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4年张爱萍代罗瑞卿看他儿子罗箭，见面后笑问：怎么不给你爸写信

图|罗瑞卿

1963年，新疆的大戈壁深处，用于核试验的马兰基地以及青海高原上的211基地都面临一个窘迫。

缺少相关专业的人才。

为了推动核试验工作，哈军工原子工程系第五期部分学员不得不提前毕业，而原本按照教学计划，第六期学员也要在这年暑假前完成毕业论文以及答辩。

但一切为了祖国，所有的一切只能能省略就省略。哈军工原子工程系第六期学员也奉命全部都提前毕业了。

这些学生后来被统一拉到北京后，做短暂准备，随即被分配往马兰基地、211基地等地。

作为哈军工原子工程系的高材生，罗箭也被分配到马兰基地的红山研究院。

1964年5月，罗箭奉命进疆，临走前，罗箭回到家向父母辞行。

罗箭的父亲不是别人，正是开国大将罗瑞卿，当然出于保密，临走前罗箭只是轻描淡写地说了一句：

“我要出去执行任务了。”

没想到的是，罗瑞卿听到儿子这么说，脸上也只是略过一丝微笑，罗箭事后才想明白：

“爸爸是中央专委办公室主任，协助周恩来总理主抓核工业工作，自己去什么地方，他肯定知道，只是为遵守国家保密制度，故意没点破而已。”

就这样罗箭和一些同学，坐上车，浩浩荡荡地离开北京，驶向那个令人心驰神往的地方……

1938年，罗箭出生于延安。

尽管当时罗瑞卿任抗大副校长，但因为工作繁忙，很长时间不得见面，就连孩子的母亲也埋怨，后来委托罗瑞卿的老战友任白戈为孩子取名，任白戈一琢磨：

“孩子的父亲叫瑞卿，不如孩子就叫小卿吧。”

这个随口一叫的名字，陪伴了罗箭幼年生涯，可也苦了孩子。

图|抗战时期的罗瑞卿

因为“卿”这个字写起来实在是太复杂，孩子写起来不太容易，后来索性用“青”字代替，于是罗小青这个名字，伴随了罗箭幼年成长时期。

那时候正值抗战最关键的时期，生活条件也很艰辛，在太行山抗击日寇时，罗箭就委托给一个做豆腐的老乡家理，那时候也谈不上什么营养，有的吃就不错，孩子长得又黑又瘦。

对父亲，罗箭幼年时基本没什么印象，父亲离开他到太行山参加抗战的时候，罗箭才1岁，等到从前线回来的时候，罗箭都已经5岁了。

尽管对父亲没什么印象，但罗箭和父亲几乎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罗瑞卿本身就有个一米八二的大高个，后来罗箭虽然没长到这个高度，但在同龄人之中，个头已经不算小。

等到抗战、解放战争都顺利结束后，罗箭这才算是安稳下来。

罗箭后来坦言：

“父亲真正对自己有影响是从进北京以后开始的。”

有一次，家里几个兄弟姐妹坐在一起，考虑将来上大学以后学什么专业，当时罗瑞卿就坐在旁边沙发上看报纸，见他们聊得高兴，上前对他们说：

“我们这一代人，打了一辈子仗，可对建设社会主义却搞不懂，现在是到了你们这一代，建设新中国的责任就靠你们了。”

罗箭记得很清楚，父亲最后还说了一句话：

“我看，还是选择理工科好，要学好数理化，将来用得多。”

父亲这句话对罗箭后来选择专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图|罗瑞卿与妻子郝治平

1958年，罗箭高中毕业，因为学习成绩很好，班主任建议他报考理工科大学。

罗箭从小就热爱理工科专业，而且他也想好了自己想要学习的专业——原子能，二战结束时，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放了两枚原子弹，炸起的蘑菇云至今还让人难忘，而且他也已经想好了要报的学校。

罗瑞卿对儿子的填报志愿持不干涉的态度：“小卿，你长大了，填报志愿的事，还是你自己做主吧。”

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工程学院，简称哈军工，在当年可以说是让无数学生心驰神往的地方。

可罗箭对比绝大多数学生，还有一种近水楼台先得月的便利。

他认识哈军工的创始人，陈赓大将。

等到罗箭兴高采烈地找到陈赓，提出想要报考哈军工的时候，也是很高兴的，可是一听罗箭想要选的专业，陈赓将军也有些犯难了，当时的哈军工可还没有设原子能这个专业呀。

看着罗箭落寞的眼神，陈赓出主意：

“你报考中国科技大学，就是中国科学院建立的新大学，郭老当院长，那可是你聂伯伯的实验田，我听说他们那里有原子能专业，今年首次招生。”

一听陈赓这么介绍，罗箭立时便喜笑颜开。

图|1950年，罗瑞卿与家人合影，右三为罗箭

以罗箭的成绩，考上中国科技大学，并不难，那年高考，罗箭物理考了满分，顺利地跨进中国科技大学的大门。

尽管顺利地考入大学，但在罗箭的心里，哈军工依然是他心目中的理想之地。

快大三时，罗箭从父亲好友的儿子那里听说了一件事，哈军工新设空军系七科的702专业，就是原子能专业。

罗箭脑子里一下子就想去求父亲转学，可又怕父亲生气不答应。

不过没想到的是，罗瑞卿对儿子的想法十分支持，恰好的是当时国家为了支持哈军工，准备从重点的理工科大学选拔优秀学生插班，罗箭赶上了这个好时候。

也就是在动身前往哈军工之前，罗瑞卿给家里三个孩子都改了名字。

“小卿啊，你就要离开北京去军工上学了，再用小青这样的名字就不好了，我想给你们哥三取个大名。”

图|1954年，罗瑞卿全家在北京缎库胡同合影

说着，罗瑞卿将写好的三个字一字排开，罗箭一眼望过去，只见纸上写着三个字“箭”、“宇”、“原”。

不过，罗箭因为挑得晚，轮着他的时候，“宇”、“原”两个字已经被弟弟们挑走了。

尽管罗箭也不太明白改名字的缘由，但他还是听从了父亲的建议，自此以后，便开始叫罗箭。

时隔多年后，罗箭与弟弟们回忆起父亲这次为他们改名，才感觉到父亲的良苦用心：

“父亲给儿子取的三个字，寄托了他心中科技兴国、科技强军的梦想，即希望新中国尽快研制出自己的火箭、原子弹和宇宙飞船，以先进的国防科技构筑强大的国防，这在当时，是老一辈当和国家领导人的共同心愿和梦想。”

罗箭因为父亲的关系，一开始班上的同学都对他很不以为然。

图|1961年罗瑞卿全家福

60年代初，哈军工的学员们要自己挑水种菜，有天初春的早上，大家凌晨起床，冒着严寒去掏粪。

有人激将罗箭，问他敢不敢跳到冰冻的粪坑里，哪知道罗箭二话不说，一个纵身便跳了进去，论镐掏粪，再把冰块搬上来，弄得身上都是臭烘烘的。

这一下，大家再也不敢小觑罗箭。

也因为罗箭日常学习十分用功，在日常生活中也从不叫苦叫累，很快得到了周围人的敬重。

从事核试验工作，是需要遵守保密条例的，这一点任何人都不能违背。

罗箭进入马兰基地后，立即便进入到紧张的忙碌中，当时在马兰基地里，哈军工的毕业生是主力军，到处都能碰到同学，罗箭倒也不怎么寂寞，只是时常想念在家的父母，尽管如此罗箭还是忍着思念之情，没给家里写过一封信。

有一次总参开会，罗瑞卿半开玩笑的跟大家说：

“我的儿子‘失踪’快半年了。”

图|罗瑞卿

玩笑归玩笑，罗瑞卿当然知道自己儿子在什么地方，但大家都遵守着纪律，你不说我也不说。

也许是说者无心，听者有意。就在第一次核试验即将进入倒计时阶段的时候，代表中央负责现场指挥中国首次核试验的张爱萍来到了现场。

除了视察工作外，他还挨着工号，一个一个地找，最终在光学测量站那里找到了罗箭。

罗箭刚满头大汗的从地下掩体爬了出来，迎面就撞上了张爱萍，罗箭连忙敬礼。

“嗯，不错。”张爱萍拍了拍罗箭，看着眼前这个佩戴着中尉军衔的军官，赞许地说道：

“晒黑了，也变得壮实了。”

罗箭脸一红，没好意思答话。

张爱萍笑着问罗箭：“怎么不给你爸爸写信啊，你爸爸都着急了，我来替老罗看看儿子吧。”

见张爱萍和蔼可亲，罗箭“一脸认真”地抗辩：

“这是你规定的纪律啊。”

张爱萍哈哈大笑。

1964年10月16日，核试验当天。

张爱萍、刘西尧等前线指挥人员和一部分应邀前来参观的党政军领导干部以及一些科学家都被安排站在白云岗观察所。

当然这个所谓的观察所，其实就是一个小山包，上面搭着一个大帐篷。

图|罗瑞卿全家福

尽管罗箭当时就站在小山包的后面，但他只能按照规定背过身、捂着眼、低下头、紧贴着膝盖，倒数60秒以后，才能睁开眼睛，当时光学研究室的孙主任带着高倍墨镜，用一只眼观察核爆情况，另一只眼用纱布遮住。

大家都在等待着那令人激动的时刻。

罗箭躲在小山包后面，静静地倒数了60秒，可能是因为太紧张，罗箭没听到室主任发出的口令，于是又静下心来默数了60秒。

也不知道是谁大喊大叫，罗箭这才睁开眼睛，大家这时一起转身，蘑菇云已经升起很高了，罗箭心中感到有些遗憾，尽管他看到了蘑菇云，却没看到升起的火球和闪光。

图|罗瑞卿与家里孩子们在一起

罗箭抑制住兴奋，转身对同学说：“我们应该测量一下蘑菇云升起的高度。”

因为事先已经有所准备，大家七手八脚地测量起来，根据测量的数据，罗箭绘制了一张蘑菇云升腾起的高度随时间变化的数学曲线。

这条曲线平整光滑，根据曲线数据的浮动变化，罗箭与同学测量得出结论，这次核爆的当量应该是在一万吨到2万吨TNT当量，而测算出的平均数值为1.5万吨TNT，和美国人扔在广岛的那枚原子弹当量相当。

在汇总各方面数据后，罗箭向张爱萍汇报了这一消息。

大家一致认定，这是一次真正的核爆。

大半年时间的努力，终于开花结果，大家的心里都很高兴。因为在这次核试验中出色的表现，罗箭荣立三等功。

图|1964年第一次核试验成功后罗箭与战友们合影

按照惯例，给立功人员发奖章和证书后，政治部门都要把立功喜报寄送到立功人员加所在的地方政府。

罗箭的立功喜报，被送到了北京东城区委东华门办事处，一帮居委会的老大妈比罗箭还兴奋，他们当然知道，喜报送的地方，就是那个神秘首长的家。

当时罗瑞卿夫妇不在家，秘书拦住这些大妈们，在门口签收了喜报，惹得大妈们满脸不高兴，还小声嘀咕了几句：

“也不让人进门看一眼……”

当晚罗瑞卿回家后，听说这件事，心里也很高兴，却批评了秘书：

“你们为什么不让东华门办事处的同志们进到家里呀？应该请他们进门喝杯茶，表示感谢呀！我这个总参谋长的家为什么老百姓就不可以进来呀？”

图|1964年罗箭回到北京后，与母亲郝治平一起在王府井合影

一个月后，失踪半年的罗箭回到北京，全家顿时欢天喜地，罗瑞卿静静地听儿子汇报在马兰基地的工作情况后，对全家说：

“庆祝小青立功，今天爸爸带你们去全聚德吃烤鸭。”

这也是罗箭一家人第一次走进全聚德，进门时罗瑞卿还高兴地对烤鸭店经理和服务员说：

“我儿子立了功，今天我请他吃烤鸭。”

在那个特殊的年代，罗瑞卿一家也受到了很大的影响。

几个兄弟姐妹后来都天各一方，罗箭也被安排复员回到了老家四川南充，到了蚕丝厂当了一名工人。

幸运的是，罗箭的妻子林耿耿始终不离不弃，尽管她也遭逢不幸，但她更担心身在南充的罗箭，经过一番努力，罗箭与林耿耿在南充完婚，后来林耿耿也调往南充，在丝二厂子弟学校当了一名老师。

图|1977年9月，罗瑞卿与谭政一起视察装甲兵某部打坦克实验

好在一切磨难烟消云散，罗箭的几个兄弟姐妹后来都回到了北京，陆续与父母团聚。

作为父亲长子，罗箭夫妇被调回北京后，很希望能留在父亲身边照顾，可是罗瑞卿不同意：

“小青是科技干部，新疆更需要他，就不要在北京安排工作了。”

罗箭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他知道父亲是爱自己的，但父亲的心里，同样装着中国国防事业，而作为高科技的人才，罗箭应该发挥更大的作用。

于是，罗箭又回到了阔别六年之久的马兰基地。

尽管辛苦，但幸运的是，许多志同道合的同学都没有放弃自己的工作，仍旧坚持努力着。

图|罗瑞卿

1978年，国防科委机关机构进行调整，罗箭也被调回北京，参加国防科委的技术管理工作，还是干老本行，更为关键的是，罗箭终于能够不用再离开父亲身边。

1985年，国防科委要选调一批技术干部到政治部门领导岗位上任职，当时罗箭正跟着朱光亚负责核试验的组织工作，从本心来论，罗箭不愿意离开技术岗位，但最终他还是选择，服从组织安排。

罗箭后来被授予了少将军衔，1996年从国防工委后勤部副政委的岗位上退休。

退休前，罗箭陪同着母亲，将珍藏了18年，装有父亲骨灰的骨灰盒带回了老家南充，在罗瑞卿纪念馆一株3米多高的雪松下面，罗箭将父亲的骨灰撒入泥土之中。

图|罗箭

尽管父亲也已去世多年，但在罗箭的心目中，却一直想要去追寻父亲的足迹。

罗箭自己后来又几次回到南充，除了寻找当年的记忆外，更多的是想要了解父亲的过往。

2006年，从南充返回北京不久后，罗箭就参加了老同学罗东进（元帅罗荣桓长子）组织的重走长征路活动。

对年近七旬的罗箭来说，参加重走长征路的人中，他的年龄是最大的，尽管难度很大，但罗箭依旧还是坚持参加，他认为参加这个活动有两个目的：

其一、寻根，父辈们曾经从这里走过，罗箭希望能亲身体验他们当年的艰辛；

其二、还愿，当年长征途中所经过的地方大多都是贫困地区，时隔多年仍旧未脱贫，当年老区人民倾尽所有帮助红军，罗箭认为他们也应该尽自己所能，去给老区群众带去一些帮助。

图|罗箭晚年

重走长征路活动结束后，罗箭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

“这41天的经历，会在我们后半生留下深刻的印象，要说长征路上的感受，那是太多了，授衔时我们亲身体验了父辈们长征的艰难，我们也在探寻长征精神的精髓，我觉得坚定的信念、勇敢的精神、铁的纪律、灵活的战略战术，也就是实事求是的思想，这都应该是长征精神的最基本点，这些基本点在我们今后国家建设的新长征中，仍然可以发挥作用。我觉得有了这样的认识，我这一路没有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