伍修权给叶帅当过副手，建国后升任副总参谋长，儿子却没随他姓

武昌，伍修权正沉浸在书本中的知识。当时，他是武昌高师附属小学的学生，而他的老师陈潭秋不仅仅是一位普通教师，更是引领他走上革命道路的指路人。

陈潭秋常在课后与伍修权促膝谈心，“伍修权，你有没有想过我们的国家现在的状况？”他曾这样问道。伍修权摇摇头，“老师，我知道社会很乱，可是我不知道该做什么。”

“国家的混乱不仅仅是表面现象，”陈潭秋认真地看着他，“我们需要深入社会内部，为国家寻找出路。你愿意加入我们，为国家做些什么吗？”就在那时，伍修权的革命之心开始萌芽，陈潭秋随即将他推荐到青年团。

自此，伍修权的生命走向了新轨迹。1925年，他被派往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与其他10位志同道合的青年一同前行。然而，他是其中年龄最小、家境最差的一位。在艰难的学习过程中，他与朱瑞、左权等人成为好友。

“我们要在这片土地上学有所成，然后返回祖国建设家园，”朱瑞说道，他将目标定在炮兵学校，后来也成为我军的炮兵奠基人。左权则选择了高级步兵学校。

伍修权也不例外，经过两年的努力，他于1927年从莫斯科中山大学毕业，并继续在步兵学校深造。

然而，三年的时间里，他并未回国，而是在乡下的农场中劳作。1931年，他以“寻找女友”的名义返回莫斯科，在中共代表团的帮助下，顺利回国。

回国后，伍修权被派往中央苏区，在闽粤赣军区担任司令部参谋，并一度成为福建军区汀连分区司令。

1934年，伍修权调任红三军团副参谋长，与叶剑英元帅并肩作战。金沙江抢渡时，他受命指挥13团架设浮桥，经过反复尝试和沟通，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

随着红一、四方面军的会师，张国焘的野心逐渐暴露。面对这一挑战，毛主席和朱德迅速决策，率领红一、三兵团北上，重组成陕甘支队，彭德怀任司令员，而伍修权担任司令部作战科长。

“我们现在需要制定详细的计划，确保部队顺利北上，”在一次司令部会议上，伍修权郑重地说道。彭德怀点点头，“我们必须确保战略计划周全，否则后果不堪设想。”

1937年，伍修权调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然而张国焘担任边区政府代理主席，对伍修权产生了极大的戒心。“伍修权，你的到来可真是让我意外啊，”张国焘在一次会议上笑着说道，但眼中却闪烁着审慎的光芒。伍修权回应道，“张主席，我只是来协助工作的。”但心中明白，这场工作注定充满风雨。

1938年，伍修权调任八路军兰州办事处处长。在此期间，他带领团队收集情报、转运物资、保护地下党员。“我们必须确保这些情报准确无误，”伍修权一边与团队成员讨论，一边紧盯着地图，确保战略计划的准确性。通过他的努力，办事处的任务顺利完成。

1941年，伍修权调回中央，担任中央军委一局局长，负责制定作战计划和提供决策建议。针对日军对华北的“扫荡”计划，伍修权提出了分散游击的战术策略，获得了中央的认可，并由晋察冀军区成功实施，“精兵主义”粉碎了日军的计划。

抗战胜利后，伍修权被派往东北，历任东北军区司令部参谋长、东北民主联军第二参谋长，为解放战争作出了重大贡献。

新中国成立后，伍修权进入外交部工作，并多次陪同周恩来出访各国。“伍修权，你的外交技巧与经验将是我们此次出访的重要保障，”周总理在一次出访前对他说道。

在那个特殊的十年，伍修权曾遭受了重大打击，几乎与革命事业脱节。然而，1975年，他再度崛起，重返人民解放军，出任副总参谋长。

“伍修权同志，我知道这些年你经历了很多，但组织依然需要你的经验和智慧，”一位军委领导人在伍修权复出时对他说道。伍修权感慨地回忆起自己曾与苏联红军谈判时的情景，当时中央临时授予他少将军衔，以资鼓励。

“当年，我以中共代表的身份与苏联红军交涉，我们的努力换来了胜利，”伍修权感叹道，“但在1955年授衔时，因为我已不在军队系统，并未获得任何军衔。实际上，我完全有资格被授予上将军衔。”

然而，伍修权的生命并不仅限于军事生涯。在担任陕甘宁边区政府秘书长期间，他与女同志张毓兰结婚，并生下了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儿子被取名为“天福”，深受伍修权喜爱。

1941年，伍修权奉命回到延安，但由于家庭负担过重，他不得不将二儿子天福交给甘肃工委的罗扬实同志抚养。“罗扬实同志，请务必帮我照顾好天福，我的任务繁重，无法带着他一同前往。”伍修权在离别之际恳求道。

为了保护天福，罗扬实将其改名为罗尕娃，并将其视为己出。直到建国后，罗扬实才将罗尕娃送还伍家。“感谢您，罗扬实同志，”伍修权感激地对他说，“你们的善意帮助了我的家庭，也让我能全身心地投入革命事业。”

伍修权的革命生涯波折不断，但他坚定不移地走过来，在逆境中找到希望，为国家和家庭的未来贡献了不可磨灭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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