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大可 | 司马迁和《史记》评介

司马迁和《史记》评介

中国《史记》研究会会长 张大可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定於二〇二四年甲辰之歲，推出《史記》高精仿真影印南宋蔡夢弼二家注合刻本，重現宋刻善本真容，此是嘉惠士林、值得慶賀的一件盛事。

刊刻於南宋乾道七年（一一七一）的建安蔡夢弼東塾刻本《史記》，是學界普遍認爲現存最早的二家注合刻本，開注本合刻之先例，在《史記》版本系統中占有重要的地位，更是爲之後的三家注本奠定了基礎。即便是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建安黄善夫本《史記》也是依據二家注蔡本演化而來，問世時間更是比蔡本晚了二十餘年，蔡本的價值不言而喻。目前學界研究大都圍繞《史記》三家注合刻本進行，對二家注本的關注度仍有較大提升空間，可見此次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選用二家注蔡本《史記》進行仿真影印出版，意義非凡。出版之際，索序於筆者，躬逢盛事，甚感殊榮，不揣謭陋，以『司馬遷和《史記》評介』爲題，敷陳其義，是爲『序論』，與雅愛《史記》的大衆朋友分享。下面分四個部分來談。

一、司馬遷的人生和《史記》成書

《史記》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紀傳體史書，居於二十四史之首，是中國人人必讀的一部國學根柢書，西漢司馬遷撰。司馬遷，字子長，西漢左馮翊夏陽縣（今陝西韓城市芝川鎮）人。他生於漢景帝中元五年（公元前一四五），卒於昭帝之初（公元前八六年左右），享年約六十歲（從王國維説）。司馬遷的一生恰與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公元前一五六至前八七）相始終，正值西漢鼎盛時期，也是中國古代中央集權制社會確立以後的第一個盛世，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都出現了蓬勃發展的局面。司馬遷生活在這個盛世，完成了空前的歷史巨著，成就了中國史學史上的一件大事業，絶不是偶然的。它是主客觀兩方面交叉産生的必然效應，下文詳論。

第一，主觀條件無疑是司馬談、司馬遷父子二人的潜心修史。所謂是『有其父方有其子』，二人能力之出衆、目標之宏遠、心性之堅韌非常人所能及。司馬談是漢武帝時的太史令，雖然職位卑微，却是皇帝身邊最重要的歷史與天文顧問，重大制度的興革和典禮儀則均可參加討論，還負責掌管國家圖籍和檔案簿書，這是修史的重要條件。司馬談舉賢良入仕後發願繼承孔子聖人的事業，效《春秋》完成一代大典，規劃了創作『太史公書』，即『史記』的藍圖。從建元元年（公元前一四〇）開始進行了十八年準備工作，正式撰述從元狩元年至元封元年（公元前一二二至前一一〇），共十二年，前後三十年耗盡了他的一生。《史記》規模體制，以人爲中心，通史原則，均已確定。其發凡起例宗旨有三端：一曰效周公『歌文武之德』；二曰繼孔子效《春秋》『修舊起廢』，爲後王立法，爲人倫立則；三曰頌漢興一統，論載『明主賢君忠臣死義之士』。合此三端，即以人物爲中心，帝王將相爲主幹，頌一統之威德，這正是秦漢中央集權政治在學術思想上的反映。他臨終時告誡司馬遷説：周公制禮作樂，使國家治理、人倫道德有了秩序；孔子論《詩》《書》、作《春秋》，普及知識於大衆，都是幾百年纔産生的一個聖人。自孔子絶筆以來幾四百年，如今漢家興起，天下一統，明主賢君、忠臣義士對歷史的貢獻應該記載下來，傳之後世。完成這部論著是我們司馬氏史官世家義不容辭的責任，這是繼周、孔之後的聖人之業，我司馬談作爲太史没有完成這個事業，現今落在了你的肩上，你應當以盡忠盡孝之責完成這一歷史重任。司馬遷點頭流泪説：兒子已牢記在心，竭盡全力完成父親的重托（據《太史公自序》意譯）。司馬遷作爲司馬談的獨生子，也是司馬談精心培育的修史接班人。

在古代，家學承傳是産生偉大人物最直接的基因。《太史公自序》中追述司馬氏遠祖世系，其始祖爲唐虞之際的重黎氏，歷唐虞夏商，世典天官，至周世典周史。司馬氏家族歷經千年的史官世家與大變革時代各種新學的熏陶傳承，孕育了司馬氏家學。司馬遷師承大師，與時賢爲友。漢武帝時代，群賢畢集，有幾位影響深遠的大學問家。一位是今文學大師董仲舒，一位是古文學大師孔安國，還有一位天文學大師唐都，均因司馬談的關係，司馬遷能有幸拜在他們門下。他二十歲时秉承父命壯游全國，正當盛年，懷抱着凌雲壯志，從京師長安出發東南行，出武關至宛。南下襄樊到江陵。渡江，溯沅水至湘西，然後折向東南到九疑，又北上長沙，到汨羅屈原沉淵處憑吊。越洞庭，歷長江，順流東下。登廬山，觀禹疏九江，望五湖，之後北上渡江，過淮陰、曲阜，考察齊魯文化，觀孔子遺風。然後沿着秦漢之際風起雲涌的歷史人物的故鄉、楚漢相争的戰場，經彭城，歷沛、豐、碭、睢陽至梁（今河南開封），回到長安。『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走出書齋，讀無字之書，作社會調查。之後司馬遷仕爲郎中，奉使西征開拓西南夷，在今雲貴地區設郡置吏，體悟了民族風情和習俗，又扈從武帝四出巡行郡縣，走遍大江南北、長城内外，也走遍祖國大地，是爲『扈從之游』。幾十年扈從武帝的豪放巡游，他得到了置身中央王朝中樞的機會，獲得了廣博的社會知識，搜集了大量的遺文古事，開拓了視野，開闊了胸懷，增長了識見和才幹，在《史記》中留下了許多生動記載。

多彩的人生造就了司馬遷的文化巨人地位。聰穎勤奮，十歲誦古文，養育了他的才；得天獨厚的家學淵源，師承學術大師，培植了他的學；二十壯游、扈從武帝、奉使西征，錘煉了他的識；史官世家的血統和文武世家遺傳的將才氣質，父親司馬談盡忠盡孝的誘導教育，涵育了他的德。一個良史所需要具備的才、學、識、德四大要素，司馬遷可謂兼備一身。後遭李陵之禍，受宫刑，悲憤至極，痛不欲生。在如此境遇之下，無比堅定的修史决心讓他忍辱負重活下來，發憤著書，以更加激揚奮發的精神投身於《史記》的修纂，終成鴻篇巨製。儘管《史記》的思想體系衹能以司馬遷一人爲代表，但是《史記》是司馬談、司馬遷兩代人的共同創作，這是確定無疑的。司馬談發凡起例的創造，應給予高度評價。父子兩代接力撰述四十六年，耗盡了兩代人的心血，鑄就了《史記》豐碑。

第二，《史記》産生在西漢盛世漢武帝時代，這絶不是偶然的，它離不開客觀條件——大一統時代的呼唤，這可從五個方面來看：其一，如何鞏固西漢王朝的統治，需要總結歷史的經驗，作出學術的綜合。早在漢高祖即位之初，這位馬上得天下的開國皇帝，就讓陸賈總結『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敗之國』（《酈生陸賈列傳》）的歷史經驗，尋求長治之術。文帝時，賈誼作《過秦論》，賈山作《至言》，總結秦亡的教訓，是陸賈《新語》的繼續，僅是側重於政治方面。到了漢武帝時代，理論的歸納大大向前推進了一步。董仲舒倡導『罷黜百家，獨尊儒術』，治『春秋公羊學』，宣揚大一統，已經是學術綜合的工作了。與司馬談同時期而與司馬遷相及的淮南王劉安，召集學者編纂了一部『觀天之象，通古今之事』的《淮南子》，更是學術綜合的工作。司馬談《論六家要旨》，强調百家殊途同歸，『皆務爲治』，明確闡述了學術工作與治政的關係。清代學者錢大昕説，《史記》的『微旨』有三，『一曰抑秦，二曰尊漢，三曰紀實』（《潜研堂文集》卷三十四《與梁耀北論史記書》），這正是司馬遷所處時代的精神和時代使命。其二，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了修史條件。司馬遷著《史記》，是長期的歷史研究成果的集中體現。如果没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戰國策》《世本》等書的積纍，就不可能有《史記》這樣的歷史巨著。司馬遷能够運用這些典籍，是西漢的文化發展提供了有利條件。司馬遷説：『百年之間，天下遺文古事靡不畢集太史公。太史公仍父子相續纂其職。』（《太史公自序》）也就是司馬談、司馬遷相繼主持文化典籍的整理工作，得以閲讀秘籍圖典，成爲最博學的人。其三，雄才大略的漢武帝，加强了中央集權的統治。宏闊昂揚的時代，是《史記》産生的直接背景。其四，漢武帝的後期，社會階級矛盾的尖鋭化，爲司馬遷『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的方法論提供了現實依據。其五，文景之治開明政治的流風餘韵，啓迪了司馬遷自成『一家之言』。漢文帝即位，發動了對秦王朝暴政的批判，吸取『雍蔽之傷國也』（賈誼《過秦論》）的歷史教訓，鼓勵臣民『直言極諫』。舉賢良方正的基本條件就是『直言極諫』。漢武帝的專制有别於秦始皇的根本之點，就是還能容忍臣下直言，故有晚年悔征伐之事。雖『罷黜百家』，而文網未密，臣工士庶，尚能直言議政。故司馬遷述史，漢武帝未能干涉。在這一環境下，司馬遷纔敢直言，實録史事，雖有忌諱之辭，而終成一家之言。

二、《史記》的創作宗旨

《史記》的創作宗旨是繼《春秋》創一代大典，司馬遷在《報任安書》中作了最直接鮮明的表述，其言曰：『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考之行事，稽其成敗興壞之理，凡百三十篇。亦欲以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網羅天下放失舊聞』，講的是《史記》取材無所不包，這决定了其内容的豐富性及複雜性，他認爲歷史學要概括人類社會的一切文化發展，所以要『厥協六經异傳，整齊百家雜語』，融彙百家學説於一編之中，於是他創造了五體的表述形式來條理包羅萬象的人類文化歷史。『考之行事』，是講治史的觀察方法，《太史公自序》闡釋爲『原始察終，見盛觀衰』『承敝通變』等具體内容。『究天人之際』，講自然和空間，劃分天人關係。『通古今之變』，講時間流變，司馬遷所要捕捉的就是這一個『變』字。若高度概括，十五字定評即：『究天人之際，通古今之變，成一家之言。』這三句話的具體内涵和意義，分叙於次。

首先是『究天人之際』。 『天人關係』是古代思想界最根本的哲學問題。『究天人之際』，就是司馬遷針對這一哲學根本問題提出的命題，也鮮明地表達了他進步的天道觀。司馬遷接受天命論的觀點，承認天有意志，并用以解釋一些重大的歷史變局。他認爲王朝的興廢更替有天命的作用。《律書序》説：『昔黄帝有涿鹿之戰，以定火灾；顓頊有共工之陳，以平水害；成湯有南巢之伐，以殄夏亂。遞興遞廢，勝者用事，所受於天也。』《秦楚之際月表序》講劉邦得天命説：『此乃傳之所謂大聖乎？豈非天哉，豈非天哉！非大聖孰能當此受命而帝者乎？』漢文帝入嗣大統，司馬遷也認爲劉恒得天命。《外戚世家》説：『高后崩……禄、産等懼誅，謀作亂。大臣征之，天誘其統，卒滅吕氏。唯獨置孝惠皇后居北宫。迎立代王，是爲孝文帝，奉漢宗廟。此豈非天邪？非天命孰能當之？』當司馬遷還不能用唯物論的階級鬥争和生産關係來解釋歷史變局的時候，他衹能委之於天命。如秦并天下就是一個事例，《六國年表序》説：『論秦之德義不如魯衛之暴戾者，量秦之兵不如三晋之强也，然卒并天下，非必險固便形埶利也，蓋若天所助焉。』這裏司馬遷運用疑似之詞『蓋若』，表現了他的困惑。看來他并不滿意於天命的解釋，但不得已仍然相信了天命的觀點。

但是從總體上來看，司馬遷的『究天人之際』并不是闡釋老師董仲舒『道之大原出於天』的神學思想，恰好相反，是對董仲舒神學思想體系的揚弃，在當時是一種了不起的奮發精神。從理論體系上看，『究天人之際』，有兩個方面的意義。《説文》云：『際，壁會也。』（《説文》卷一四下）清朱駿聲曰：『凡兩墻相合之縫曰際。』（《説文通訓定聲》泰部第十三）天人關係如兩墻相合之縫，既是交會，也各自分途，有着明顯的界限。董仲舒講『天人之際』，主要傾向是天人交會，宣揚畏天。其原話是：『臣謹案《春秋》之中，視前世已行之事，以觀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天人三策》，載《漢書·董仲舒傳》）這是漢代流行的天人感應學説。董仲舒企圖用『譴告』説來限制君權爲所欲爲，免招敗亡，維護統治階級的長治久安。但是統治者是不會用虚妄的『譴告』説來束縛自己的手脚的，恰恰利用天人相與及君權神授的學説來開脱自己的罪責，愚弄百姓。董仲舒宣揚『畏天』，走向了他立意的反面，成爲神學目的論者，受到統治者的歡迎，故他的天人相與學説得以泛濫。這一思想也給司馬遷打下了時代的烙印。但是，司馬遷的主要思想傾向，不是講天人交會，而是講天人相分。他删去董仲舒『天人相與之際』這句話中『相與』二字，還要『究』它一番，也就是『究天人之際』這一命題突出了天人相分的思想。而『究』的方法，就是『論考之行事』，在對天象的實際觀測和對人事的實際考察中，對天、人兩個方面都獲得了唯物主義的見解，這纔是司馬遷天人觀的主流。

第一，司馬遷把自然現象與陰陽五行的迷信説法區别開來。司馬遷轉述其父司馬談的《論六家要旨》，對陰陽家的評論肯定了陰陽五行學説中對自然規律的概述，而批判否定了『使人拘而多畏』的迷信禁忌學説。《封禪書》對秦始皇、漢武帝的迷信活動更作了無情的揭露和揶揄諷刺。在這個意義上，司馬遷『究天人之際』是與陰陽五行學説的迷信，開展的一場針鋒相對的鬥争。

第二，司馬遷通過對史事的具體論述，對天道提出了質疑。《伯夷列傳》爲七十列傳之首，以議論爲主，是一篇示例的論傳。這篇論傳的中心思想是對『懲惡佑善』的天道提出了質疑，實際上是在揭示七十列傳是講人事活動的；支配歷史發展的是人而不是天。《項羽本紀》與《高祖本紀》是兩篇傳記性質的《本紀》，相互映襯，構成了强烈的興亡對比。楚亡漢興的根本原因不是天，而是人心的向背决定了事業的成敗。《太史公自序》明確地指出：『子羽暴虐，漢行功德。』在《項羽本紀》的『太史公曰』中同樣批評項羽至死不悟，怪罪『天亡我』是十分荒謬的。『夫運籌策帷帳之中，决勝於千里之外，吾不如子房。鎮國家，撫百姓，給饋餉，不絶糧道，吾不如蕭何。連百萬之軍，戰必勝，攻必取，吾不如韓信。此三者，皆人杰也，吾能用之，此吾所以取天下也。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此其所以爲我擒也。』（《高祖本紀》）這裏最清楚明白地説明了劉邦得天下是他善於用人的結果。天意不能支配歷史的變遷，同樣不能支配個人的禍福。《伯夷列傳》在叙述了顔回早夭後説：『天之報施善人，其何如哉？』這是對蒼天『懲惡佑善』的天道直接發出了抗争的質問。《蒙恬列傳》的『太史公曰』否定了蒙恬怪罪築斷地脉而遭誅屠的觀點，指出他輕百姓力，助紂爲虐，死有餘辜。司馬遷的這些論述，是强調歷史研究以人物爲中心，原原本本地總結人爲的歷史經驗，探尋治亂之源，成爲古代史學的優良傳統。

綜上所述，司馬遷在天人關係上，他并不否認有意志的『天』的存在，但是他主要的思想傾向不是深信，而是懷疑；不是順從，而是違抗。反映在《史記》中，所表現的二元論，講『天命』衹是表面文章，强調人事纔是重點。司馬遷講『天人感應』，目的是警示國君改過自新，修德修政，作了積極的解釋和運用，這方面可以看作是對董仲舒思想積極意義的繼承。至於在具體地論述歷史變遷和評價人物的時候，是看不到天命論的影子的。

其次是『通古今之變』。『通古今之變』這一命題與董仲舒宣揚的『天不變，道亦不變』是針鋒相對的。『變』是司馬遷樸素唯物主義歷史觀的核心。他認爲宇宙間一切事物都在『變』，衹有用『變』的觀點纔能探究事物的本質和規律。爲了認識歷史之『變』，司馬遷提出了一系列研究方法和理論，如『詳今略古』『詳變略漸』『綜其終始』『原始察終，見盛觀衰』等等。統括爲一句話，就叫『通古今之變』。通觀整部《史記》，司馬遷『通古今之變』有兩大亮點。一是全面記述了古今之變的内容；二是建立了通變劃分歷史的斷限。分述於次。

第一，全面記述了通古今之變的内容。主要有以下四個方面。其一，時勢之變。白壽彝先生在《 <史記> 新論》中作了精闢的概括，認爲：『在「通古今之變」的問題上，十表是最大限度地集中體現這一要求的。司馬遷每一個表，就要寫這個歷史時期的特點，寫它在「古今之變」的長河中變了些什麽。把這十個表總起來看，確又是要寫宗周晚年以來悠久的歷史時期内所經歷的巨大變化——由封建侯國走到郡縣制度，由地方分權走到皇權專制。』白先生的論述，就是指從時勢變化來『通古今之變』，也就是從大處把握了歷史的發展變化。其二，興亡之變。記述國家興亡，這是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重點。《史記》詳細記載了夏、商、周、秦的興亡，以及漢之興，并從多方面揭示了興亡的原因。《外戚世家》説：『夏之興也以塗山，而桀之放也以末喜；殷之興也以有娀，紂之殺也嬖妲己；周之興也以姜原及大任，而幽王之禽也淫於褒姒。』這是從后妃是否有德關係到國家興亡的角度來論述夏、商、周的政權更替。司馬遷論秦之亡是失於政，於是『陳涉發迹，諸侯作難，風起雲蒸，卒亡秦族』（《太史公自序》）。其三，成敗之變。《史記》記載成敗之變，俯拾皆是，或由勝轉敗，或反敗爲勝，精采紛呈。如《燕世家》與《樂毅列傳》記載燕將樂毅伐齊，所向披靡，幾乎滅亡了齊國，燕惠王信讒，派騎劫代替了樂毅，燕軍大敗，從此燕國一蹶不振。這一變化，燕由勝而敗，國運轉衰；齊國由敗轉勝，國家重振雄風。其四，窮達之變。司馬遷通過陳勝之口喊出：『王侯將相寧有種乎！』每當風雲際會，必然産生滄海桑田的命運變化。陳勝衹是一個傭耕者，却在農民起義的浪潮中稱了王，劉邦原是一個泗水亭長，後來機緣巧合做了大漢皇帝，刀筆吏蕭何做了開國丞相，餓夫韓信封王封侯。司馬遷叙寫窮達之變的人物，命運由兩個因素構成，一是抓住時勢機運，二是發揮個人的才能和不懈努力。司馬遷立傳標準就是『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的人。由此可見，司馬遷的『通變』歷史觀，是一種辯證的系統歷史觀，具有超越於表象世界而直透歷史本質的内在深刻性。

第二，建立了通變劃分歷史斷限的標準。《史記》全書一百三十篇，上下貫通三千年。司馬遷洞察歷史的發展過程，不僅要作貫通的研究，還要劃分段落來考察，司馬遷稱之爲『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前一段歷史是後一段歷史發展的原因；後一段歷史是前一段歷史發展的結果，十表具體地劃分了司馬遷所認識的歷史發展階段。《三代世表》《十二諸侯年表》是古代史表，略推三代；《六國年表》《秦楚之際月表》是近代史表，着重總結秦朝興亡的歷史經驗；《漢興以來諸侯王年表》是現代史的專題年表，概括本朝政治的得失，這三大段歷史的詳略層次極爲分明。五帝三代衹作一個世表，用以勾勒歷史的發展綫索，雖然自『黄帝以來皆有年數』（《三代世表序》），但那是靠不住的附會傳説，司馬遷不録，從共和元年（公元前八四一）起方始紀年。《十二諸侯年表》和《六國年表》的分界點是用『孔子卒』（《十二諸侯年表序》）。司馬遷以一代偉人的凋落作爲時代的分界點，似乎是唯心主義的歷史觀，實則不然。司馬遷在此二表序中集中論述了春秋戰國兩個時代的巨大變化，這纔是他劃分時代斷限的依據。古代用王公紀年，孔子卒於周敬王四十一年（公元前四七九），而周敬王卒於四十四年（公元前四七六）。《十二諸侯年表》與《六國年表》的絶對年代分界點，司馬遷用的是周敬王之卒與周元王之立這兩個周王的交替年代，并没有用孔子的絶對卒年，這樣做爲的是便於史事叙述。《六國年表》下限不是斷至秦始皇統一中國的公元前二二一年，而是斷至秦二世之滅的公元前二〇七年。這反映了司馬遷劃分歷史斷限具有一定的義例即理論，但是并不作機械的刀鋸斧切，而以歷史自然發展的段落劃斷限。《史記》全書的斷限，司馬談發凡起例，效孔子删《書》作《春秋》，上限起於陶唐，下限迄於元狩；司馬遷以歷史發展事勢修正，上限起於黄帝，下限迄於太初，因爲這更能『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黄帝是建立統一天下的聖王，堯是不能與之相比的；太初是西漢的極盛時期，也是由盛而衰的轉折點，元狩元年（公元前一二二）是不能與之并提的。建立歷史年代學，把貫通的歷史劃分斷限，這是司馬遷『通古今之變』的重要内容，具有把歷史叙述引向科學化軌道的重大意義，應當認真地加以研究。司馬遷的這一理論與實踐，是空前的創造，是那個時代樸素歷史唯物史觀的最高水準。

最後是『成一家之言』。『成一家之言』是司馬遷在歷史學上的一個首創。這表明，司馬遷作史，并不是歷史資料的記録和事實的堆積，而是要闡明自己的思想。獨創一個思想體系，能啓迪後人，影響社會。司馬遷的『一家之言』熔鑄在《史記》之中，表現爲他對哲學、政治、經濟、文化、社會及倫理各個領域的觀點，内容極其豐富。『稽其成敗興壞之理』是通過考察歷史來把握歷史演進的内容，認識治亂興衰的規律，爲西漢一統的王朝政權尋求長治久安的『治道』，也是司馬遷『一家之言』的核心。

簡括地説，司馬遷創作上獨立成『家』，思想上自立爲『言』，目標是追步孔子，效法《春秋》，它高出於歷史學，上升爲代『聖』立『言』的境界，用一句現今的語言來概括，可以説司馬遷『成一家之言』的主要内容就是構建一個以歷史學爲載體的政治倫理學思想體系。具體内容可展開爲三個層次：其一，『一家言』的結構，融會貫通百家學説以建立統一的新思想體系；其二，『一家言』的核心思想，稽其成敗興壞之理以志古自鏡；其三，『一家言』的表述形式，創立百科全書式的紀傳體通史，奠定了史學的獨立地位。

綜上所述，《史記》的創作宗旨核心是落實在『成一家之言』上。用司馬遷自己的話説，就是效《春秋》爲後王立法，爲人倫立準則，所以要融會貫通，創立百科全書，成爲一部治世的政治倫理學大全，提供全社會人閲讀。帝王讀了，懂得治國，怎樣爲君；將相讀了，懂得輔弼之任，理民之術，怎樣爲臣；百工之民讀了，懂得各司其職，各任其力，爲社會作貢獻。例如，商人讀《貨殖列傳》，懂得怎樣經商；爲師治學者讀《儒林列傳》，懂得怎樣爲人師表，如此這般，社會各色之人，均從《史記》中找到對照，懂得怎樣做人。總之，君臣、父子、夫婦、兄弟、朋友等等人倫之道，都囊括在《史記》之中了。彙綜政治倫理和百科全書，正是秦漢大一統治世的需要。司馬遷不願空言論道，他將一家言托之於歷史，也就是用歷史學的形式表現出來。爲了普及流傳，又增飾其文采，這樣《史記》就成了治文史哲於一爐的曠世大典。史學是一家言的載體，文學是一家言的光澤，思想是一家言的靈魂。

三、《史記》的價值

魯迅評價《史記》『史家之絶唱，無韵之《離騷》』爲舉世公認。但司馬遷創作《史記》的最高宗旨是『成一家之言』，史學、文學衹是載體，即價值的外在形式，而《史記》的思想内涵是追步孔子，立聖人之言，即爲人倫立則，爲後王立法。因此，全面評價《史記》應有四句話，四個方面的内容：『史家之絶唱，無韵之《離騷》；國學之根柢，資治之寶典。』分説於次。

首先是『史家之絶唱』。《蘇聯大百科全書》稱司馬遷爲『中國史學之父』。《史記》的問世，對中國史學産生了巨大而深遠的影響，最主要的貢獻有以下四個方面。

第一，奠定了中國史學的獨立地位。中國史學的産生有悠久的歷史。早在殷商時代就有史官，但這些史衹是記載商王的言行，并負責占卜工作，類似宗教職員。周代繼承這一傳統，到了春秋、戰國時代，史籍産生，有所謂『左史記言，言爲《尚書》；右史記事，事爲《春秋》』的説法。即《尚書》是『左史記言』的典範著作，《春秋》是『右史記事』的典範著作。《逸周書》《左傳》《國語》《周禮》《儀禮》《世本》《竹書紀年》《戰國策》等也屬史籍，其特點多爲資料彙編，内容龐雜，文字疏簡，記事粗略，史實中雜有神話、傳説、寓言，又多有後人的增飾，真僞并存，而且先秦史籍没有系統、全面地記載人類的社會活動，衹是反映了片段歷史，没有獨立成爲史書，也没有獨立的史家概念。《史記》的問世，改變了這一狀况。它是由量變發生了質變，是一部真正的歷史著作，中國史學也就此走向成熟。由於《史記》的影響和帶動，司馬遷之後，史籍蓬勃發展，兩漢以後，史籍獨立成部，蔚爲大觀。

第二，規範了史學研究的對象和範圍。《史記》把國家大政、社會生活、學術學問，即古今萬物作爲史學研究的對象，開創了百科全書式通史的規模，這種模式、格局遂成爲後世史學研究的正宗，使兩千年的中國封建史學向文化史、百科全書的模式發展。雖然《漢書》以降 ，均斷代爲史，與《史記》通史有所不同，然而研究對象、範圍基本上沿襲《史記》，而且根據社會生活的變化發展，不斷發展史學研究的對象、範圍。

第三，創立了史學研究的基本方法。司馬遷怎樣寫歷史，即司馬遷編纂史學成書的基本方法，主要有三個方面：其一，原始察終，見盛觀衰；其二，詳今略古，詳變略漸；其三，熔鑄改寫。『原始察終，見盛觀衰』，這八個字是不可分割的一個整體，一個方法論。司馬遷用這八個字來考察人類社會歷史的發展，整個歷史長河是一個不斷興衰發展的連續系列。『原始察終』，就是追原其始，察究其終。這一方法的理論基礎，就是承認歷史是在不斷地變化、發展。變，是歷史的永恒主題。所以司馬遷寫歷史，最高原則與目的就是『通古今之變』。『詳今略古，詳變略漸』，是把握古今的一個原則。司馬遷對古今關係，基本原則是詳今略古，在詳今略古的前提下，又『詳變略漸』，即詳變革之世而略升平之世，又是『詳今略古』的一個特例。《史記》述史三千年，共一百三十篇，百年漢史篇幅過半，有六十二個專篇，兼及其他十三篇，共七十五篇。而五帝三代近兩千年，衹有五帝、夏、殷、周四篇本紀，三代、十二諸侯兩篇年表，共六篇。詳今略古還貫穿在每一個歷史時期中。爲何詳今略古？主要有兩大原因：一是愈古史料愈少，巧婦難爲無米之炊；二是『近己而俗變相類，議卑而易行』，即離今世愈近的歷史愈有借鑒價值，這也是詳今略古最主要的原因。推廣這一原則，愈是變革的歷史，愈有借鑒的價值，所以『詳變略漸』，成爲處理古今關係最重要的原則。熔鑄改寫，司馬遷稱爲『厥協《六經》异傳，整齊百家雜語』，即現今文學上稱的再創作。尤其是寫古代史，資料貧乏，司馬遷不得不點滴搜求，零散積纍。司馬遷把雜亂無章的歷史資料，熔鑄改寫成了可資閲讀的歷史學著作，其創造精神和方法爲後世樹立了楷模。

第四，樹立了中國史學的進步歷史觀。司馬遷進步的歷史觀，主體内容可概括爲三方面：其一，大一統歷史觀；其二，發展、進化、變革的歷史觀；其三，樸素的唯物歷史觀。限於篇幅，這裏就不展開討論了，衹説一個例證，以見其進步性。《史記》開篇《五帝本紀》塑造了人文始祖黄帝，説中華民族皆黄帝子孫。《史記》全書所寫列國世家、周邊民族、人物列傳，追本溯源，都是黄帝子孫。中華民族自稱龍的傳人、黄帝子孫或炎黄子孫，其中黄帝子孫這一響亮口號，毫無疑義，應歸功於司馬遷的創造。中華民族共認一個祖先，最能唤起同血緣、同地域、同文化的民族親情，中華民族都是龍的傳人、黄帝子孫，這一民族大一統觀念，數千年來激勵了無數的仁人志士爲中華民族的生存、繁榮和進步而鬥争。『黄帝子孫』至今仍是一個神聖的詞語，具有無限的號召力。

其次，『無韵之《離騷》』。此指《史記》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也就是司馬遷對中國文學的貢獻，亦有四個方面。第一，語言巨匠。語言與情節是文學創作的最基本元素。《史記》語言之優美，不僅獨步當時，而且爲後世不可企及。《史記》中，短句一個字，長句四五十字，當代漢語中的各種複雜句型，《史記》全有。《史記》語言生動、流暢，而又雄健峻潔，婉曲細微，形成獨特的風格。《史記》創造了個性化的語言，如《秦始皇本紀》寫始皇統一中國，群臣議上尊號，上奏説：『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始皇批示：『去「泰」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這『去「泰」著「皇」』，一字一頓，凜凜然一派金口玉言，拍板定案不容置喙的至尊語氣，極爲傳神。第二，散文大家。文史大家班固在《漢書·公孫弘卜式兒寬傳》贊語中評論説：『文章則司馬遷、相如。』班固推崇《史記》散文之優美，與辭賦大家司馬相如比肩，足見司馬遷是一代散文大家。唐宋八大家掀起的古文運動，就是以司馬遷爲旗幟，把《史記》樹爲追慕學習的典範。韓愈論《史記》雄健，柳宗元論《史記》峻潔，韓柳并師法《史記》作文。《史記》文章爲歷代散文追步的典範，從此確立。第三，創立傳記文學。劉勰《文心雕龍》標立『史傳』專題，明確地把《史記》人物傳記包括在文學範圍之内。從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評價《史記》的文學性，文章結構轉折波瀾，細節描寫具有小説因素。到明末清初，金聖歎徑直把《莊子》、《離騷》、《史記》、杜詩、《水滸傳》、《西厢記》并稱爲『六才子書』，尤其是《史記》與小説的關係，金聖歎有深刻的認識。他在《讀第五才子書法》中説：『《水滸傳》方法，都從《史記》出來。』第四，創立了實録史事的寫人藝術。司馬遷在《史記》中創造的實録歷史人物典型化的藝術方法是重要的文學遺産，影響深遠。舉其大要，略説五種。其一，選擇人物，剪接材料。對於歷史上有重大影響的人物，如秦始皇、漢武帝、周公、孔子等歷史偉人，這些人物本身就充滿傳奇，但如何選擇他們一生中的事迹是一門學問，也是歷史家的識見，更主要的是選擇哪些平凡人物，刺客、游俠、醫卜、日者等社會下層人物，司馬遷選擇典型的人物與事例，一一作傳，膾炙人口，堪稱奇絶。其二，兩兩對照，烘托人物。兩兩對照，排比見義，形象鮮明。在篇目排列上，司馬遷有意識地在時代順序中進行穿插，連類相及。其三，運用互見法，塑造人物形象。互見法就是詳此略彼，互文相足。對於人物塑造，就是『本傳諱之，他傳發之』。例如項羽，在本傳中選用典型的正面材料塑造其英雄形象，而他的負面材料，特别是殘暴濫殺，就在《黥布列傳》中揭出。其四，人物事迹情節故事化，引人入勝。《史記》重要人物的傳記，大都按時間順序，包舉一生行事。開頭寫姓名、鄉里、家世、生辰，結尾寫其死，人物一生言行構成首尾完備的故事。《項羽本紀》寫一個蓋世英雄如暴風雨般興亡的故事，《高祖本紀》寫一個布衣登基的故事，《李將軍列傳》寫一個懷才不遇難封侯的故事。可以説，人物情節故事化是司馬遷寫歷史人物典型的一個最基本的方法。所以有人説，可以把《史記》當小説讀。其五，熔鑄鮮明的愛憎情感以感染讀者。中國傳統史學家主張歷史家寫人物、事件，不能夾帶個人的愛憎情感，保持客觀公正。司馬遷恰恰相反，他常常悲壯抒懷，感動讀者兩千年。司馬遷把自己的鮮明情感熔鑄在人物描寫中，引起共鳴，從而增强了讀者對人物的想象，引發深思。

再次，『國學之根柢』。在中國傳統文化國學精品中，《史記》之樹生命長青，它有取之不盡的思想源泉，具有無比的凝聚作用。這一特殊的歷史價值與地位，使《史記》成爲中國人的一部國學根柢書，着重體現在兩個方面。

第一，《史記》是中國古代三千年民族文化之濃縮。《史記》沉澱中國古代三千年文明歷史，其文化之根深深扎入社會歷史中，用今天通俗的話來説叫作『接地氣』，這是《史記》成爲國學根柢書最基本的要義，有四個方面的内容。其一，《史記》是我國第一部通史。中國史籍，在《史記》之前已有《尚書》《春秋》《左傳》《國語》《世本》《竹書紀年》《楚漢春秋》等，但所記載的歷史史事範圍狹窄，内容簡單，歷史被看成是統治者個人的活動，因而缺乏廣泛的社會意義，且諸史均衹記叙相應時代的史事，没有一部是貫通古今的歷史。而《史記》是一部上起黄帝、下迄漢武三千年的通史，這是前無古人的，且以人爲主體，展現人生百態，建立了嶄新的歷史觀認知體系。其二，《史記》是我國歷史上第一次系統的大規模文獻整理。《史記》取材廣泛，『厥協六經异傳，整齊百家雜語』，融彙百家學説、各種知識於一編，奠定其作爲『百科全書』的基礎。其三，司馬遷第一次記叙周邊各民族，主張華夏各民族是一家。自古以來，中國就是一個由多民族組成的國家，中華民族的歷史是漢族和各少數民族共同創造的歷史。司馬遷將東西南北各民族均視爲天子臣民，説中國境内的各民族都是黄帝子孫，表現了他的民族平等思想，表達了各民族的歷史發展走向統一這一主題。其四，民族共同心理的歷史哲學。中華民族認同大一統。中華民族歷經夏商周到秦漢已基本形成，并突破中原的界限而實現了大一統局面。這一歷史過程爲古代思想家所捕捉，經過孔子、董仲舒，到司馬遷首次作了完整的構建。《史記》上起黄帝，下迄漢武帝，象徵歷史從統一到一統的發展，就是突出大一統的歷史觀。

第二，《史記》爲人倫立則，是一部道德倫理教科書。司馬遷定位《史記》是效《春秋》而作的，并説：『故《春秋》者，禮義之大宗也。』换句話説，《史記》是一部人倫道德教科書，是全社會君臣父子人人必讀的書，它『别嫌疑，明是非，定猶豫，善善惡惡，賢賢賤不肖』（《太史公自序》）。司馬遷從道德理念與樹立榜樣兩個方面爲全社會人倫立準則。其一，司馬遷進步的道德理念。所謂道德，就是人生立世適宜的言與行，以及人際關係的行爲準則。儒家主張『道德至上』，它比生命還重要，孔子説『殺身成仁』，孟子説『捨生取義』。司馬遷認爲道德的意義應當存在於生命意義之中，强調道德與生命是一體的，無生命的道德與無道德的生命都是無意義的。其二，展現人生百態，『傳畸人於千秋』。《太史公自序》曰：『扶義俶儻，不令己失時，立功名於天下，作七十列傳。』司馬遷宣導人生要積極有爲，立德、立功、立言，讓生命閃光，留名後世。《史記》不衹是記載明君忠臣死義之士，而是社會各階層各色人物，無論是百工技藝還是黎民大衆，全社會的人都可以在《史記》中找到自己的位置，在司馬遷懲惡勸善的褒貶中吸取借鑒。這樣，《史記》就成爲全社會人人必讀的人倫道德教科書，君臣父子各安其位。

最後，『資治之寶典』。《史記》爲後王立法，是一部治國寶典，有三個細目。第一，國家建構要與時俱進，不斷更化革新。《史記》的形制五體結構象徵禮制國家的等級序列，鮮明地展現出一部治國寶典。開篇《五帝本紀》闡釋國家草創，司馬遷展示的是歷史不斷進化和完善的歷程，表現司馬遷發展、進化、變革的歷史觀。『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這句話就是《五帝本紀》的主題。歷史經歷了從黄帝到虞舜的不斷發展，國家建制纔初具規模。《五帝本紀》的思想脉絡對於讀《史記》全書是一個示例。全篇僅三千餘字，具體生動地描繪了五帝相承的發展變化，鮮明地表達了司馬遷進化論的歷史觀。第二，司馬遷筆下的明君賢臣。他塑造明君賢臣的正面形象，給社會以正能量，這是《史記》爲後王立法的主旨，用楷模樣板提示後王。概括説來各有六個樣板形象，限於篇幅，衹述其梗概。明君形象的六個方面如次：帝王無私，要天下爲公；帝王成事，要任賢使能；帝王善斷，有馭人之術；帝王兼聽，要察納雅言；帝王節儉，要珍惜民財；帝王勤政，要關愛民生。賢臣形象的六個方面：居官理民，要爲民辦事；依法斷案，天下無冤民；爲官要清廉，不與民争利；救民水火，甘冒斧鉞；當官要自律，職位是責任；治理積弊，要有智慧，啓迪民智。第三，司馬遷開明的政治理想。在古代官僚制度下，『朕即國家』，尚無民主、自由的觀念。百姓期盼的，史家頌揚的，希望君明臣賢，國家實施開明政治。何謂開明？那就是執政的國君要明，臣子要賢。君『明』的標志是『納諫』與『兼聽』，傾聽臣民意見；臣『賢』的標志是『清廉盡職』，爲民辦事。君與臣，都不能以意爲法，施政要順民之俗，心裏裝有老百姓。司馬遷在高祖、吕太后、孝文帝諸本紀贊，以及律書序，蕭、曹世家贊等篇都鮮明地表達了主張順民之俗，頌揚無爲政治的思想。

四、蔡夢弼本《史記》的價值

序論最後，簡要説幾句《史記》的流傳與版本。從現存的版本形態來看，自漢至唐皆爲寫本，北宋太宗淳化五年（九九四）始有雕版，歷代翻刻不絶。從内容來看，《史記》問世兩千多年來，閲讀和研究它的人不可勝數，各種校勘、注釋、考證、評論等論著大量涌現，在這些注解之作中，南朝宋裴駰《史記集解》、唐司馬貞《史記索隱》、唐張守節《史記正義》，尤被推崇，并稱『三家注』。起初『三家注』各自單行，《索隱》自南宋始與《集解》一起附於正文之下，成爲二家注本，開注本合刻之先例。刊刻於南宋的乾道七年建安蔡夢弼東塾刻本《史記》正是學界普遍認爲現存最早的二家注合刻本。

本書由中國國家圖書館藏，半葉十二行，行二十二字，注文小字雙行，行二十八字，白口，左右雙邊，卷四十三缺，配光緒七年（一八八一）楊保彝影宋鈔本。其目録及卷二十三後有『三峰樵隱蔡夢弼傅卿校正』一行；卷一上末有 『建谿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於東塾時歲乾道七月春王正上日書』二行；卷一、四後有『建谿三峰蔡夢弼傅卿親校謹刻梓於望道亭』二行；卷三後有『建谿三峰樵隱蔡夢弼傅卿親校刻梓於東塾』二行；卷十五、十六、十七、二十五、二十六及補史記序後有『建安蔡夢弼傅卿謹案京蜀諸本校理寘梓於東塾』二行。蔡本《史記》版本價值非同一般，可以從兩個角度進行説明。

第一，名家刻書，刊刻質量極高。刻書者蔡夢弼，字傅卿，號三峰樵隱，南宋建陽著名刻書家。在現存文獻資料中，關於蔡夢弼的記載并不多。他作爲宋代福建著名的編輯出版家、學者和書商，目前僅靠考證其編輯與出版活動來豐富對其人的研究。宋人俞成曾評價『吾黨蔡君傅卿，生平高尚，不求聞達，潜心大學，識見超拔』，其學術水準可見一斑。由他負責校刊的書籍也是優點明顯。首先，在文本形態方面，較其他版本更爲整齊而有條理，爲後世《史記》諸本所繼承；其次，校勘精審、準確，錯訛較少，且印製精良，印書用墨講究，色澤清純匀净；再次，此本字體勁秀，傅增湘先生稱之『南宋初建本之精者』。此書刻印精美，鐵畫銀鈎，字體有瘦金書遺風，紙墨版式，係南宋早中期建本風格。

第二，名家遞藏，收藏價值較高。此書舊藏楊以增海源閣，《楹書隅録》卷二著録，楊氏『四經四史之齋』舊藏宋版四史之第一部。明代藏朱承爵家，入清爲常熟錢氏、季振宜、汪士鐘遞藏，後爲陳清華所有。鈐『□□子儋』『錢興祖印』『季振宜臧書』『季振宜印』『汪士鐘臧』『楊以增印』『四經四史之齋』『宋存書室』『楊紹和』『郇齋』諸印十餘方。此書二十世紀五十年代，在周恩來總理親自關懷下由香港陳清華處購回，撥交中國國家圖書館。

現存最早的三家注合刻本是南宋慶元二年（一一九六）建安黄善夫刻本，其依據蔡本演化而來，晚於蔡本二十餘年。中國國家圖書館藏黄本衹有殘卷六十九卷，一九三六年上海商務印書館據日本所藏黄本補配齊全影印後此書纔得以行於世。原刻難見，有了影印本，讀者較易見到，這也是影印古籍的益處吧！

於是今存宋刻本完帙的蔡夢弼二家注合刻本更加彌足珍貴，這也正是國家圖書館出版社推出高精仿真影宋蔡本的原因！

是爲序論，藉此向國家圖書館出版社隆重推出高精仿真影宋蔡夢弼《史記》二家注合刻本表示祝賀！

張大可

二〇二三年十二月八日於北京

注：本文为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出版的《史记》（四函三十册）序言。

■ 文章来源：国家图书馆出版社古籍编辑室

供稿 | 刘静怡 编辑 | 王自晨

监制 | 张颀

审核 | 弘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