士兵为什么要把7念成“拐”，0念成“洞”？这里面有什么学问？

“洞幺洞幺，我是洞拐。”
“洞幺听到，洞拐请讲。”

在一些军事影视作品当中，我们总能够听到这种奇奇怪怪的军用“暗号”，很多朋友可能不知道士兵们究竟在说什么。

其实这里说的是一种数字，“洞”就是0的意思，“拐”是7的意思。

同时这也不免引起大家的注意，为何士兵们不用更加简洁的数字，而是用文字来替代呢？这里边可有大学问！

背后的原因

1956年，国务院发出了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按照当时的定义，所谓的普通话是：

“以北京语音为基础音，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

虽说相关指示是下达了，但是考虑到我国国情的特殊，并未强制执行和强制推广。

大家都知道，我国国土面积广大，从南到北诞生了多彩多样的民族，每一个民族都有自己的语言特色，而每一个地区的语言或多或少都有差异。

甚至更加极端的情况，就连每个村之间的口音也会有差异。

【形形色色的方言】

这也就导致了我国政府深入基层沟通方面的困难，同时也不利于全国人民交流，甚至还会影响中国的对外交往。

就比如说，邓公说话就有浓厚的四川话口音，大家可以去听听他在联合国的发言，台下众人面露难色，表示：自己明明学习了中文，为何听不懂？

因此，我们想要发展国家，推广普通话这样具有统一且普适性的标准非常有必要。

在改革开放之后，我国又进一步规范了关于普通话的普及，并且不断呼吁和宣传，进入到21世纪之后，中国的普通话普及水平已经比较高。

【普通话普及标语】

普及普通话和咱们说的“洞拐”有啥关系呢？

要知道，在军队当中，汇集了南南北北多个地方的人，他们各自有着不同的口音，在以前普通话还未广泛普及的时候，大家自己说自己的话，导致了沟通和交流上的障碍。

真实案例

而在战争当中，沟通效率至关重要，直接决定了上传下达的效率，甚至会影响战场走向。

大家可以试想一下，要是某个士兵用自己的方言给通讯兵传递暗号，通讯兵不懂方言，两人核对了半天才搞清楚，这不是延误战机吗？

更为重要的是，在很多地方的方言当中，1和7的发音往往是混合在一起的，就算是你能听懂对方方言，也不一定能够搞清楚人家说的啥。

比如说在粤语当中1和7的读音相近，在四川方言当中4和10都是平舌音，也容易搞混。

如果沟通不到位，导致军队当中传递的信息参数出现错误，这影响可就大了。

咱们举个例子，假如说上边下命令让前线的部队去打701点，而通讯兵听成了107点这麻烦可就大了。

延误战机只是小的方面，如果遇到对方大部队，可是一场恶战、血战。

这可不是危言耸听，在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政府曾让方先觉坚守衡阳7日，但是却被误传成了47日。

在面对多于自己6倍兵力的情况下，方先觉最终完成了47日的坚守，谱写了可歌可泣的抗日英勇事迹。

无独有偶，在抗美援朝战争时期，因为方言口音的原因，曾闹出一些乌龙事件。

当时志愿军第39军准备发起总攻，在此之前军长吴信泉为了确保不会出现纰漏，直接打电话到346团，该团负责正面作战。

在电话中，吴信泉噼里啪啦说了一大堆，还带有一股浓重的湖南口音，346团接线人听得迷迷糊糊的。

最后接线人问了句对方是谁，吴信泉报出了自己的代号61（当时志愿军高级将领都是以代号自称，是为了保密身份）。

结果对方却听成了鲁艺，后者全名鲁迅艺术学校文工团，关键是这人还知道这个艺术团，于是严厉呵斥吴信泉，说他一个文艺工作者来前线干嘛。

【军长吴信泉】

吴信泉一听也蒙了，赶忙解释了一通，才用于把误会解除。

虽说没有造成损失，但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是在混乱的战场上，情报的误判后果有多么严重。

所以为了解决各地口音不同的问题，解放军将那些容易读错的数字改为了幺、两、三、四、五、六、拐、八、勾、洞，对应的是“1、2、3、4、5、6、7、8、9、0”。

因此，我们现在说某某某师团数字代号，通常也是用这样的汉语发音去读，而不是直接说数字。

未来如何

现在，虽然普通话已经在全国范围内普及，但是考虑到军队中很多战士还是习惯用自己的方言，再加上并不是每个人都能精准地读对每一个字（例如甘肃一带的很多人不太能分清楚前后鼻音），所以仍旧保留了汉语发音数字的习惯。

不过，随着我国国民教育的不断提升，普通话的普及率也越来越高，一些军队士兵更愿意用普通话发音的数字去替代原有读音。

或许在未来，我们不会在现实中听到“洞拐”诸如此类的发音，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在那个特定的年代，听上去“土气土气”的发音，却给解放军战士们带来了良好的沟通渠道。

同时，我们也要永远铭记，中国能够取得如今的成就，是在当时战士们负重前行的基础之上而来的！

参考资料：

【1】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教育部、国家语委：力争“十三五”期间使所有教师的普通话水平达标．》

【2】词语大词典 《普通话》

【3】国务院. 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J]. C]. 北京: 科学出版社, 1956.

【4】王东杰. “代表全国”: 20 世纪上半叶的国语标准论争[J]. 近代史研究, 2014, 204(6): 7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