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合同主体的目标公司未签章，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非合同主体的目标公司未签章，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作者：唐青林 张德荣 贾伟波(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

阅读提示：在投资协议中，投资方可以与原股东约定：在目标公司未实现特定经营目标时，投资方有权行使赎回权，即原股东按照一定的价格回购投资方持有的股份，投资方退出目标公司。问题在于，目标公司未在相应的股权转让合同上签章是否影响该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股东之间关于股份赎回条款的效力如何？我们将通过法院的一则经典案例，揭晓这个问题的答案。

裁判要旨

1. 目标公司不必然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非合同主体的目标公司未签章并不影响股权转让合同的效力。

2. 投资方与原股东之间有关股份赎回权的约定，并不会减少公司的注册资本，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公司债权人利益的情形，亦不违反公司法相关规定的，应认定为合法有效。

案情简介

一、2014年7月16日，成都中铁与海王星公司原股东王翎羽、陈星、胡秀芳签署了《增资协议》，约定：由成都中铁认购新增注册资本500万元；后各方履行了缴纳增资款、工商登记、签发股份证明书的义务。同日，协议各方签署《补充协议一》，其中第二条“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约定：海王星公司增资后三年内未完成IPO的，成都中铁有权行使赎回权。

二、2015年7月30日，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二》，约定终止《补充协议一》第二条“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

三、2015年8月20日，《增资协议》的缔约各方签订《补充协议三》，重新约定了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该条款与《补充协议一》的约定一致。海王星公司并未在上述三份补充协议上签字盖章。

四、2017年9月27日，成都中铁以EMS特快专递并公证的方式向王翎羽、陈星、胡秀芳寄送《股份赎回通知函》，要求王翎羽、陈星、胡秀芳按照《补充协议三》的约定履行股份回购义务。海王星公司董事刘杰通过电子邮件向王翎羽、陈星、胡秀芳分别发送了《股份赎回通知函》。

五、成都中铁向天津一中院起诉请求：判令王翎羽、陈星、胡秀芳向成都中铁支付7241.75万元及其利息，用于回购成都中铁所持有的海王星公司的全部股份。

六、天津一中院判决：王翎羽向成都中铁给付3859.43万元及相应利息；陈星向成都中铁给付2687.97万元及相应利息；胡秀芳向成都中铁给付694.35万元及相应利息。后胡秀芳提起上诉，天津高院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裁判观点

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一、海王星公司是否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三》中关于股权赎回条款的效力。

我们认为：《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均是约定原股东（王翎羽、陈星、胡秀芳等）与新股东（成都中铁等）之间增资入股及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海王星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不享有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仅为合同列明的目标公司，不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非合同主体的海王星公司未在《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签章，不影响《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效力。

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属于对股权投资进行估值调整的协议，相关约定指向未来不确定经营目标，并以该经营目标作为预先设定的股份赎回条件。该约定为公司股东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商业判断和惯常商业操作模式，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

实务经验总结

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唐青林律师、李舒律师的专业律师团队办理和分析过大量本文涉及的法律问题，有丰富的实践经验。大量办案同时还总结办案经验出版了《云亭法律实务书系》，本文摘自该书系。该书系的作者全部是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战斗在第一线的专业律师，具有深厚理论功底和丰富实践经验。该书系的选题和写作体例，均以实际发生的案例分析为主，力图从实践需要出发，为实践中经常遇到的疑难复杂法律问题，寻求最直接的解决方案。

一、对目标公司来讲，一般而言其不是股权转让合同的主体，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不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也不必然是股权转让合同的当事人。但是，在对赌条款中各方约定由目标公司承担股权回购义务，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目标公司是合同主体，其未签章的，股权转让合同不生效。

二、对增（投）资方来讲，对目标公司增（投）资的同时约定股份赎回或者股权退出条款，是一种惯常的商业操作模式，本质上是附条件的股权转让。新老股东各方约定“在目标公司预期盈利目标无法实现时，重新确定股权比例”时，应符合法律规定，不得损害目标公司及其债权人的利益。增资方在相关协议中，最好明确约定行使赎回权的条件、赎回价格的计算方式、赎回通知的方式及其送达等内容；尽量约定由目标公司实际控制人、原股东承担赎回义务，避免由目标公司承担赎回义务；当触发赎回条件时，增资方应该及时行使赎回权。

（我国并不是判例法国家，本文所引述分析的判例也不是指导性案例，对同类案件的审理和裁判中并无约束力。同时，尤其需要注意的是，司法实践中，每个案例的细节千差万别，切不可将本文裁判观点直接援引。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不同案件裁判文书的梳理和研究，旨在为更多读者提供不同的研究角度和观察的视角，并不意味着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律师对本文案例裁判观点的认同和支持，也不意味着法院在处理类似案件时，对该等裁判规则必然应当援引或参照。）

相关法律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8修正）

第七十一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应当经其他股东过半数同意。股东应就其股权转让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征求同意，其他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满三十日未答复的，视为同意转让。其他股东半数以上不同意转让的，不同意的股东应当购买该转让的股权；不购买的，视为同意转让。
经股东同意转让的股权，在同等条件下，其他股东有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主张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23修订）

第八十四条有限责任公司的股东之间可以相互转让其全部或者部分股权。
股东向股东以外的人转让股权的，应当将股权转让的数量、价格、支付方式和期限等事项书面通知其他股东，其他股东在同等条件下有优先购买权。股东自接到书面通知之日起三十日内未答复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两个以上股东行使优先购买权的，协商确定各自的购买比例；协商不成的，按照转让时各自的出资比例行使优先购买权。
公司章程对股权转让另有规定的，从其规定。

《全国法院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纪要》

(一）关于“对赌协议”的效力及履行
实践中俗称的“对赌协议”，又称估值调整协议，是指投资方与融资方在达成股权性融资协议时，为解决交易双方对目标公司未来发展的不确定性、信息不对称以及代理成本而设计的包含了股权回购、金钱补偿等对未来目标公司的估值进行调整的协议。从订立“对赌协议”的主体来看，有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目标公司“对赌”等形式。
人民法院在审理“对赌协议”纠纷案件时，不仅应当适用合同法的相关规定，还应当适用公司法的相关规定；既要坚持鼓励投资方对实体企业特别是科技创新企业投资原则，从而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企业融资难问题，又要贯彻资本维持原则和保护债权人合法权益原则，依法平衡投资方、公司债权人、公司之间的利益。对于投资方与目标公司的股东或者实际控制人订立的“对赌协议”，如无其他无效事由，认定有效并支持实际履行，实践中并无争议。但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是否有效以及能否实际履行，存在争议。对此，应当把握如下处理规则：
5.【与目标公司“对赌”】投资方与目标公司订立的“对赌协议”在不存在法定无效事由的情况下，目标公司仅以存在股权回购或者金钱补偿约定为由，主张“对赌协议”无效的，人民法院不予支持，但投资方主张实际履行的，人民法院应当审查是否符合公司法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及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判决是否支持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回购股权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或者第142条关于股份回购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未完成减资程序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其诉讼请求。

投资方请求目标公司承担金钱补偿义务的，人民法院应当依据《公司法》第35条关于“股东不得抽逃出资”和第166条关于利润分配的强制性规定进行审查。经审查，目标公司没有利润或者虽有利润但不足以补偿投资方的，人民法院应当驳回或者部分支持其诉讼请求。今后目标公司有利润时，投资方还可以依据该事实另行提起诉讼。

法院判决

以下是天津高院在民事判决书中就本案争议焦点的详细论述：

本院认为，“一、海王星公司是否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

《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均是约定原股东（王翎羽、陈星、胡秀芳等）与新股东（成都中铁等）之间增资入股及股权转让相关权利义务内容的合同。海王星公司作为目标公司不享有上述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仅为合同列明的目标公司，不是《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合同主体。另，《增资协议》《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各方签订主体均是商事主体，通过上述协议的签订进行商行为，获取相应的利益，承担相应的风险。上述协议均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等方式相互妥协平衡利益后为了达到最终目的而签订的。各商主体对协议的内容字斟句酌，形式上亦追求完备。各份协议预留的签字页上，均没有为海王星公司预留签章页，亦可说明海王星公司并非上述协议的签订主体。非合同主体的海王星公司未在《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上签章，不影响《增资协议书》《补充协议一》《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效力。

二、《补充协议二》《补充协议三》的法律效力，《补充协议三》中关于股权赎回条款的效力

王翎羽、陈星、胡秀芳作为原股东及目标公司海王星公司的实际控制人，与成都中铁订立案涉系列合同，明确约定了海王星公司股权变动的权利、义务内容。系列合同均是王翎羽、陈星、胡秀芳与成都中铁的真实意思表示，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效力性强制性规定，应为合法有效。

关于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三》因海王星公司未签章亦未追认而未生效的问题。如前所述，海王星公司仅作为系列协议载明的目标公司不享有合同项下的权利，亦不承担合同项下的义务，其不是系列合同的主体，未在协议上签章或追认，不影响系列合同的法律效力，上诉人主张《补充协议三》未生效，没有事实和法律依据，本院不予支持。

关于《补充协议三》中股权赎回条款的法律效力问题。《补充协议三》签订时间晚于《补充协议二》，其内容系对《补充协议二》的变更，将《补充协议二》中约定终止履行的“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变更为恢复履行。各方当事人均在《补充协议三》上签章，《补充协议三》成立并发生法律效力。“赎回权利（回购）或退出”条款约定的内容为：当满足特定条件时，增资方（成都中铁）有权要求原股东（王翎羽、陈星、胡秀芳）通过适当的安排赎回其持有的部分或全部股权。该约定为海王星公司股东间关于股权转让的商业判断和安排，是各商主体通过协商达成的一致意思表示，约定内容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亦不损害公司、公司其他股东及公司债权人的合法权益，应为合法有效，各方当事人均应依据《补充协议三》约定的内容履行各自的义务，承担相应的责任。”

案件来源

胡秀芳、成都中铁高端交通装备产业创业投资合伙企业股权转让纠纷二审民事判决书【天津市高级人民法院，(2019)津民终2号】

*此处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为作者完成文章写作时所在工作单位。

作者简介：

唐青林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法学硕士学位，曾先后在农业部、律师事务所从事法律相关工作20年。北京大学国际知识产权研究中心研究员、最高人民法院诉讼服务志愿专家（2023-2028）、北京市律师协会第十一届公司法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北京外国语大学法学院研究生校外导师。中国民主建国会会员。美国国务院国际领导者访问项目（International Visitors Leadership Program，简称IVLP）访问专家（知识产权方向）。

唐青林律师擅长重大疑难案件诉讼与仲裁、公司法（公司诉讼和公司治理、公司并购重组）、知识产权法（商业秘密）、刑事辩护（主要包括金融犯罪、公职人员犯罪、企业家犯罪）。

唐青林律师公司法领域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过《公司保卫战》《公司控制权争夺战》等十多本法律实务著作，在商业秘密领域出版过《商业秘密案件裁判规则》等三本著作，办理过39起在各高级法院和最高法院审理的案件并获得令人满意的结果。

唐青林律师长期关注公职人员犯罪、企业家犯罪领域研究。办理了大量涉及公职人员和企业家犯罪的案件。在北京大学出版社和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过四本刑事辩护领域的法律实务著作，包括《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出版；《企业家刑事法律风险防范》(MBA、EMBA教材)，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出版；《职务犯罪难点要点剖析——程序辩护卷》（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职务犯罪难点要点剖析——定罪卷》（主编）中国法制出版社，2024年出版。

唐青林律师作为法律专家嘉宾受邀参加CCTV法制专题节目“大家看法”节目，对相关法律事务进行点评，唐青林律师多次被《新华社》《人民网》《知识产权报》、《科技日报》《民主与法制时报》《中华英才》《企业观察报》、《中国贸易报》等全国专业性媒体广泛报道。

唐青林律师曾经在《法学研究》和最高人民法院《民事审判指导与参考》发表论文，在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企业家法律防范风险》2008年起连载于《法制日报•周末版》。

李舒律师，北京云亭律师事务所创始合伙人，从事法律工作十余年，先后任某上市公司法律事务负责人、国内知名律师事务所律师合伙人。

李舒律师擅长处理公司法律事务（含公司常年顾问、公司改制和控制权争夺等）、商事争议解决（含诉讼和仲裁）、强制执行与资产处置、金融与投融资、破产重整等领域的法律事务。执业以来，曾为数十家中外大型金融机构和商业企业提供法律服务，尤其擅长从实现委托人商业利益最大化的角度就疑难复杂案件提出整体解决方案，参与办理各类案件总金额达数百亿元。

李舒律师对公司、金融、借贷、担保、执行及刑民交叉等领域有长期而深入的研究，已经出版的著作包括主编《担保纠纷疑难问题及诉讼实战指南》《财产保全与强制执行》《公司诉讼疑难法律问题解读》等。

李舒律师在其长期关注的民营企业家权利保护领域和涉民营企业家财产纠纷和处置等重大疑难复杂案件的整体解决方面，对相关法律问题和司法政策有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并有诸多成功案例，2019年在中国法制出版社出版了《民企产权保护政策汇编与解读》。

李舒律师与国内外媒体长期保持友好合作关系，并就诸多法律实务问题接受数十家国内外著名媒体采访，曾受邀在清华大学、人民大学、南开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北京仲裁委员会、中国华融、际华集团等机构为各界讲授法律实务课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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