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力悲伤》：用弗洛伊德理论去解剖纳粹战车碾压过的德国人心理

文：葛维屏

《无力悲伤：集体行为的原理》是一本心理学著作，而且是以弗洛伊德心理学体系为基本原理透视德国人的集体行为的心理学著作。

两名作者都是德国人，书成于1967年，这样的书，对于中国人来说，是不是显然太过遥远？

恐怕不是。有一个有趣的现象是，书写出的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正处于红海洋的激烈动荡之中，与书中所反思的德国社会现状迥然不同，而有意思的是，当时的德国社会所处的现实情境，反而与当代的中国也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现实状况比较近似，这就是书中屡屡提到的六十年代末德国经济繁荣，科技革命层出不穷，人们生活条件大为改善，但与之相应的是，却是民众对政治的极度冷漠，对社会的关注极度衰减，人们对过去的历史视而不见。

在这样一种社会现实的境况下，作者用心理学展开了对德国人心灵伤疤的揭示，来阐述为什么德国人要把希特勒奉为自己的元首，并且狂热地为他卖命，又是为什么会在战争中表现出如此丧失人性的行为，而这一切在战争终结后，为什么德国人若无其事地又恢复到了正常，快速过度到战后那种平静的、沉湎于物质生活的常态化生存的。

这期间人们情绪的快速逆转，是如何依靠心理上的支撑来协助完成的。这一点，的确是值得人们关注的谜题之一。本书两个作者是一对夫妇，意图何用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说来解开这个谜底，不仅是心理学与社会学结合的一次有益的尝试，同时也打开了一个洞观历史、阐述历史的窗口，让我们对以前通过司空见惯方式呈现出的历史，以一种心理学的角度进行重新打量与观看。

这本书里运用了一套弗洛伊德常用的心理术语，而心理学令人感到头痛的原因，正是因为它对我们耳熟能详的自我心理，进行了另一维度的心理学术语的重新界定，就像在我们通常所采用的语言之外，又发明了一套语词，来进行人类心理的阐述与解释，无形中，我们不得不被这一套新语词所带来的庞大的理论体系所冲激与荡涤，最后往往在心理学术语的汪洋大海面前被弄得昏天黑地。

在本书中，我们必须熟悉一下源自于弗洛伊德的心理学语词，这相当于作者的解剖刀。作者对心理学的价值与意义是非常看重的，在书中，宣告般地声称：“精神分析是我们理解人类的最宝贵工具。”（P78）。精神分析作为工具的一种存在，是它的语词这些基本的刀锋。下面挂一漏万地罗列一下书中提到的几片刀光剑影:

投射

防御

退行

共情

驱力

这些术语有专业的阐述，我大致把它编织一下，毕竟是一个心理学的外行，也没有作过深入的研究，仅仅是一个读者，何况我还是一个对精神分析抱着将信将疑态度的半调子读者，所以我的口语化的联想，可能是错讹百出的。好在精神分析本身就没有标准答案，在一个没有权威解说的门类中，如果术语与学术本身都模棱两可的话，那么，我想，胡说八道一下，也会获得无罪认定的。

驱力来自于本能，是一种内部压力，这种力量作用于内心，太过强大，心理承受不起，便需要投射出去。如果遭受到抵抗，或无法达到目的，便开始退行，这本身的目的是为了防御。这一切心理作为的效果，都是为了使得内心平和与宁静。

用这一套理论，去套用希特勒与纳粹的疯狂历史，倒是可以找到很适用的现实路径。

——为什么希特勒会获得德国民众的疯狂崇拜？

这一点书中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进行了多角度的陈述。作者引用道：“正如弗洛伊德所言，领袖代表了群众的自我理想。”（P322）

也就是说，群众的自我理想，移情到领袖身上，于是民众的“自我与‘自我理想’就很容易走向融合，也就是说，与领袖热情地融合。”（P323）

民众在崇拜领袖的时候，丧失了自我。为什么民众会乐于这样做？作者分析道：“服从他（希特勒）成了一种快乐、一种荣誉的标志，会被载入史册。柔弱的自我虽很焦虑，但不能抵御这种错误的集体疯狂，因此自我也就从主观意识中消失了。”（P26）

崇拜带来了什么样的快乐？这就涉及到民众心理上的旧有的道德负担。书中写道：“我们必须记住，人们想要放下道德意识带来的负担，因为它让人觉得不舒服。大众领袖让自己成为崇拜对象，确保这种负担的减轻，这注定会增加其追随者的热情。”（P67）

如何理解这种心理？我们注意到，大众领袖往往是挑战道德的人，也就是所谓的弄潮儿。我们不妨以陈胜吴广起义为例。当年那一帮苦役犯被强行地发配他乡，前景莫测，但普通民众受道德约束，不敢有所越轨，但陈胜就不一样，他直接道出了“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大逆不道之言，立刻御下了普通民众的心理负担，于是应者云集，揭竿而起。我们可以典型地看到，领袖的出现，是应和了民众的内心情结，但同时，民众又把自己的理想移情到领袖身上，以此来减轻自己的心理负担。所以领袖都是具有超强心理的人，它能够担负起民众所无力承受的心理负担。

作者这样的解释，比较好的切合了希特勒为什么能够被疯狂崇拜的原因。

——为什么战争中会杀人如麻，置和平下的道德于不顾？

这就是作者在第三章“道德相对化与社会必须容忍的矛盾”所要阐述的内容。作者认为“道德也是历史现实的一部分。”（P160），也就是说道德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它与人类的现实紧密相关。道德随着人类的社会进程的变化而变化。

道德有一种非常有害的毛病，这就是它把人类的行为分成好与坏的部分，因为道德是源自于人的定性与意识形态，所以，道德带有一种强制的武断性质。一旦道德插手人类生活，那么，人类的行为就被贴上了泾渭分明的标签，然后人类在道德的幌子之下就可以为所欲为。看看作者是如何阐述这一点的：“武断地断言特殊群体或文化领域中‘正确’的行为方式，是一种道德观的核心内容。在平民生活中，‘汝不可杀人’是戒律，但是在战争爆发时，道德准则却需要我们武装自己去杀戮——杀死敌人。”

“道德会‘合理化’行为，也就是说，它会像一个帘子一样，用一个看似合理的动机，掩盖行为背后的真实动机。道德是秩序的工具，也因此会成为统治的工具。”（P160）

所以，我们会看到纳粹假道德之名，行反人类道德之实。这种对道德的人为界定而可以带来的对人类行为的脱罪动机，正反映了人类暴力与残酷能够大行其道的心理诱因。

——为什么那些参与了残酷的暴力屠戮的人，会在事情过后如同没事人一样？

这一点，作者是重点针对二战结束后，德国人回归平常生活，不问政治，只追求经济发展与个人安逸，那么，那些战场上的穷凶极恶的德国鬼子是如何实现自己的身份转换的？对于我们中国人来说，那就是当初战场上的日本鬼子，是怎么又恢复到温文尔雅的日本人的？

这一点的确值得我们去探讨追究。而本书作者依照弗洛伊德的理论，还是找到了这种行为嬗变后的心理因素。

作者认为，这些德国民众“撤回投注的情感能量、撤回兴趣”，那些曾经让人激情澎湃的事情“从记忆里消失了。它们的消失必须被看作自我保护机制启动的结果。”（P30）

实际上，这就是“退行”与“防御”这一心理学语词背后的现实情境。作者认为，正是这种防御机制，导致了作者在书写这本书的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时德国人普遍“在心理上持保守主义，无法用一种发展的态度来处理问题的关键。”（P73）

实际上，我们今天看到，冷战结束后，德国的现实态势，已经与书中所写的那种消极的不问政治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看出，当时德国民众对政治的冷漠，实际上不过是一种自我心理的疗伤，一代人的心理在这种“防御”状态下得以恢复之后，德国今后究竟会走怎么样的路，还值得重新定性。

——为什么德国人重视技术而却漠视政治？

这是对德国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特征的一种反映。而这恰恰是新技术统领社会的大趋势之下的共同的社会特征。今天我们已经深刻地感受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德国社会普通弥漫的一种社会情绪。

对此，作者也作出了自己的分析，对我们了解当下的现实社会，也不无借鉴作用。

作者认为，在现在的自动化技术出现后，“个体其实一点不重要。‘没有谁不可或缺’这句话虽带有攻击性，是轻蔑的语句，但已成为基本的实用主义原则。”（P170）

于是，“日常现实让他们绝望，因为机构的结构、大企业的结构注定了个体的参与希望会落空。”最终的结果就是——“大众的政治冷漠是对自身处境的抑郁反应。”（P171）

另外，书中涉及的一些心理学阐述的社会现象，都对我们很有启发。比如，为什么压抑会导致暴力。这是弗洛伊德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支点。作者举例道：“在基督教的漫长历史中，性快感一直备受指责。这迫使个体压抑性欲，只能在破坏行为中寻求替代满足。”“力比多没有得到满足的儿童会去虐待动物。”（P189）。

是不是有一定的道理？我们通过最近宣布自己结婚的“小龙女”的匪夷所思的行为中，可以看出弗洛伊德的理论，就很有大显身手的空间的。实际上，“小龙女”与同性结婚，带有一种非常明显的“破坏”欲望，这种欲望的深层根源，就在于自己的内心驱力的发泄与压抑之间的严重对立，终于导致了她的这种奇特心理的定型。

总体来说，《无力悲伤：集体行为的原理》比较晦涩难懂，但是它的好处是针对德国的社会现实，这一点，毕竟是可以触摸的部分，反过来可以推导出一些心理学原理的内涵与指向所在。而这种现实性，对于我们了解历史，特别是从心理学这一维度去鸟瞰历史，提供了一种新的观察方法，因此，这本书虽然读起来很吃力，但收益还是出乎预料的。而且作者在书中不断反复申论所要表述的内容，前面讲的不透的地方，后面还会重新提起，这也有助于我们能够理解作者书中所表述的心理学原理与社会学现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