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麦秘贸：加拿大人苏约翰在中国荒年的救赎

张国庆 / 文

以加拿大宣教士早年来成都“兴学办医、倡导文明”为主题，一场关乎“历史·大爱·瞬间——大洋彼岸的中国情缘”的人文展览，在刘文彩老家大邑县的新场镇一展就是7年，7年只展出一个主题，恐怕这在成都历史上从来没有过。

笔者穿行在主题丰富，史料详实的各大展区，寻找一位叫叫苏约翰的加拿大人，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正是由他的推动的中加小麦秘密贸易，使中国许多城市人口，免于了饥饿。

这之前，我刚刚从《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党史研究》等官方刊物上，看过几篇既沧桑又暖心的回忆文章，讲述上世纪六十年代三年灾荒时，中国与加拿大进行小麦秘密贸易的故事。几千万吨小麦从大洋彼岸运抵中国后，迅即又悄无声息地流入到中国城市居民的餐桌上，从而避免了城市人口出现类似于偏远农村那样的饥荒。

苏约翰就是那场划时代粮食贸易的主要推手和台前幕后的执行人，作为特殊时代最早打破历史坚冰的西方使者，苏约翰秉承了父辈们那种爱与怜悯的救赎情怀，在中国最为艰难的时刻，搭救了多城多地中国人的生命。

不出所料，在新场镇史料浩繁的展览区内，我看到了配有苏约翰黑白照片的简介，与苏约翰四目相对的那一瞬，我眼泪止不住地涌出来。

简介全文是这样写的：John1919年12月出生在成都，幼年时就读于CS学校，1949年回到加拿大多伦多。从1958年起一直从事与中国有关的工作，被加拿大政府派驻香港，负责与中国的小麦贸易。1972年，接任加拿大驻华大使工作，为中加关系的发展作出了积极贡献。

看似平淡无奇的简介，在我这个慕名而来的参观者面前，却传递出许多瑰奇而非凡的信息。

苏约翰出生时，正值民国初年，社会异常开放，那时虽说“蜀道难，难于上青天”，但蒸汽轮船的出现，却把滚滚长江演绎为西方宣教士眼中的“福音大道”。苏约翰的父亲就是在中国社会急剧转型时，作为新文明的开拓者，沿长江溯滚而上，抵达成都的。

如今的成都人，恐怕早已忘记苏约翰父亲的洋名，但只要提及一位叫苏继贤的宣教士，仍是如雷贯耳。古人云“夫贤者，百福之宗也”，大名鼎鼎的四川大学华西校园，就是由苏继贤亲自设计打造的杰作。如今华西坝上这些雕梁画栋、古朴典雅，中国宫殿似的大厦与西式花园洋楼交相辉映的建筑，仍有许多为教学所用，并已成为中西合璧的最经典的建筑群落。

从清末到民国，许多拿加大宣教士被母会差派到成都，他们献身于中国福音事工的同时，兴办医学，倡导文明，救死扶伤，有的家庭甚至三、四代服务于中国。但是，这些宣教士的孩子，因着语言障碍和民族文化习俗等问题，读书学习就成为洋家长们头疼的大事.

于是一座名为Canadian School的学校在众筹中建立起来，这是一所从幼儿园到高中都很齐备的全日制学校，凡在这所学校读过书的加拿大孩子，都有一个特别称谓：“CS孩子”。

苏约翰就是CS学校的CS孩子。

苏约翰们这一代“洋娃娃”，就像谭楷在《枫落华西坝》一书所记载的那样：他们一出生，就处在“中国语境”中，他们的第一语言是中文，英语反而成了外语；他们也是在中国箩筐、背篓、竹制的椅轿轿和木制的摇摇车里渐渐长大的，也与中国娃娃们一起做游戏、玩泥巴、躲瞎猫、斗公鸡……

当然，入乡随俗，CS孩子们必修中国书法、学习中国历史、诵读中国诗词歌赋、甚至连珠算也被纳入日常教学之中。更有趣的是，这些洋孩子从小就有“中国胃”，对麻婆豆腐、回锅肉、鱼香肉丝和锅巴肉片等传统川菜情有独钟，以至许多年后他们回到加拿大，在每年的聚会聚餐上，都要请中国厨师特制这些菜，正式就餐时还会用四川话喊上一句：现在吃饭。

这些中国元素，成为他们一生的符号。又因着通晓东西方文化，他们返回自己祖国后，在冷战和国际化的双重背景下，许多人都成为加拿大外交和公共事务中炙手可热的人才。

苏继贤的儿子苏约翰就是他们中的翘楚。

经过几十年人世沧桑、岁月洗礼，加拿大现在仍健在的CS孩子还有33人，他们都已到了耄耋之年，无一例外都成为中加友谊的薪火传人。

上世纪五十年代中后期，中国正掀起一场轰轰烈烈的大炼钢铁、大跃进运动，农村莺歌燕舞大放卫星的同时，有几千万青壮年劳动力被调拔到城里成为“炼钢工人”。激进的极左路线下，政经失策、农工倒锉，胡干蛮干成风。而大干快上却又欲速不达的后果，给中国带来了一场席卷南北的人道灾难——持续三年之久的灾荒。

最早捕捉到这一信息的加拿大人，就是苏约翰。他那时已被加拿大政府委派到荷兰的海牙担任农业贸易官，凭着自己的职业敏感和与中国深厚的关系，他认为中国遇到了麻烦，倘能以农业贸易为契机，既可以改变中加之间呆板冷漠外交关系，又能为加拿大找到一个长期而固定的大买主。

那些年，加拿大农业收成极好，粮食收仓后正愁市场买家。苏约翰就找到自己的好友，时任加拿大国家资源部长的阿尔文·汉密尔顿，详细讲述了自己的见解，两人几乎一拍即合。

1957年12月，加拿大保守党在迪芬贝克领导下，重返联邦政府执政，不久阿尔文·汉密尔顿就被调任农业部长。翻过年，加拿大迅即启动了两项对华特别行动：一是加拿大《环球邮报》在北京设立了办事处，《环球邮报》总编为此还受到外交部长陈毅的亲切接见；二是苏约翰领受阿尔文·汉密尔顿的调遣，从海牙述职后转头就踏上心驰神往的东方，成为加拿大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领受的任务就是打通中加小麦贸易渠道。

《环球邮报》绝不只是一个孤零零的文化事件，而苏约翰肩上的责任也非同小可，随着北京的信息得以透过《环球邮报》的载体，源源不断地流向香港，苏约翰判定中国对粮食的需求正与日俱增。

加拿大当时是全球第三大小麦出口国，小麦定价甚至会对世界粮食价格的波动产生深远的影响，因此一直由政府控制。迪芬贝克总理急于找到一个持续稳定大市场，以缓解加拿大粮食过剩的问题，并以此兑现选举时对加国农民许下的承诺；而东西方冷战，荒年的中国急需突破自我禁锢，撕开铁幕，在风雨飘摇的苏联阵营外，找到庞大的粮源以缓解国内灾情。

可以说，中加两国都是钢需。

苏约翰是加拿大少有的中国通，他很清楚万事开头难，中加在朝鲜战场有过殊死搏斗，中国军队曾围攻过一个加拿大师，双方血海深仇，如今要捐弃前嫌，探索合作与发展，仍不是朝夕可行的事。

1960年春，中国灾荒越显严重，国内粮食供应十分严峻，民以食为天，工作在一线的几位政府领导人忧心如焚，经由陈云和李先念多次提议和请示，周恩来总理特批向国外购买12亿斤粮食，当这份请示最终转到毛泽东的案头时，毛沉思良久，大笔一挥，就将12亿斤改为20亿斤。

有了上方宝剑，中国对外经贸部赓即委托香港中资企业——华润公司向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试探性接触，见机下单。

那一时期，因着饥荒连连，内地发生了多起难民逃港潮，粤港边界天天都聚集着密密麻麻的逃难人群，这引起苏约翰的警觉和感同身受的焦虑。圣经中说，人若知道是善，而不去行，这就是他的罪了。苏约翰于是提请加拿大政府拿出更加灵活的手段和对策来应对中国时局。苏约翰认为，帮助中国度过危机，就是成就加拿大农业的新生。

果然，活络的政策很快就带来了敲门砖效应。

华润公司透过香港商会就向加拿大方面发出了协商邀请，双方迅捷组织多轮秘密磋商，由下至上，地点在香港和北京两地进行。因着这是救命粮，中加有关方面都打破了惯例，大行方便，大开绿灯，最后在苏约翰“灵巧如蛇”的推动下，1960年10月，一个受到特别支助的中国京剧团，突然访问枫叶之国的加拿大，多彩的中国文化开始呈现在加拿大媒体惊奇的聚光灯下。

双方趁热打铁，仅仅月余，两位乔装打扮的中国外贸官员，就在苏约翰周详地护送下，怀揣着6000万美元的转账支票，忐忑不安地跨过罗浮桥，从香港秘密飞抵加拿大，中加小麦贸易正式登场。

加拿大方面，得益于总理迪芬贝克的支持和农业部长阿尔文·汉密尔顿的巧妙安排，短短十几天，第一笔小麦贸易就敲定下来。加拿大没有借机提价，大发中国国难财，而是比国际市场还低的价格向中国出售了76．2万吨小麦和32．7万吨大麦。

这也是中国重返西方市场的一次尝试，与中国渊源颇深的苏约翰大得安慰，他说他父亲那一代人，试图救赎人的灵魂；而他们这一代，虽然已经远离中国，但仍然可以为自己的出生国服务，并提供力所能及的人道帮助。

天下没有不漏风的墙，经过几轮小麦秘密贸易后，美国政府闻风而动，祭出了朝鲜战争时由盟国共同签署的“中国特别禁运表”和《美国与敌对国家贸易法》来阻碍中加小麦贸易。但在迪芬贝克总理的主导下，加拿大外交部据理力争，将来势汹汹的美国顶了回去。

迪芬贝克与美国总统肯尼迪的良好私人关系，也就此终结。

据《当代中国史研究》和《中国党史研究》提供的数据：1961年1月到1963年1月，中国从加拿大共进口了4800万吨小麦和100多万吨大麦，加之从澳大利亚和欧洲等地开拓的购粮渠道，至少解决了中国13%的城市人口两年的口粮。得益于此，城市人口死亡率也从1960年的14%，减少到1961 的11%，至1962年岁尾，死亡率逐渐恢复到小于8%的正常比水平。

更为重要的是，由于城市供粮渠道增加，政府每年从农民征购的粮食，也相应从占消费总量的30%减少到16%～17%，负担减轻近一半，农村人口非正常死亡现象也得到初步遏制。

值得一提的是，教会总是每个时代最先寻求先宽恕与和解的典范，苏约翰的胞兄也是同为CS孩子的苏维廉，就此与弟弟的遥相呼应，他们奔走于加拿大各地，广泛联络已是加国中流砥柱的CS孩子和各派教会，创办了加拿大第一个中加友好协会，并最终促成中加两国关系正常化。

1970年后，随着基辛格秘密访华和美国总统尼克松高调中国行，世界格局开始发生巨变。加拿大为了巩固和促进中加两国固有的局面，打出了一张国家王牌：特命苏约翰为驻华全权大使，全面开启中加合作的新时代。

中方心知肚明，高调互动，为了感谢苏约翰为中加友谊所作的贡献，1972年10月22日，也即是苏约翰走马上任当天，《人民日报》在第6版上发表了题为“加拿大驻华大使到京”的新闻。朱德元帅亲自接见苏约翰，并接受他亲手递交的国书，这在中国外交史上十分罕见。

1976年10月8日，苏约翰不辱使命，圆满结束四年任期后载誉回国。两天前，紫金城发生了一件震惊中外的大事——四人帮被抓捕了……苏约翰在随后的述职报告中特别提请加拿大政府：作好准备，中国即将翻开崭新的一页。

2006年，悲天悯人的苏约翰在安祥中平静辞世，享年87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