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运河与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

丁延峰，罗衍军

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各民族在大运河区域交往交流交融，逐步形成了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

（一）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形成和发展过程中发挥着重要的交通纽带作用

自公元前486年吴王夫差开邗沟，贯通江淮始，至秦汉时已形成为沟通全国的运河体系。东汉末，曹操在北方开凿的平虏渠和泉州渠等运河河道，对巩固政权、增强区域间经济联系起到重要作用，《三国志》载：“三郡乌丸承天下乱，破幽州，略有汉民合十余万户。袁绍皆立其酋豪为单于，以家人子为己女，妻焉。辽西单于蹋顿尤彊，为绍所厚，故尚兄弟归之，数入塞为害。公将征之，凿渠，自呼沲入泒水（泒音孤），名平虏渠；又从泃河口（泃音句）凿入潞河，名泉州渠，以通海。”到隋炀帝开通以洛阳为中心，北至涿郡(今北京)，南至余杭(今杭州)的运河河道，形成了沟通南北及关中的运河体系，密切了南北经济交往，为商业的进一步发展打下了良好基础，南北经济社会文化的交往交流交融得以加速，形成繁荣兴盛的漕运景象，“天下诸津，舟航所聚，旁通巴汉，前指闽越，七泽十薮，三江五湖，控引河洛，兼包淮海。弘舸巨舰，千轴万艘，交贸往还，昧旦永日”。运河交通体系的形成发展，在相当程度上促进了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经济发展、维护了国土安全。此后的元明清时期京杭大运河漕运的畅通，为南北方经济的繁荣和国家统治的巩固，亦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

揆诸史实，大运河运道的变动轨迹，正是古代政治格局和经济重心嬗变的生动彰显。元代的一则碑刻史料，鲜明凸显了大运河在维护多民族国家统一，促进经济繁荣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东南贡赋、凡百上供之物岁亿万计，决江淮而至，道会通河以达，商货懋迁与夫民生日用之所须，不可悉数”。考察中国历史变迁历程可知，古代王朝的治乱兴衰，正与大运河的兴盛与否形成连动关系，大运河在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发挥了重要纽带作用。

（二）大运河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空间

自古以来，大运河即是沟通四方的文明通路，它不但为中华文明的传承延续发挥了重要作用，而且成为人类文明交流互鉴和华夏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重要通道。永嘉之乱前后，晋室南渡，“斯时北方人之衣冠文物，萃于江南，南朝文化，由是超越北朝”。隋唐大运河的开通，有力促进了中国南北方人口分布格局的嬗变，大批北方人口沿运河南下，使南方人口迅速增长。唐代诗人杜甫曾这样描述当时大运河流经的渔阳（今天津蓟州区）一代的交通繁盛状况：“渔阳豪侠地，击鼓吹笙竽。云帆转辽海，粳稻来东吴。越罗与楚练，照耀舆台躯。”《宋史·河渠志》载：“炀帝开甽以奉巡游，虽数湮废而通流不绝，于百代之下终为国家之用者，其上天之意乎？”至宋室南渡及其后元代统一，民族融合进一步加强。明清易代后，民族融合达到新高度。如在江苏运河沿线城市，即有大量满、汉、蒙等族驻防官兵，“镇江有镇海营，皆八旗子弟，后置满洲驻防于江宁，置蒙古驻防于镇江。据宣统间户部之人口册，江宁驻防8807人，京口驻防5858人”。

运河漕运对沿岸城市的发展，起到了明显的促进作用。明永乐二十年（1422）山东巡按陈济说：“‘淮安、济宁、东昌、临清、德州、直沽，商贩所聚。今都北平，百货倍往时。其商税宜遣人监榷一年，以为定额。’帝从之。”明清时期的临清，即成为南北各地商民汇集之处，“自汉置县，逮明孝宗朝迁秩为州，以属东昌，自元开渠通运，为輓漕之咽喉，当舟车水陆之冲，固商贾辐辏之区也”；“薄海内外，舟航之所毕。由开府分漕，达官要人之所递临，而兵民杂集，商贾萃止，骈樯列肆，云蒸雾滃，而其地遂为南北要冲岿然一重镇矣”。

伴随大运河的畅通兴盛，沿线形成了通州、天津、沧州、德州、临清、聊城、济宁、淮安、扬州、苏州、南京、嘉兴、杭州等一批商业城市，为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提供了重要的空间。元代末年陶宗仪在他的《南村辍耕录》中，非常形象地描写杭州笕桥一带回族商人的状况：“杭州笕桥侧首，有高楼八间，俗谓八间楼，皆富实回回所居……阿老尾、道剌沙、别都丁、木偰非，皆回回小名，故借音。”在运河沿线城市不同民族交互杂处、商贾云集，呈现出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南北带状分布，并经由这些城市进一步向外扩展，形成各民族团结协作、共同发展的良好局面。

伴随大运河流域漕运的发达，各民族在运河沿线经商居住，有力促进了各民族的融合与发展。民族的迁徙流动，打破了原来的相对民族隔离状态，丰富了区域民族的组成，为不同民族的重新组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明朝初期，回族由陕西到江南的迁徙，即为明显的例证，明代朱国桢所辑《皇明史概》云：“陕西有回夷一种，大约国初徙回回于江南，其未尽者，散山谷，生齿日繁，俱从汉俗”。清《雍正通州新志》载：“通州回民礼拜寺居州治东南隅，创自元季，规模弘壮。”民国《通县志要》说：“回教重五功五典，为中华民族之一，尚清洁，婚丧礼节各行其是。本县之有回民，应始于元朝。城内回民，旧有金居鲍宛杜闵康蓝八大姓。县南枣林庄李马二姓，皆成祖战将，而定居于此者，于家务何姓为蒙古人也，思答而之裔。张家湾之戴王尹马四姓，皆自沧州迁来。”济宁、开封等地回族、蒙古族等少数民族人口的移入，亦与大运河的开凿与畅通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

（三）大运河是彰显各民族经济文化习俗等融汇共生的生动例证

大运河大大加快了各民族间经济文化的融汇、习俗信仰的互动过程，“不仅促成了中华民族文化的融合和形成，也促成了中华民族在血缘上的融合和形成”。如回族在大运河沿线从事商贸活动，在与当地民众的互动中，经济文化逐步融汇。元明清时期“以儒释伊”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成为回汉思想融汇的典型代表。大运河沿线涌现出一批著名的民族建筑，以回族为例，即有北京的牛街礼拜寺、东四清真寺，河北的沧州清真北大寺、泊头清真寺，山东的济宁东大寺、济宁西大寺，江苏的南京净觉寺等。《民国蓟县志》的记载，即体现了民族融汇对运河区域社会文化的深远影响，“凡民族之相互接触，唯有不相互影响，然其长短优劣之处，根蒂难除。蓟地之隶属于元魏、辽、金、元、清政权之下者，各历有年所，而成其为现在者，亦自有故。夫治乱既成陈迹，变化亦属过程，过程不可得而见，所可考者，历史上之故事耳”。学者王桐龄认为：“常能吸收外来血统，销纳之于吾族团体之中，使之融合无间……造成庞大无论之中国者；曰唯善蜕化之故。”大运河，无疑在各民族经济、文化、习俗等全方位融汇过程中发挥着独特作用。

运河区域各民族发展的历史充分彰显了运河因素在凝聚爱国精神、巩固国家统一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在激发各民族民众奋起行动，投身挽救国家危亡的进程中，运河文化发挥着凝聚爱国精神、共谋国家富强的重要作用。

同时，与边疆民族地区相比，运河区域民族的交往交流交融具有两个明显的特征：一是区域各民族经济、文化、教育、习俗等相互影响密切，融合度高，集中彰显了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特色和魅力。二是区域社会经济相对发达，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各民族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高度发展，为多民族国家的巩固与繁荣做出了重要贡献。

作者单位：聊城大学运河学研究院与山东省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研究基地。本文系2023年度聊城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地方文化研究工程”重大委托项目“大运河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意义研究”、山东省高等学校“青创科技计划”研究项目“山东运河区域乡村社会振兴”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