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武：不卖画的日子是安静的，也是清高的，更是出作品的

袁武，1959年生，1984年毕业于东北师范大学艺术系、获学士学位，1995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国画系，获硕士学位。历任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副主任、教授；北京画院常务副院长、北京画院执行院长，2017年3月辞去北京画院执行院长之职。现为中国美术家协会理事、中国画艺术委员会副主任、国家重大题材美术创作艺术委员会会员。

《卖画记》

我的画能卖钱始于调入长春书画院之时。1988年夏秋，我从长春第一中等专业学校调入长春书画院任专职画家。用画换的第一笔小钱，是由长春文联下属画廊以600元人民币买了我20幅小品画。当时还不太会画小品，只有两、三种样式，如《孟浩然诗意》《易安居士小像》《钟馗图》等。

《孟浩然诗意》 设色纸本 65cm×42cm 1986年

《易安居士小像》设色纸本 65cm×65cm 1990年

不仅技术不讨巧，就是内容选择也不会遂藏家的心意。孟浩然那幅小品题款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李清照的小品题的是“绿肥红瘦”。这样的画面各画10幅，和后来F某的流水作业如出一辙。那批画当年画廊卖出几幅，是否挣到钱我不得而知。只记得不到两年那个画廊就没了，画廊的门市房也成了我们画院的办公室兼画家的活动场所。一次我在那房子里找东西时，竟然发现了折叠成一摞的我那批商品画，因为受潮已经无法完整的打开，也搞不清还剩几幅。我对着这些曾经换来银子的拙作发了一会呆，就悄无声息地将其投入了马桶里，放了几遍水才将它们冲的没了踪影。当时想法很简单：这么多相同的画，留下来很搞笑，何况已经卖了不属于我了。后来陆陆续续由长春文物商店也收购我十几幅小品，多为三平尺80元人民币一幅。也曾有过在新华书店的北国书画社卖掉一幅四尺整纸的大钟馗的经历，是一个黄头发的美国大妞买去了，500元钱人民币，创下了那个时候我的卖画纪录。

《钟馗小像》 设色纸本 65cm×65cm 1989年

还有一次，我的一幅山水画《家住大山下》参加吉林省赴京的“北国风光书画展”，待展览结束回来时，被告之我的那幅画卖掉了。那是我第一次不情愿卖的一幅画，也是500元，但我很不高兴，因为是我非常喜欢的作品。虽然后来又重画过几次，都感觉不如那幅，那是一幅六尺对开的大斗方，展览期间还登载在人民日报文艺副刊上。这件事和这幅画令我至今念念不忘。

《大山深处有人家》设色纸本 137cm×67cm 1989年

《塞外，春天还不曾苏醒》设色纸本 90cm×90cm 1988年

1989年5月，我的作品《塞外，春天还不曾苏醒》参加了由《美术》杂志、“香港中华文化促进会”和台湾的《雄狮美术》杂志在北京中国美术馆联合举办的“当代水墨新人奖画展”，并获优秀奖。展览结束后，这件作品被香港实业家安子介先生收藏了。当时由《美术》杂志社转给我一张一万元港币的汇票，吓了我一跳，不知这能兑换多少人民币。那年的12月份，我的作品《大雪》获了全国第七届美展铜牌奖。

《大雪》设色纸本 210cm×90cm 1989年

故1990年春天，香港博雅艺术公司和深圳博雅艺术公司，邀请了十几位艺术家在深圳博雅艺术公司举办了一个小品画展，每人带5幅画从全国各地聚集到深圳，参加者有有名的也有无名的，老中青三代。三天展览结束后大家都有画卖出，我只卖掉了一幅，因为我当时还不懂面对市场应该画什么样的画，所带的作品多为简洁淡雅之作，如《庄周梦蝶》《绿肥红瘦》《孟浩然小像》等，600元卖掉的作品竟然又是“不才明主弃，多病故人疏”的《孟浩然小像》。

《孟浩然小像》设色纸本 63cm×63cm 1990年

1991年，我结识了日本书法家北村白霞先生，并被邀请赴日本举办书画联展。同年4月，在樱花盛开的季节我去了日本。我们的展览在东京银座的越后屋美术馆展出（其实就是一个小画廊）。共展出作品28件，多为小幅画作，最大的4尺对开。作品的形式是：在我的画作上北村先生写上书法，由日本锦缎托裱后镶嵌在精致木框中。

《唐人诗意》设色纸本 50cm×36cm 1989年

《唐人诗意》设色纸本 40cm×40cm 1989年

展览一周全部作品都被订购，每幅售价为15万日元至30万日元不等。这次我并没有拿到现钱，除去往返和在日本吃住行费用，我还买了一些物件：一个美能达相机及一个100至200的长焦镜头，一本精装的《怀斯画集》和《竹林西凤》平装画册，还有包括荒木经惟在内的三本摄影集，又买了一件时髦的日本风衣并给家人买了礼物。第一次走出国门，从东北的小城市闯入东京这座大都市，极度兴奋，大开眼界！时至今日还记着在日本那些天的感受和心情。当然也有遗憾：看到北村先生把我画面当衬景写上去的粗大的毛笔字就心里微痛⋯⋯但是，那时我没有名气，也没有钱，一切皆可忍，因为这样的机会是难得的。之后的1992年、1993年我们又作了两次这样的展览。其中还有一次是参加“第二届TIAS东京艺博会”，当时看到北村先生寄来的博览会宣传资料，我还不能理解，这样的大空间被隔断成一个个小展位，像菜市场卖菜的摊位很不雅观。但这两次我都没有去日本，因为1992年我已在中央美术学院进修，而1993年我开始读研究生了。另一个原因就是我不想把卖画的钱都消费在往返日本的过程中。记得两次展览我得日元60万。我在央美读研时档案和工资关系都迁到中央美院了，原单位不再给我开工资，而央美每月只发给我100多元钱，不知这是什么级别的工资。所以那几年我的北京生活及给在东北的父母、妻女生活补贴就全靠这日本展的收入维系着。

《天籁》设色纸本 188cm×123cm 1990年

这期间我的另一笔画酬是来自1991年结识的台湾商人、“加拿大国际水墨大赛枫叶奖”创办人李荣东先生。我的作品《天籁》在首届“枫叶奖”大赛中获金奖，得奖金2000美元。随之李先生买了我一些小品画，平均价格200元人民币。在1992年的第二届“枫叶奖”大赛中我的作品《垓下歌》获薪传奖，奖金又是2000美元。当时规定去加拿大领奖就不发奖金，可是临近出发时我因毕业琐事没能成行，奖金却也没拿到，和李先生弄成了一笔糊涂账。但那几年李先生买了我许多画，补充了我那几年生活的开支。当然，我也成全了他，二十多年后书画市场热的时候，李先生频频携我当年那些作品从台湾来大陆参加各个拍卖会。我没想到他居然有那么多我的小品画。记得有一年他说：仓库跑水了，他的藏画被淹了。并寄来一个纸箱，里边是一坨粘在一起的纸浆块，说都是我的画。他问我有办法修复吗？答案当然是No！我曾开玩笑：你能有办法把画一幅幅的张开，我就有办法给你修复好！可是即便有这样的损失，他还是不停地一次次用我的画去上拍，可见他当年的盲目投入有多少。但是，商人李先生是有经济头脑的，他在台湾为我出版了第一本《袁武画集》，并且请当年已在大陆很有名望的台湾著名画家、评论家何怀硕先生写了序并题字书封。当然，所需回报自然是我的画，这种“巧取豪夺”的方式后来传到大陆并风行一时，吃亏的肯定是画家了。

《垓下歌》设色纸本 220cm×160cm 1990年

不管怎么说，日本的北村白露先生和台湾的李荣东先生，让我衣食无忧地度过了九十年代，并完成了从塞外东北闯入山海关的艰难迁徙，从地方画家转型成为北京画家（相当于全国画家了）。

《大昭寺的清晨》设色纸本 60cm×60cm 2019年

1995年夏，我于中央美术学院研究生毕业，被特招入伍到解放军艺术学院美术系任教。刚入部队人生地不熟，因为成了“军旅画家”也远离了“地方社会”。有两年多我成了孤家寡人没有人理会。

《水浒人物》 设色纸本 128cm×70cm 2006年作

1997年5月的某一天，我接到一个陌生电话，打电话的自称是山东青州的张鸿君，想请我去青州走一趟，让我多带一些小品画，说可以卖800元一幅（4尺斗方），含他的佣金。我说我现在没有小品画，另外800元也太便宜了。他说：你现在还不是副教授，而且也没有多少知名度，先是这个价等慢慢再涨价，还说没有画先过去，现场画也可以。就这样我开始了卖画“走穴”的第一次试水。只身一人坐火车去我从来没听说的小城：山东青州，而且竟然是后半夜两点到站。当时既有冒险的担忧又有挣钱的急切。临出发前我将张鸿君的电话交给了一个朋友，说如果两天我没有音信，就报案去青州找这个人破案！凌晨两点我在青州站下车，因为是过路车，所以只有我一个人下来了，黑暗沉静的小站连个检票员都没有。在我正不知东南西北的踌躇中，听到空中有人在问：是袁武老师吗？此时我才发现在头顶的天桥上站着两个人，微光的夜空将俩人衬成暗灰的剪影，都是瘦长却是一高一低，这是帮我挣到第一笔山东人民钱的张鸿君和李洪义二君⋯⋯两位用一辆很破的面包车带我去了一个招待所，并吩咐我快睡一觉，早上要起来画画，因为我一幅画也没带来，并说他们在隔壁也有房间。早饭后我开始画第一笔订单，是四尺整纸对开竖裁的四条屏。本来是二分之一对开，但李洪义却将纸裁成三分之二开，使每条屏宽了许多。初次经历这样的事，没有经验也不懂规矩，只能由人摆布。一上午完成了李清照、苏轼、李白、陆游四条屏。

《古代诗人》四条屏 设色纸本 128cm×50cm×4 1997年

午饭后又有订单来了，仍然是上午尺寸的四条屏，我说好！再画另外的四个古人，他们说不行还得画这四个人，因价格一样画别的样怕买主挑选比较。我说还画这四位，但把构图和背景变一下，他们说也不行，构图背景也不能变，否则没法平衡每个藏家的要求。就这样第一次来青州呆了四天，竟然画了9套四条屏，令我不安和糟心的是留下这么多相同的四条屏。后来书画市场火爆时，这些四条屏接二连三地出现在各个不同的大小拍卖现场，不知内情的人一定在疑惑，这一套四条屏在反复拍卖是为个啥？而令我尴尬的是好像我只会画这一个样式的四条屏。不管怎样，第一趟青州行我挣了两万三千元。回北京后我马上买了一台日本原装电视机，当这台号称“火箭炮”的电视抬进我的独身宿舍里时显得是那么豪华气派！兴奋之时也有囧事，青州李洪义打来电话说，抽成时算错账了多给了我三千元，让我再寄回去。幸亏我的电视机花了一万八千元，否则我还没钱退了呢。90年代末那几年，青州成了我的大“作坊”，隔段时间就走一趟。那时的山东青州作为书画市场的重镇还没有后来那么名声大振，当然，我也没有后来的“小有名气”。可以说，我和青州一起成长。一次次的青州行，使我结交了许多朋友，左景岳先生、刘杰先先、邵春萍先生都是我的重要藏家和我画作市场的推手。我也顺势从青州行发展至潍坊行、烟台行、威海行、东营行、日照行，后来还至河南行、深圳行，在深圳还有了专门经营我画作的罗晖先生。几年间我就发展成了小康。想想初级阶段的那些小品画多为粗糙应酬的。记得画一幅小老头手里捏个酒杯抬头望天，另一幅也是这个小老头再捏着酒杯望地，再一幅捏着酒杯偏头望菊花，所题的款就是《李白醉酒图》。也有时会画一个戴着学仕㡌的小老头，仰脸向天空挥舞长袖，或侧脸向右边挥舞长䄂，要不然就侧脸向左边挥舞长䄂，最后款都是《东坡邀月图》。当时不觉得什么，可是十几年过去后，再从藏家那看到这类画时很不好意思，我都会费上九牛二虎的力气改补这些画，或者干脆撕掉，再给人家重画一幅方才心安。想想这财富积累的初始阶段也太那个了⋯⋯

《怀素书蕉》设色纸本 67cm×128cm 2012年

在画行货的日子里，不仅画技在成熟，价格在提高，题材也在开拓。从画苏轼、李清照、李白、屈原增加了钟馗、老子、庄子、孔子；从斗方、四尺整纸、六尺整纸的小品画到八尺纸的《紫气东来》和丈二纸的《观沧海》等大幅创作，因为这两个题材受欢迎，曾反复画过多件。记得在东营，一个老板订了三幅130cm×160cm的《观沧海》，每幅4万元，在当时算是很大的订单了。

《观沧海》设色纸本 144cm×368cm 2011年

直到2003年春，我当上美术系的副主任，因为工作的约束不再能自由的出行，才停止走穴的步履，奔波市场的忙碌终于停止下来了。我自己对自己说：我不想当财主，更当不了富豪，但己经不缺钱了。

不卖画的日子是安静的，也是清高的，更是出作品的。我的“抗联系列作品”和国家重大题材创作工程都是这段时间完成的。

《和平鸽》设色纸本 145cm×310cm 2015年

2009年我主动脱掉军装，转业到北京画院做专业画家、任副院长。这时，我的故乡吉林市和我读大学并工作过的长春市，逐渐地产生了我的粉丝群。特别是在吉林市，藏家们对我作品的痴迷程度远远超过了我对自己画作的痴迷。大量的当年给朋友画着玩的戏笔之作，都被淘出来当商品画被卖来卖去，令我很难为情。看着那些幼稚的伪商品画，我像救死扶伤的大夫，又开始给这些画修补整形、乔装打扮，为的是藏家满意，更让我心里踏实。他们还从各种渠道收集我的作品，甚至出高价从全国各地往回搬挪我的画，他们在不知不觉中将我这个从吉林市走向全国的知名画家再扯回吉林市成为地方画家。他们是我作品的欣赏者，艺术的鼓吹者，也是我小品画的乱贩者。他们不失时机地向我买画，对我的作品如数家珍爱不释手。这一切令我感动，也让我终日手忙脚乱。

《白石小像》设色纸本 33cm×40cm 2020年

2013-2015年，虽然我在倾心画创作《大昭寺的清晨》，虽然我觉得钱够花了，但家乡的朋友们还是将我推向了卖画的又一轮浪峰上。这期间主要藏家和推手是张国立先生、孙海林先生、吴志祥先生、康义江先生、张祥善先生、朱蓬辉先生、孙迪先生，同时助力的还有北京路宽画廊的老板邹进贤先生，他在琉璃厂临街处开的小画廊，主营我等几个人的画作，日照的林玉柱先生的天大画廊也多次举办我的个展，汕头的高天舒先生两次约我前往走穴⋯⋯

《秦始皇》设色纸本 150cm×90cm 2006年

我一直认为画家画画不是为了市场，特别是中国的书画市场，因为在这个领域还没有多少真正意义的藏家。一个好的画家应该为博物馆、美术馆创作作品，应该为美术史留下作品，应该以自己的情怀、思想和独立精神去完成经得起历史检验的画作。因为有这样的理解和心态，市场越火我越不安，钱挣得越多我越觉得是不务正业。虽然我还成不了富豪，但钱的积累已使我不再是一介书生，这令我很愧疚，不知怎么的竟然觉得对不起读的那些书。好在，书画市场不再那么疯狂了，我也不再像打了鸡血那样“走穴”了。

《钟馗小像》设色纸本 63.2cm×79.4cm 2003年

当然，还是要感谢我作品的藏家和推手们，是这些朋友让我有大画室和静心创作的心态，让我走南闯北周遊世界去看博物馆。

《文姬归汉图》设色纸本 128cm×65cm 1998年

正因为此，我该画出更好的作品，让更多的人认可和欣赏，使藏家们手中的作品更有价值，更能留传长久。因为我作品的艺术价值，使我的藏家们额外的也有了一份价值，说不定，或者，也许我们还能一起流芳百世呢。

2020.9.袁武于北京

来源：静草画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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