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的尘埃——绅商手中的苏州金融业近代化

原创 克念

1913年初秋，江苏都督府由吴县迁至江宁县，标志着苏州从此失去了省内首府地位。当时商界就意识到此举是苏州的重大损失，作为金融界代表的钱业公会全体会员的一封公函中，将此列明：

以金融言，上海金融之操纵，以长江与北路为大宗所灌注，苏州金融之操纵，以苏松常镇太三十余州县为大宗所灌注；其能具有此回旋之魄力，吸取之雄资，皆由都督在苏，即大小官界之汇款汇于苏，大小富室之存款存于苏；如都督一变，则苏州之金融必变，苏州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金融必变，各府州县之金融既变，则各府州县之商民如婴儿之失乳，如游鱼之失水，不能不相胥而变。

在苏州金融界人士写上述呈文的时候，省会的迁离事宜还在商议之中。后来的一系列事实证明，这些判断完全是正确的。由于失去了地方政府财力的雄厚支持，也因金融人才不断流向上海，使得苏州本地老式钱庄继续因循守旧，新式银行迟迟无法建立，失去了向现代金融制度转轨的动力和能力。

当时苏州的银钱业并不担忧资金来源，因为本地的土地肥沃，物产丰饶，所以农业和商业非常旺盛，殷实农民的地租收入和城内富商的营业收入是钱庄存款的基本保证。但是，放款方向却不在本地。

长久以来，苏州很多大地主不愿将自有资金投入农村，而将其投向利润更高的商业和金融业，这造成了农业资金的愈发匮乏。对于农业生产面临的瓶颈，应运而生的近代银行业应该有所作为。

此时，苏州的那些以诗礼传家的传统士绅，在向商人的演化中，对金融业的转型作出了重要贡献。

潘氏家族

1922年，吴江震泽的江丰农工银行成立，这大概是全国第一家专门进行农村小额信用贷款的民营商业银行。只是该行规模实在太小，从不为人所注意。在后起的苏州本地商业银行中，有两家专门从事上述的农村金融事业，即吴县田业银行和信孚商业储蓄银行。

田业银行创立于1922年夏，地址在观前街，阊门有办事处，郊区的跨塘、唯亭有押货仓库。该银行规模不大，所有职员共四十余人，从董事长、总经理到协理都是“贵潘”中人，简直就是潘氏家族银行。

苏州潘姓豪门有好几家，潘世恩为代表的那一支，世称“贵潘”，之所以“贵”，主要是潘世恩和潘祖荫二人。

先是，安徽歙县人潘仲兰将浙东的食盐贩卖至苏南，即长期侨居在苏州阊门外南濠街。其子潘景文于康熙初年在黄鹂坊桥西购得曾属于晚明首辅申时行的大宅一座，正式落户苏州，为潘氏的迁吴始祖。

潘氏以经营盐业为生，却不忘读书进学。这个愿望终于被第五世潘奕隽实现，1769年成进士。从此潘家有如神助，几乎代代科场成功，状元一人，探花二人，其余进士十八人，举人三十六名。而其中经历最为荣华者，是奕隽侄子潘世恩。

据统计，清朝历代享有最高荣誉的官员，活着加到“太傅”衔的，有五人；重宴琼林（即参加成进士六十周年庆典）的，有九人；殿试第一又做到大学士（即宰相）的，有八人，这三项只有潘世恩全部兼有。

潘世恩状元及第，后来做过上书房总师傅十七年，是所谓的“天子门生，门生天子”，又是一项难得的殊荣。其享年八十六岁，是乾嘉道咸四朝元老，所谓“富贵寿考，道德文章”，洵是异数。后人评定，有清三百年官场，潘世恩为“福气第一”。

其孙潘祖荫二十三岁即探花及第，历任尚书、军机大臣等要职，加太子太保衔。太平军起，左宗棠为湖南巡抚骆秉章的幕僚，因倨傲暴躁而得罪权贵，被弹劾至朝廷。祖荫为其缓颊的奏折被简化成“国家不可一日无湖南，湖南不可一日无左宗棠”，至今仍脍炙人口。

这么大的恩情，左自然会回报。潘是著名的收藏家，他珍藏的西周文物大盂鼎，就是左任陕甘总督时以重金购得，送给他的礼物。

史学家认为，从奕隽高中，到祖荫去世，整整一百二十年是潘家的全盛时期。如果这评语指的是潘家的“贵”，那是事实，但指的是“富”，却很片面。清末以来，潘家虽然再也不科场贵盛，却在盐业、典当业、银钱业、银行业创出了一条新路。

潘家自迁吴第一代潘景文获官方特许，掌握了浙北苏南的食盐专营，此特权绵延三百年。这项专营既为潘家带来了丰厚的利润，也使得他们更加便利于经营酱园业。

当时苏州有句俗语：“苏城两家潘，占城一大半”，简称“半潘”，据潘家后人说，这“一大半”指的是酱园业的市场份额，倒是符合实情。

自潘祖谦以来，潘家开始转向于典当业和银行业。祖谦在苏州很有政治影响力，但终究无意于官场，反而把精力更多地经营典当业。潘家的典当业实力雄厚，资本额二十多万两白银。

须知，到1931年，苏州城区所有钱庄共三十家，资本总额也不过五十万两。正因为如此，祖谦曾担任江苏典业公会会长，他儿子潘子起长期担任苏州典当业同业公会会长。

潘子起有一位同宗不同族的平辈宗兄叫潘侣虞，两人的八世祖都是潘景文。他们携手成立吴县田业银行。田业银行另一位董事丁春芝世居大儒巷，曾任山西定襄知县，也是苏州望族，和潘氏为姻亲。丁春芝的女儿即是潘祖荫的孙儿媳丁达于。1951年将潘氏的传家宝大盂鼎、大克鼎捐献给国家的，正是她。

田业银行的主要存款对象是吴县地主之田租，主要放款对象也在本地，为普通农民。但业务开展并不理想，按照1937年数据，放款额只有存款额的八成。更重要的是，作为总经理的潘子起还挪用公款作私自放款，到九年后尚有六万元没有归还。

这传统银钱业约定俗成的陋规“宕帐”激起了储户的不满——他们多是“贵潘”的族人。如此错综复杂的关系，既然业务不理想，银行只能清盘。

农业的衰落

另一家本地银行为吴江县士绅设立，就是信孚商业储蓄银行。1929年春，田业银行经理林幼山离职以后创立该行并自任经理，总行在观前街，上海、常州、常熟设分支机构，城外枣市桥设仓库。

信孚银行规模较大，职员一百余人，除了吸收吴江农民的存款外，还设立储蓄部对外吸储。并从事房地产经营，在五卅路和十梓街的交叉口建“信孚里”用于出租和对外抵押。

信孚银行的董事长和主要投资人是吴江士绅代表费仲深。他出生于进士家庭，自小以名士自居，湖南巡抚吴大澂是其岳父，袁世凯长子袁克定是其连襟，二人后来又结了儿女亲家。费仲深关心农业和农民，江丰农工银行就是他一手创立。

费仲深受同乡农民的信赖，他设立信孚银行的目的，一是为了吸储地租，二是为了从事农村的信用合作事业，以金融手段促进农村复兴。除了农业贷款和“信孚里”的房屋出租，银行还设立米行和绸庄，用以扩大存放款农民的销售通路，并便于押款。

另外，信孚银行还于上海从事股票生意，以增加财源。加之费仲深和四明银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孙衡甫关系深厚，所以信孚银行准备金充分，运转灵活。

这么一家以农业贷款为基本业务的民营商业银行如此优秀稳健，每年的净利润平均在五六万元上下，却还是收歇了。先是，江丰银行在农村资金奇缺的前提下，竟然因经营不善，周转不灵而倒闭，而且存欠相抵亏空甚大，因此费仲深只能竭力弥缝，偿还借款。没想到，债没还清，家道倒已中落，费氏又急又气，于1935年中风而亡，才五十二岁。

差不多在同时，上海遭到“白银风潮”的席卷，信孚银行所从事的股票买卖遭到很大亏损。如此金融危机使得四明银行差点倒闭，只能注入官股维持生机，成了官商合办银行，孙衡甫也因此离职。

信孚银行失去了可靠的资金后盾，更加风雨飘摇。银行储户收到上述接二连三的坏消息后，开始挤提。这种局面下，1937年夏，信孚银行宣告停业清理。

江苏典业银行设立于1921年秋，总行设在西中市，上海、镇江设有分行。这家银行的发起人和经营者都是当时江苏典业最著名者，苏州“贵潘”的潘子起和高邮典当业巨头马隽卿。后者是前清举人，内阁中书，自清末开始就在扬州、高邮、阜宁等地设立当铺、钱庄。江北马家，江南潘家，并称为江苏典业“双璧”。

典业银行没存在多久，于1928年宣告结业，股本和存款都如数发还，波澜不惊。典当业似乎无法独立地转型进入现代银行业。从账面上来看，该银行收歇的原因是存款额太低，连放款额的三分之一都不到，不能达到存贷平衡。

在旧有的金融格局中，钱庄业和典当业一向相互依存，一般而言，典当业是钱庄业放款牟利的渠道，钱庄业是典当业强有力的资金蓄水池。典业银行如果以典当业为基础，又无法拓宽其他的融资渠道，必然会放款有余而存款不足，导致最终因经营不善而结业。

但问题不止于此。先是江苏典业银行收歇，然后马隽卿在江北所有的典当业都遇到了资金困难。到1931年，扬州的中国、交通银行不得不核销马家各典庄的呆坏账，竟然达到二十五万元之巨。

苏州地区的典当业也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境。据统计，当时整个江苏典当业的亏损额已达到总资本额的四分之一，难怪很多业者走向破产边缘。

原本传统典当行和农业之间的金融互动相当融洽。房产业术语“清水六月”“金九银十”都来自传统金融界。前一句的意思是六月时节百业平淡，钱庄业当然也是如此，资金多有余裕。但此时农民正是春忙插秧的时节，需要现金购买种子和雇佣短工，于是向典当行借款，钱庄的余资即通过典业流向了农村。

“金九银十”正是一种反向。此时工商业者需要大量现金收购上市的农副产品进行贸易和深加工，钱庄业现金紧缺。而农民因为稻麦棉的收割而手中资金充裕，正好还上春末在典行的押款，所谓“春当秋赎”，典业自然也就有了归还钱庄的余钱。这样又形成了从银钱业到农业之间的活的循环。

从中可见，典当业是传统银钱业和农业之间的桥梁，一旦农业衰落，典业将不可避免地深受影响乃至没落。

“钱业三少”

清末的苏州银钱业，有“三少”一说，即奉卢少棠、庞少如、洪少圃为行中翘楚。他们三人是苏州金融界的代表人物，其命运也象征着苏州金融业的转折和顿挫。

清代苏州为江苏首府，驻在书院巷的江苏巡抚决定着全省州县主官的任命。分发在江苏的候补官聚居于苏州城南，在巡抚衙门上下运动，以求早日补得实缺。这些候补官多因长期等待而坐吃山空，逐渐贫困。此时苏州的银钱业出现了一种沟通钱庄和候补官的中介机构——“官账房”。

钱庄认为，这些候补官一旦有机会上任，都可快速致富，因此愿意放款给他们，不致使他们因滞留苏州而生活发生困难。而刚得到实缺的候补官也需要“官账房”为他们暂借生活费用，乃至雇佣必须的师爷幕僚和亲信长随。

卢少棠（金鉴），苏州人，钱庄学徒出身，早年夤缘苏州织造衙门而致富，成为银钱业炙手可热的人物。他善于结交官府，正是“官账房”的创始人。1910年的“橡皮股票风潮”后钱庄业一蹶不振，于是索性去了上海从事房地产业。

1933年，中国通商银行在苏州设分行，董事长兼总经理傅筱庵请出卢少棠任分行经理。事后证明，傅这个决策非常错误。通商银行本就是衙门习气严重，将金融业当成了攀附官场的晋身阶梯，管理体制很不严谨。

而且卢少棠本人也不适应现代银行业的运行模式，账目不清，经常挪用行款。卢本人赌性又重，喜欢投机，恰逢1935年“白银风潮”，导致亏空。据1936年初的统计，他亏空的“宕帐”和无法收回的呆账总额共计六十余万元，正好是通商银行苏州分行的存款总额。

“钱业三少”中的第二位庞少如（秉铨）也是钱庄学徒出身的苏州人，被洞庭商帮万梅峰聘为钱庄经理。钱庄薪水非常微薄，因此东主允许经理和职员预支一笔款子，到年底分红时才结账，不计利息。这笔钱一般职员就用来对外放款谋取高利回报

。更有甚者，钱庄允许这些钱一直挂在账上无需结算，有的数额甚至达到十几万两，这就是“宕帐”陋规。这些账目一旦经手人发生投资或投机错误，就会化为乌有，职员和钱庄同时蒙受重大损失。

前述潘子起、卢少棠利用银行资金投机，正是遵循了这一规矩，庞少如也是如此，竟挪用钱庄余资五万两到吴江开设丝行。东主万梅峰发现后，大为惊恐。但是他也无法置喙这种流传了几百年的宕帐制度，于是索性就将钱庄低价盘给了庞。

当时钱庄的平均资本额也不过一二万两，万这样做倒是壮士断腕，避免了更大的损失。庞少如得到钱庄后放弃了丝行生意，一心一意经营银钱业，成为业界的头面人物。他在“橡皮股票风潮”中也受到冲击，再也没有出现在公众面前。

洪少圃的失败

第三位洪少圃（毓麟），祖籍安徽歙县，同样是钱庄伙计出身。徽州籍富商有个不成文的规矩，雇佣职业经理人（掌柜、账房、伙计）尽量先考虑徽州籍人员。程氏钱庄联号东主程觐岳已是休宁迁吴第十三世，还是非常乐于聘用徽州人经营他的钱庄。程氏的重心在上海，但苏州的顺康钱庄毕竟是发家之地，根基所在。程觐岳聘请洪少圃担任顺康的经理，可见对其信任之深。

洪少圃非常在意官场，得到了政府交通部门的帮助，成立运输公司，专门在津浦线、沪宁线上为各地银行、钱庄、票号转运银元和银两，以安全、快捷和稳妥著称，深得客户信任，业务甚至延伸到了广州，自己也获取了厚利。

他还开办上海分号，专营债券业务。当时民众对于北洋公债信任不够，愿意对折出售债券以兑现，分号遂大量吃进。后此类公债竟十足还本，顺康遂获得极好的利润。

他曾在1908年就建议本地银钱业合资成立新式银行，以迎合必然而来的金融革新。但当时并没有得到同业的响应。十二年后，洪少圃终于心想事成，由其创立的苏州储蓄银行在古市巷他家里开业，这是苏州绅商创办的第一家本地民营银行。该行还在沪上南京路设分行，南市设办事处，人称“上海南北分行”，一时声名显赫。

苏州储蓄银行的经营方式主要是发行所谓的“五年期还本有奖储蓄券”，每一期发行两万五千张，每张五元分十条（即每条五角），一条为一个开奖单位，每两个月开奖一次；储蓄券无论中奖与否，均于五年后还本结清。这种方式当时就遭到士绅反对，认为这具有赌博性质，无论其投机的方式还是造成的影响，均不利于社会的稳定和发展。因此第二期开奖就由苏州转到了上海。

苏州储蓄银行顺利地开了七年。1927年3月21日，北伐军占领苏州，半个月后银行突然宣告停业。存户闻讯组成债务团，一边延请律师提起诉讼，一边要求当局封存银行及洪少圃的所有资产以备抵偿。后经吴县财政局、总商会、银行公会等联合派员清查，银行被非法提取三十四万元，出现巨额亏空。

原来，孙传芳占据江浙时向辖区富商逼捐强借，这三十四万元就是他从洪少圃手中“借”走的。孙兵败北撤，洪自然知道军阀大势已去，这些被“借”走的钱不可能再回到账上，于是只能宣布银行倒闭。

经各方研究、会商和核算，苏州储蓄银行尚有房产和对外放款十七万五千元，洪少圃自家房屋值四万元，再拿出现金五千元，账面上共有二十六万。对于尚缺的八万元，债主们坚持要洪氏赔偿。但洪认为巨亏源于不可抗力，并非自己的经营失误造成，坚决不同意破产清偿。两造相争，只能对簿公堂。这场官司打了七年才双方和解。

苏州四大本地商业银行的主事者，洪少圃是唯一具有丰富钱庄业经验的传统型金融家，他向现代银行业的转向失败具有象征意义。

苏州金融业本就对官府依赖很大，才会在1913年省会迁离后受到重创。但本地金融家依旧没像镇扬帮、宁绍帮金融家那样警惕起来，于是和当局一荣俱荣，一损俱损。

苏州钱庄业中另一个严重问题——主事者长期账目不清，缺乏对现代银行业严格规定的应有自律，也被洪少圃继承了下来。不走规定程序便可进出巨额现金，一旦倒账，必然得不到法律的保护，最后银行倒闭，自己破产。

苏州绅商向近代化银行转型的努力在三十年代中期彻底终结。在当时那种政治环境、经济环境、社会环境中，也注定会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