皖南事变的后续发展，最失望的无疑是日本和汪伪政权

皖南事变爆发，中国国内媒体除《新华日报》外，所登多是蒋氏文告，美英苏日诸国迅速对皖南事变作出了不同的评价。

1941年1月,国民党顽固派制造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事变发生后，大多控制在蒋介石手中的国内各报纷载的，除了消息之外，所登都是清一色的蒋氏文告，即《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关于解散新四军的通电》和《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话》。

中共掌握的报纸，大体限于延安，很难进入国民党统治区，在那里产生影响。唯一突破“防线”的中共报纸，是在重裕庆印行的《新华日报》。不过，《新华日报》也要受国民党的新闻检查，稿件只有经过审查同意才能刊登。这天，《新华日报》有关皖南事变的新闻稿，全被国民党的新闻检查官扣押，只得临时采用巧妙的调包的手法。

在第二版刊出周恩来的题词：“为江南死难者志哀。”另外，在第三版，还醒目地刊载周恩来一首诗的手迹：“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

各国驻华记者，也纷纷发出急电，报告中国政局的重大变化。

来自各国的反应，随着各国的立场不同，而对皖南事变作出不同的评价。美国的反应出人意料。

纽约《先驱论坛报》的社论指出。皖南事变是“极大的不幸”，认为国民党称中共为“心腹大患”、日本为“癣疥之疾”，是极其错误的。

美国驻华使节詹森拜见蒋介石，表达了这样的态度：“我一向认为，共产党问题不应导致大规模的互相残杀，美国人民及其政府对中国维持独立生存的能力极为关切”。

美国对皖南事变不悦，是因为美日关系已极度紧张，美国不希望中国内战削弱了抗日力量。

英国的立场和美国一致。英国政府通过驻华大使卡尔把意见告诉蒋介石：“内战只会加强日本的攻击。”

苏联的反应则在意料之中，苏联支持中共，理所当然反对皖南事变。苏联驻华大使馆武官崔可夫明确表示：“对于所发生的事件，我无论如何也无法接受。”1月25日，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会见蒋介石，指出：“对于中国来说，内战将意味着灭亡。”

日本当然欢迎中国内战。早在皖南事变发生之前的一个多月，日军驻沪军部参谋长樱井便已赴南京，与驻华日军司令西尾寿选制定了计划，内中有一条：“对散驻京沪杭地区之新四军，决迫其向皖南退却，并设法使其与中央部队自相火拼。”

最绝的反应来自大汉奸汪精卫。他说了一句“名言”：“数年来蒋介石未作一件好事，惟此次尚属一个好人。”

国内也一片哗然，叫好者固然不乏其人，但国民党左派人士发出一片反对声，其中最为激烈的是宋庆龄、何香凝，尖锐地抨击了蒋介石。

美国华侨领袖司徒美堂的一句批评蒋介石的话，最为概括：“自毁长城。自促国亡。”

态度最强硬的，当然是中共。

面对着只有日本、汪精卫和国民党右翼发出的稀稀落落的掌声，而对着来自国内外的一片谴责声，面对着毛泽东的强硬态度，蒋介石不能不有所收敛。

1月27日，蒋介石在重庆中央纪念周发表讲话，虽仍坚持十天前“一·一七”文告的立场，但他的讲话调子明显变软了，蒋介石的意思是这回皖南事变，只局限于新四军，他并不准备与中共决裂。蒋介石的讲话中居然还谈起了圣经，他说：“大家看过圣经新约的，都知道基督的教条，训勉一般人，对于罪人，须要饶恕他七十七次的罪过，而现在新四军的罪过，早已超过了七十七次以上。我们就以耶稣的宽大为怀对于这种怙恶不悛、执迷不悟的军队，也决不能再隐忍，再饶恕，否则就是我们自己的犯罪，就是我们贻害国家，要成为千古罪人。”

毛泽东读了蒋介石的讲话，三天后——1月30日，毛泽东在给周恩来的电报中，作出反应：“蒋27日演讲已转入辩护（防御）态度，可见我方不满，他已贼胆心虚……”

皖南事变使国共关系陷入了僵局。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月29日作出《关于目前时局的决定》,对皖南事变作出了这样结论性的正式评价：“蒋介石发动的皖南事变及1月17日宣布新四军叛变的命令,是全国性突然事变与全面破裂的开始，是西安事变以来中国政治上的巨大变化，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由合作到破裂的转折点。”

不过，即使国共关系近于冰点的时候，蒋介石和毛泽东都认识到国共双方都面临着一个共同的外敌——日本。毛泽东的反击，只是在政治上，在舆论上，大造声势。如毛泽东所言，“政治上取攻势，军事上暂时仍取守势。”蒋介石呢？也只局限于新四军，说新四军“违抗军令”，这把火没有烧到八路军，没有烧到整个中共。

皖南事变的后续发展，最失望的无疑是日本和汪伪政权，美英苏乐见国共仍共同抗日，而中共则愈挫愈奋，新四军力量迅速反弹至更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