛撤回到九州的西部，小西行长的部队不久就对九州南方大村纯忠的据点发动了攻击。5月14日，丰臣秀吉的军队已经抵达八代，就在这个地方，他的军队驻扎了下来。5月25日，大村纯忠在长崎去世。5月28日，耶稣会的副省会长科埃略带着三名穿着盛装的葡萄牙商人在八代觐了丰臣秀吉，这是后者第一次见到来自域外的、面容和服饰都非常奇异的葡萄牙人。科埃略赠送给丰臣秀吉葡萄牙人的火枪，后者非常感兴趣。科埃略还要求释放关押在八代的一些基督徒囚犯，丰臣秀吉也答应了。7月初，科埃略、弗洛伊斯和另外三名修士搭乘大帆船前往博多，要再次觐见丰臣秀吉，途中他们在平户逗留了八天。7月15日，丰臣秀吉突然到访葡萄牙人居住的大船，这对于葡萄牙人似乎是一种殊荣。科埃略就在甲板上设宴招待这位九州的征服者，并谈了很长时间，双方的关系似乎十分融洽。但是没过几天，就在7月24日，丰臣秀吉突然发布了禁教令《伴天连追放令》，下令外国传教士在二十天内离开日本。葡萄牙的耶稣会士按命令被集中到平户，并被要求登上葡萄牙的大帆船回澳门或者印度。

关于丰臣秀吉为什么要这样做，历史学家有过不同的解释。大概最主要的原因是，丰臣秀吉要在织田信长称霸的基础之上统一日本全国，并要掌握日本与海外的贸易。同时，他在统一九州以后也认识到基督教的广泛传播可能助长地方大名的分离倾向。事实上，丰臣秀吉在统一九州以后颁布了一系列有利于集权的强势政策，包括对全国的土地进行调查（太阁检地）、解除农民的武装和实行兵农分离（刀狩令）、禁止私人发动武力或者战争、镇压国内外的海贼势力、将原先各地分离的势力整合到统一的集中的秩序之下管理，等等，所有这一切都是与地方分离倾向背道而驰的。在这种情形之下，当丰臣秀吉看到九州全境的各个大名拥有私人武装并与海外的葡萄牙人有密切的通商联系，九州各地还满布与日本传统的佛教徒和神道教徒完全不同的基督教徒的时候，理所当然地感到不安。禁教令应该是在这种心态和背景之下颁发的。日本历史学家坂本太郎指出：“这一命令（禁教令）是他（丰臣秀吉）在征讨九州的归途中发布的，因此可以认为，他亲眼见到了九州信徒活动的情况，察觉其有违日本纲常伦理，背地里包藏政治野心，所以才为国家统一和独立而采取这样的果断措施。但是他没有禁止通商，所以禁止基督教的命令未免执行得不够彻底，而且他对于传教士的迫害反而提高了大家的信仰热情，甚至出现了新领洗者的事例。”禁教令没有得到不折不扣的执行，大量的耶稣会士以及他们的日本助手隐蔽潜入九州各地基督教大名的领地。10 月，只有三四个人离开日本，他们去澳门是为了接受神父的祝圣仪式。

幕府直辖长崎

1588年1月11日，丰臣秀吉还签署命令，将长崎置于太阁政府的直接管理之下。长崎第一次开始由日本的中央政府而不是九州的大名管理。大村氏和有马氏对于丰臣秀吉的做法自然感到不满，他们声称长崎应该由他们来管理，因为他们认为自从大村纯忠将长崎赠送给耶稣会以后，耶稣会是以他们的名义来管理这座城市和港口的，在耶稣会管理长崎结束以后，现在应该归由他们来接管了。但是丰臣秀吉对于大村氏以及有马氏的诉求完全不予理会，他径直派遣基督徒大名小西行长来到长崎执行他的命令。当时长崎的地方政府是由一些选举出来的社会名流组成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与耶稣会士的关系非常密切。不过，如前所述，丰臣秀吉虽然禁止基督教，却没有禁止长崎与澳门的葡萄牙人进行通商，因为他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海外战争，需要金钱的支持。由于无法彻底隔绝海外贸易、拒绝与葡萄牙人贸易带来的利润，禁教令实际上也得不到彻底的执行。同年8月16日至18日，葡萄牙舰长杰罗尼姆·佩雷拉（Jerónimo Pereira）率领葡萄牙大帆船来到长崎贸易。在次年1月底离开长崎之前，他派遣了一名使者带着许多礼物前往觐见丰臣秀吉。丰臣秀吉对这名使节表现出和蔼可亲的态度，同时也向这位使节坦率地表明，他个人对耶稣会的神父并无恶感，基督教很可能适合别的国家，但是在日本传播基督教会威胁到日本本土的佛教和神道教，而神道教和佛教则是日本文明的根基。耶稣会士完全明白丰臣秀吉的间谍系统非常发达，他可能已经知道在禁止基督教的命令发布以后，只有三四名传教士离开日本的事情。同时，丰臣秀吉向葡萄牙人表示，要继续推进长崎与澳门的海上贸易活动。他派遣当时著名的基督徒商人小西隆佐（Konish Ryúsa or Joaquin，1533—1592）作为代理人以二十万克鲁扎多购买九百皮科的生丝。当时的耶稣会士对于丰臣秀吉的做法感到十分困惑，因为小西隆佐也是一位基督徒商人，也是著名的基督徒大名小西行长的父亲。同时丰臣秀吉还宣布，他的代理人在长崎购买葡萄牙人的货物（最主要的是生丝）是拥有优先权的。如1589年，他购买了九万斤，占葡萄牙人运到长崎的生丝的三分之二。他还让在长崎的官员采取单方面定价以及一次性购买的方式，杜绝葡萄牙人抬高货价的可能性。丰臣秀吉在长崎以外的港口也采取这样的办法，如在 1589 年，他向萨摩藩主岛津氏下令，在他派遣的官员抵达当地以前，不得开启买卖。这一年，他在萨摩藩一下子买下价值两万两银子的货物。可见在对外关系上，丰臣秀吉的策略与其后继者德川家康一样，就是将葡萄牙人的贸易活动与传教士的传教活动分开，保留通商，禁止传教。这样，日本当局就觉得可以通过贸易获取利润，同时也杜绝了教会带给日本人民在信仰上的混乱与离心倾向。

1592 年以后，丰臣秀吉忙于入侵朝鲜的战争，对于长崎的处置就搁置了下来。在这一段时间里，长崎的耶稣会士没有受到太多的打扰，可以继续传教。在整个丰臣秀吉时代，长崎奉行似乎只将注意力集中在捞取每年澳门与长崎的丝绸贸易利润上（这也是以往耶稣会士最感兴趣的），长崎实际上仍然是葡萄牙人能够控制的地方。通过长崎奉行的报告，丰臣秀吉对于葡萄牙人和耶稣会士在长崎的行为基本上感到满意，并不想把事情推到极端。1593年，他正式同意让少量耶稣会士永久地居住在长崎，以便他们担任译员，协助奉行与从澳门来的葡萄牙船只进行贸易谈判。1596年10月19日，发生了“圣菲律普号”事件，从马尼拉驶向新西班牙（墨西哥）的“圣菲律普号”因风暴停泊在日本土佐，船长的口不择言、夸大其词引起了日本当局的警觉。a12月8日，丰臣秀吉再度发布禁教令，幕府在大坂和京都逮捕了以鲍蒂斯塔（Fray Pedro Bautista， 1542—1597）神父为首的一批方济各会士、三名耶稣会士以及日本天主教徒，并将他们从京都押解到长崎。1597年2月5日在长崎的西坂，他们被杀害。后世称为“二十六圣徒事件”。此一事件是丰臣秀吉对以菲律宾为基地的西班牙势力的警惕以及对日本天主教会发出的警告。但是，丰臣秀吉并没有改变他对长崎的管理方式，至死也没有动摇对他的译员葡萄牙耶稣会士陆若汉的信赖。

长崎奉行的职责之一是代表幕府监督九州的大名。除此以外，他们还要代表幕府为前往海外贸易的 “朱印船”颁发执照。“朱印船”制度于1592年丰臣秀吉治下开始实行，这些带有朱印执照的日本船只在法理上是正常普通的船只，不是海盗船，它们得到日本幕府的保护，去往中国台湾地区、菲律宾群岛，以及更远的东南亚的安南、暹罗贸易。后来德川家康进一步发展“朱印船”贸易，鼓励海外通商。从1604年到1610年，幕府共发出194张“朱印状”；从1617年至1635年，共发出353张，都是由长崎奉行签发的。当时日本40%的进出口海外贸易都由“朱印船”担任，其贸易额一时间超过了从澳门到长崎的葡萄牙人的贸易额。在1635年以前的约四十年时间里，幕府视“朱印船”以外的日本船只去海外为非法，并禁止海外的日本人回国定居。这些禁令都由长崎奉行执行。长崎奉行的其他重要职责是监督来到日本贸易的外国人的行为举止；要向外国人一再重申禁止传教的禁令；不仅要与葡萄牙人和西班牙人谈判，而且要与英国人与荷兰人谈判。长崎奉行有许多时候并不居住在长崎，从1605年至1625年，长谷川家族的成员长期担任长崎奉行，他们自己也从事海上贸易，也为将军照顾幕府在长崎的贸易利益，还要平衡幕府将军和地方商人的利益。从1636年开始，长崎的奉行至少要由两名日本官员担任，这些官员多来自江户和大坂，他们有时住在长崎，但许多时候住在别的地方如江户等地，有时在贸易季节则须来到长崎。随着时间的推移，长崎奉行的职权范围越来越大，除管理长崎本地以外，还要查禁九州各地的天主教以及拦截秘密来到日本的外国传教士。最后，到1681年时，长崎奉行雇佣的人员多达1 041人，到1724年时多了一倍，成为那个时代日本最大的官僚机构。

点击图片即可优惠加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