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始文章之前,先给大家看几张照片。
2017年11月1日,北大举办了一场不是北大的校友会。
坐在第一排正中的,是一生投身科学事业的,99岁高龄的吴大昌。
在他右边的,是他物理系的学弟,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杨振宁。
在他左边的,是“两弹一星”元勋王希季。
他们这次来参加的,是一个叫“西南联大”80周年的校友会。
西南联大,一所只存在8年多的大学,先后培养出了:
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
5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
8位两弹一星功勋、
9位党和国家领导人、
172位两院院士
和100多位人文大师,
被称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可提起西南联大,有不少人却不知道,因为在今天的大学中,找不到她的名。
就算有知道的,大多数人也只知道那是有朱自清,闻一多等大佬云集的学校。
她背后的真实故事,很多人并不知晓。
今天,我想给你讲讲它背后的滚烫故事。
故事不长,有笑有泪,我慢些讲,你细细听。
1937年,卢沟桥事变爆发,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
在这种危急时刻,清华、北大、南开三所高等学府紧急决定,为了不让日本人破坏我们的文化根脉,保存有生力量,必须在最短的时间内迅速撤离平津向长沙转移,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可是,敌人步步紧逼,刚到长沙仅仅不到一年,他们就追了上来。
三校校长梅贻奇决定,继续南迁,中国的高等教育不能停。
于是,1938年2月,长沙临时大学继续向云南昆明进发。
这一路跋山涉水困难重重。
国学大师陈寅恪放弃了治疗视网膜脱落的最佳时期,宁可瞎也要赶赴昆明重开国学课。
清华物理系教授赵忠尧在临出发前那一刻,冒死潜入被日本人占领的实验室,把我国当时唯一的50毫克放射性物质镭偷出来带走。他一路贴身抱着镭,从北京抱到长沙,又从长沙抱到昆明。等到了昆明,他的胸口已经被灼出两道溃烂红肿的血沟,他用自己的命保住了当时中国高能物理的全部家当。
就这样,师生们怀着必胜的信念,终于在历时68天后,在云南昆明集结。
西南联大校门
南开、北大,清华,个个都是顶级大学,各自的校长,也是大名鼎鼎的人物。
正所谓一山不能容二虎,现在是三虎齐现,如何管理这所大学,也成了一个难题。
南开校长张伯苓最年长,61岁,梅贻琦还是他的学生。
张伯苓
北大校长蒋梦麟,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长,履历最强。
蒋梦麟
清华校长梅贻琦最年轻,仅48岁,而且清华是三个学校创办最晚的。
梅贻琦
不管怎么论资排辈,左看右看,都轮不到梅贻琦。
可就是这个最年轻、资质也最浅的梅贻琦,成了西南联大的掌事人。
西南联大成立之初,张伯苓对蒋梦麟表示:“我的表你戴着”,在天津俗语是“你作为我的代表的意思”。
而蒋梦麟则对梅贻琦说:“联大的校务还请月涵( 梅贻琦) 先生多负责”,他经常说“在联大我不管就是管”。
西南联大不设校长,而实行常委制。
蒋梦麟张伯苓,一开始就推荐梅贻琦为常委会主席,支持他管理校务。
张伯苓的退,蒋梦麟的让,梅贻琦的做,成就一段佳话,也成就了西南联大。
1938年4月,西南联大正式复课。
可是紧接着更大的困难出现了,没教室、没宿舍、没设备、没食堂。
于是梅贻琦校长特意请来建筑大师梁思成设计校园。
为了拓展知识面,联大开设了多门课程,能学几个专业你就学几个专业,没限制。
但有一项是硬性规定,学文科的学生至少必修一门自然科学,不论文科、理科还是工科,所有学生都必修中国通史、西洋通史、国文和英文。
校长梅贻奇说:国家需要通才,这些课是基础课,必须得学,基础不牢,地动山摇。
联大有个传统,越是基础学科的课越得配顶级大师来教授。
比如教国文的:朱自清、闻一多、刘文典、沈从文;
教英文的:叶东超、钱钟书、查良铮;
教历史的陈寅恪、钱穆;
教物理的是叶启孙;
教数学的是华罗庚。
他们全是大师。
为了确保学生质量,所有考试一律取消补考,不及格就重修。
据统计,联大八年一共招收了8000多一点学生,能毕业的只有3882人。
西南联大的大师们
正因为这种严进严出的高标准,联大学生有个特点,丢命也不能忘看书。
当时学生们有一件每天非干不可的事儿,叫跑警报。
警报分三个阶段。昆明当时的制高点五华山,那上面三个红球一挂,这说明日本飞机起飞了。学生们一点不急,先让他飞一会儿,接着看书。
过一会儿等空袭警报拉着长笛一响,表示日本飞机进入云南省境了。这时候还不跑,因为进云南不一定来昆明。
等听见像发电报似的连续警报声,这说明朝昆明来的,然后才开始跑。
躲避空袭的师生
据统计,抗战期间,日军战机先后281次空袭云南,最多的一天出动27架飞机轮番轰炸昆明。
学生们白天一趟一趟的跑,晚上只能挤40人一间的大通铺休息,有窗框但是没有钱装玻璃,下雨斜飘的时候,一人拿一把伞搁那儿顶着。外头下大雨,屋子里下小雨,借着那棉花芯制成的微弱灯光,所有的学生都自觉突击,说啥也得把白天跑落下的课补上。
学生们过得苦,教授们过得更苦。有一回,朱自清被一群乞丐跟山后边等着要点东西,朱自清说:“别跟了,别跟了,我告诉你们,我是教授啊。”乞丐一听便说:“教授教授,越教越瘦,也不早说,跟着干溜。”然后走了。
因为战事波及,昆明物价高涨,教授领到的薪水,根本就无法支撑一家人的支出。
蒋梦麟把带来的衣物书籍,都拿去典当卖了。
梅贻琦的工资只能够支撑半个月,家里常常是白饭拌辣椒,偶尔吃上菠菜豆腐汤,全家就很开心。
为了补贴家用,不得已做了糯米糕,以及自己编织的衣服等,拿去摆地摊,以解燃眉之急。
很多教授夫人,都是结伴上街摆地摊。
物理系教授吴大猷,每天下课之后,就到菜市场捡些烂菜叶,拿回去煮汤拌饭吃。
吴大猷
正是在全校师生的坚持下,这所最不像大学的大学却铸就了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
这期间,华罗庚写出了学术专著《堆垒素数论》,为世界数学史开创了一门全新的学科;
陈寅恪双目失明,写出了《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
钱穆完成了《国史大纲》王立出版了《中国现代语法》;
吴宓用英文写成了《世界文学史大纲》;
吴大勇写成了《多分子的结构及其振动光谱》;
汤用彤写下《中国佛教史》;
冯友兰撰写《贞元六书》等等。
这些论著全都成为了各学科奠基之作。
抗战八年间,西南联大前后约有1100多人从军,他们利用自己所学为中国空军飞虎队和中国远征军提供翻译、技术指导等工作,有的学生甚至血洒长空,永远留在了战场。
截止到1946年8月,联大解散。
这所学校培养了两位享誉世界的诺奖得主、五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八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2位两院院士和100多名人文大师,超过战前北大、清华、南开三所大学30年培养的人才总和。
1945年8月15日,日军宣布无条件投降,多年抗战终于迎来了胜利。
1946年7月31日,存在8年11月的西南联大解散,三校分别迁回原地址。
在那个战火纷飞,物资短缺、果不肌腹的背景下,西南联大留下的学术研究,硕果累累。
在人文社科研究方面,有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 、钱穆的《国史大纲》、朱自清的《新诗杂谈》、闻一多的《楚辞校补》、金岳霖的《知识论》《论道》……
在应用科学研究方面,有庄前鼎的《兵器学》、施嘉炀的《堡垒工程》、王明云的《军用桥梁》、赵九章的《大气之涡旋运动》……
在基础科学研究方面,有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 》,孙云铸的《中国北部寒武纪化石》、吴大猷的《多原子分子结构及其振动光谱》……
西南联大,完成了历史给她的使命。
故事到这里,结束了吗?
并没有!
西南联大解散之际,以华罗庚,杨振宁为代表的西南联大师生,去了美国留学,获得了丰厚的待遇。
新中国成立之后,这些经历过战乱的师生,很多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回到祖国怀抱。
华罗庚经香港回到北京,归国途中写下《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鼓励了一批又一批的学子回到中国。
正如西南联大的校歌里说的“中兴业,须人杰”。
这个近代受尽屈辱的民族,需要像西南联大学子这样的人才。
他们听从祖国的召唤,这些人又回来了。
他们那一代人太猛了,顶着饥饿肚子做学术,冒着日机轰炸搞研究。
他们那一代人太刚了,什么苦都能吃,什么学问都敢做,什么命都敢赌。
从创办开始,西南联大的学生共有8000余人,其中参军学生有1100人左右,高达14%。
1943年入学的外文系学生缪弘,在抗战胜利前的1945年7月31日,参加了收复广西丹竹机场的战役,当时美国士兵都回国了。
作为翻译官的他本该可以走,但他坚定勇敢地冲击日军山头制高点,不幸被敌军击中,壮烈牺牲,年仅19岁。
缪弘是一名诗人,在他的遗诗中有一首《血的灌溉》——
没有足够的粮食,且拿我们的鲜血去;
没有热情的安慰,且拿我们的热血去;
热血,是我们唯一的剩余。
国难当头,这个洋溢着青春的年轻学子,没有选择恬静的学园,而是选择上战场拼命。
他的学历,永远停留在了“大学肄业”。
在《九零后》纪录片里,许渊冲先生的一句话,让我为之动容。
他说“国家的需要,就是我的专业”,我终于深切体会到那句话:“为中华之崛起而读书”。
正是这批可爱又可敬的“九零后”们,在日军铁骑下,于炮火连天中, 留下了璀璨夺目的光芒。
他们自觉、自立、自强,他们冒着生命危险去读书,令人泪目,给现在安享太平盛世却内心浮躁的人,得以瞻仰膜拜。
来源:人文之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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