契丹人是怎样被汉化的？

契丹作为中国北方古代民族之一，从南北朝时期便与汉人有所接触，并且受到中原文化的浸润和熏陶。追至辽代，契丹人对于中原文化及儒家文化的吸收、继承，也臻于鼎盛，由此促进辽朝在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都有了长足的发展。

契丹人的汉化

契丹人在接受汉文化之前，是一个地地道道的游牧民族。唐中叶的藩镇叛乱，则给契丹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契机，一方面是唐朝无力经营东北地区，使契丹人得以坐大，实力大增；另一方面是有很多不堪战乱骚扰的内地汉人纷纷离乡背井，越过长城，进入了契丹人世代居住的辽河流域，使契丹社会出现了农业生产。阿保机成为夷离堇后，乘唐朝内乱之际，盘马弯弓，频频南下。与此同时，阿保机对契丹随畜游牧的传统生活适时调整，开始学习农耕社会制度，大刀阔斧地进行了一系列改革。

第一，宣布成立汉儿司，以韩知古总知汉儿司事。据《辽史·韩知古传》记载：“久之，信任益笃，总知汉儿司事，兼主诸国礼仪。时仪法疏阔，知古援据故典，参酌国俗，与汉仪杂就之，使国人易知而行。”

第二，改变契丹传统的草原统治方式，建立城市制度和人口管理制度。辽初，韩延徽“乃请树城郭，分市里，以居汉人之降者。又为定配偶，教垦艺，以生养之。以故逃亡者少”。

第三，仿效汉文化，施行姓氏制度。《辽史·后妃传》总叙记载：“太祖慕汉高皇帝，故耶律兼称刘氏；以乙室、拔里比萧相国，遂为萧氏。”2015年6月至12月，在内蒙古多伦县小王力沟发掘了两座大型辽代贵族墓葬（编号为M1、M2）。M2出土大量精美随葬品，瓷器多用金银包饰，保存完整的墓志对研究辽代历史具有非常重要的价值。这块《大契丹故贵妃兰陵萧氏玄堂志铭》亦称：“惟国家千龄，启运二姓，辨族系，尊耶律汉室之宗刘氏也，世娶兰陵周王之重姜姓也。”

第四，大兴儒教和道教，推崇中原的伦理道德。神册三年五月乙亥，“诏建孔子庙、佛寺、道观”。孔子庙的兴建过程，《辽史·宗室传》记述其原委：“时太祖问侍臣曰：‘受命之君，当事天敬神。有大功德者，朕欲祀之，何先？’皆以佛对。太祖曰：‘佛非中国教。’倍曰：‘孔子大圣，万世所尊，宜先。’太祖大悦，即建孔子庙，诏皇太子春秋释奠。”力主修建孔子庙的耶律倍就是一位汉文化修养极高的契丹人，“初市书至万卷，藏于医巫闾绝顶之望海堂。通阴阳，知音律，精医药、砭焫之术。工辽、汉文章，尝译《阴符经》”。

第五，延揽汉人知识分子。辽朝皇帝不仅倚重韩延徽、韩知古进行一系列汉化改革，而且其下令创制的契丹文字，也是借用汉字字形而成，并且里面吸收了大量的汉语借词。

辽太宗时期，辽朝征服中原地区，“既得燕、代十有六州，乃用唐制，复设南面三省、六部、台、院、寺、监、诸卫、东宫之官。诚有志帝王之盛制，亦以招徕中国之人也”。太宗采用中原制度，由此确立南面官制。会同三年（940）十二月丙辰，“诏契丹人授汉官者从汉仪，听与汉人婚姻”。自此，契丹人与汉人打破民族界限，开始逐步融合，也推动着汉化进程。

辽代契丹人对汉文化的吸收和继承，可以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文学。契丹贵族上自帝王后妃，下至诸王大臣，能诗善赋者不乏其人。第二，科举和文化教育。辽代自圣宗时始开科取士，仅取进士二至三人，为数甚微，澶渊之盟以后，增为二十三人，道宗时更猛增为百余人，许多汉人由此跻入显宦行列，并且各地还建立了学校。第三，生活习俗。重阳节登高、饮菊花酒本为汉人习俗，契丹人后来也有了这一习俗，辽圣宗曾多次重九登高，赐群臣菊花酒，以后相沿不废。

契丹风俗

游牧的契丹人以畜牧业为生，生产生活方式与农耕定居民族有很大不同。契丹人以车帐为居所，是游牧民族一种较为传统和常见的居住形式，这是在长期游牧生活中形成的。游牧民族过着逐水草而迁徙的生活，车帐是方便他们不停地改变居住地、不停地进行转移的最佳工具，也是这些过程中最好的庇护和休息场所。辽朝皇帝的居所曰斡鲁朵，意为“穹庐”“宫帐”。北宋大中祥符初年，路振出使契丹，提及中京城，“城中无馆舍，但于城外就车帐而居焉”。苏辙有诗谓“契丹骈车依水泉，橐驼羊马散川谷，草枯水尽时一迁”云云，讲述的就是契丹的真实生活状态。

契丹人的食物以乳肉为主，除牛羊肉外，野猪、狍子、鹿、兔、鹅、雁、鱼等猎获物也是食物的重要来源。肉类可煮成濡肉，也可制成腊肉。牛、羊乳和乳制品是他们的饮料和食物，即所谓“湩酪朝中百品珍”。契丹人也食用少量谷物，如用米煮粥或制成炒米。经常食用的果品有桃、杏、李、葡萄等，有时候用蜜渍制成果脯，夏日有西瓜。1995年夏，考古人员在内蒙古敖汉旗羊山一号辽墓壁画中，发现了目前中国已知最早的“西瓜图”。该壁画中，在墓主人前方陈放一具供台，台面上有两个大果盘：一盘盛放石榴、杏、桃等五种水果，另一盘盛有三个碧绿色的长圆形西瓜。冬天有风味果品“冻梨”。中京的酿酒业对后世有着深远的影响。辽朝境内的汉人、渤海人的饮食，除保留其固有的习惯外，也受到契丹习俗的某些影响。奚人的食物中，谷物的比例多于契丹。同时，汉人、渤海人的食品也传入契丹，辽朝皇帝过端午节时就食用渤海厨师制作的艾糕。

辽朝各部族大多生活在北方苦寒之地，在相当长时间里，“食肉衣皮”是他们共同的衣食习俗。所谓“衣皮”，就是那些以游牧、狩猎为生的民族多利用动物的皮毛，制成既简单又可以遮体、御寒的衣服。随着社会的发展，经济条件的不断转变，民族融合速度愈来愈快，契丹内部等级尊卑划分明显，其服饰逐渐发生变化，有了蕃汉之分、朝常之别。辽朝人不仅懂得利用较好的原料制作衣服，还擅长运用色彩、图案和装饰品等使衣服更加漂亮、美观、华丽。

总体看来，辽朝服饰风俗发展变化有如下两大特点。第一，契丹穿着汉服的趋势发展迅速，这在辽朝皇帝及社会上层的服饰变化中尤其显著。第二，辽朝大部分地区依然保留了本民族服饰的特色，契丹服饰基本由冠帽、袍、裤、靴组成，具有明显的游牧民族特征，属于“胡服”。契丹男子多为髡发，着紧袖窄袍，腰间有束带，脚穿长靴。契丹女子的服饰以衫、裙、袍、带为主。

辽朝时兴的岁时节日从时间、名目甚至具体内容等方面看，有许多沿袭汉唐以来的习俗，但也有很多节日与宗教、游牧生活息息相关，具有契丹特色。“放偷日”是辽金时期一种极具民族特色的节庆，时间主要集中在农历正月十三至正月十五之间，与中原地区元宵节的日子相近。据《契丹国志》记载，“正月十三日，放国人做贼三日，如盗及十贯以上，依法行遣。北呼为‘鹘里尀’，汉人译云‘鹘里’是‘偷’，‘尀’是‘时’”，即在三天允许国人偷盗，在规定数额内不予追责。在辽朝，佛教广为流传，并对其社会生活产生重要影响。笃信佛教的辽朝人在四月八日佛诞日举行拜佛诵经法会及浴佛等活动，以示庆祝。《辽史·礼志》记载：“京府及诸州雕木为像，仪仗、百戏导从，循城为乐。”《契丹国志》也记载说：“京府及诸州，各用木雕悉达太子一尊，城上舁行，放僧尼、道士、庶民行城一日为乐。”由此可见当时的盛景。

契丹特色的习俗，还有再生仪。辽朝皇帝、执政的皇后和皇储可行此仪礼，于本命年前一年季冬之月择吉日举行。在仪式举行日之前，先于御帐禁门北设再生室、母后室、先帝神主舆，仪式当日，让童子和接生的老妪待在再生室内，老叟持箭囊立于门外。先从神舆中取出先帝神主，祭奠。皇帝入再生室，除去朝服，与童子一同模仿出生时的情况，然后拜先帝御容，宴饮群臣。

（本文整理摘编自《辽夏金元史：冲突与交融的时代》 张帆、陈晓伟、邱靖嘉、林鹄、周思成/著 中信出版集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