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苏
“而立之年，父亲登上银幕，主演了第一部故事片《桥》；不惑之年，父亲拍摄出反映新中国‘人美、情美、歌美、风光美’的《五朵金花》；花甲之年，父亲依然用那双善于发现细节与美的眼睛，通过电影《小字辈》，赞美朝气蓬勃、昂扬向上的年轻人……”电话那头，在女儿王晓莲的娓娓道来中，其父王家乙璀璨辉煌的一生缓缓拉开帷幕。
走出南京，奔向延安，延河水浇灌了王家乙的艺术根脉；黄土地上，宝塔山下，秧歌剧激发了王家乙的艺术灵感。正如《宝塔山下江苏文艺人》作者，南京图书馆馆长、教授陈军所说：“他曾在革命圣地延安留下脍炙人口的作品，并成为新中国电影发展旅程中重要的电影艺术家。”
满腔热血，弃医从文奔赴延安
王家乙的艺术高楼，在延安打下根基。
王家乙1919年出生于南京市秦淮区木匠营1号，就读于南京马道街小学，高中先后念过首都中区实验中学（现为南京市第一中学）与扬州震旦中学，再后来考入上海震旦大学医学院。
学医的王家乙，为何会走上文艺之路？这就不得不提起王家乙的兄长——王逸。王家乙在自传中写道：“1937年淞沪会战爆发，激起全国民众的抗日热情，四哥带我参加了上海抗日救亡演剧八队，1938年转到武汉抗敌演剧二队。”
在武汉时期，王家乙与一些同样抱有抗战热情的青年来到八路军办事处，见到了周恩来。在众人表达了想去延安的愿望之后，周恩来觉得时机尚未成熟，建议他们留在武汉做好抗战宣传工作。1939年底，王家乙去往重庆，在北碚的育才学校戏剧系任教。也正是在重庆，王家乙的命运齿轮发生了转动。
“1940年秋，大后方白色恐怖加剧，周恩来到访育才学校，召集戏剧系的一部分教师，向他们说明了当时的敌情动态，并告知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打算把一部分同志撤回延安。除了父亲，当时在座的还有章泯、舒强、张水华、沙蒙等十多人。”王晓莲边翻阅王家乙遗留的资料边说道。
王家乙经西安八路军办事处到达延安，被分配到鲁艺实验剧团任演员，先后参演话剧《带枪的人》《海滨渔夫》，秧歌剧《刘二起家》《“二流子”转变》等。王晓莲回忆：“父亲在鲁艺秧歌队演出时，起初是表演扭大秧歌，渐渐地围观的人多起来，他们就在观众圈里演起了秧歌剧。”
《延安文艺大事编年》记录了当时秧歌剧演出的热烈反响，书中写道：“毛泽东连连点头，微笑，对朱德等说：‘这还像个为工农兵服务的样子，方向对了，你们觉得怎样？’朱德说：‘不错，今年的节目和往年大不同了！革命的文艺创作，就是要密切结合政治运动和生产斗争啊！’”
由于秧歌剧的火热，周恩来从延安返重庆时，特意将秧歌剧带到新华日报社。“周恩来组织延安来的文艺工作者和八路军办事处、新华日报社工作的同志，在‘周公馆’的过道里，演出小型歌剧。接着又在新华日报社的空场上和红岩八路军办事处的草地上，举行两次大规模的秧歌演出，招待国统区文艺界人士。”
演出不仅让王家乙收获了认可与好评，也给他的人生带来了一段浪漫的邂逅。“在排演话剧《带枪的人》的过程中，父亲与母亲林白因一把烫头的火钳结缘，并于1942年12月30日在延安鲁艺教堂结婚。母亲也是鲁艺实验剧团的演员，党的七大会议期间，她在延安饰演歌剧《白毛女》中的喜儿，是中国文艺史上首个‘白毛女’。父亲则在剧中饰演黄世仁的账房先生穆仁智。”谈及这段往事，王晓莲不禁笑了起来。
从12朵到5朵，“金花”经典永驻
延安的演员经历为王家乙积攒了丰厚的创作经验。据陈军介绍，1949年，王家乙在新中国第一部故事片《桥》中饰演工人老梁，并在后来陆续编导了一系列优秀的影视作品，如《高歌猛进》《金玉姬》《五朵金花》等影片。
《江南时报》“江南文脉”专版顾问、文史作家徐廷华对王家乙颇有研究，他表示：“王家乙所导演的作品，多以少数民族生活为题材，热情讴歌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和幸福生活。可以说，王家乙是最早将少数民族生活成功搬上银幕的艺术家之一。”
诚然，《五朵金花》作为国庆十周年献礼片在全国公映后，大放异彩，成为时代经典之作。“金花”成为模范的代名词，云南大理的美丽风光也透过银幕长卷，让观众心驰神往、充满遐想。
“事实上，除了一些苍山、洱海和三月街等空镜头是在云南取的景，观众在影片中看到的三月街场景和赛马比赛等镜头，都是剧组在吉林省通化地区的四道沟拍摄完成的。而美丽的蝴蝶泉，是由该剧美术师设计并在长春电影制片厂摄影棚内完成的。”王晓莲介绍了《五朵金花》的取景内情，“当时，由于拍摄时间紧，又遇上雨季，绝大部分镜头只能改在吉林省通化和长影摄影棚内解决。”
其实，《五朵金花》不仅取景有故事，片名本身也很值得一说。王家乙曾在回忆《五朵金花》创作经历时提到，拍摄前，时任文化部副部长夏衍提出，这部影片要反映当代中国人民的幸福生活，要轻松愉快地给人以美的感受。接受任务后，王家乙立即到云南与作家赵季康、王公浦见面。在《电影文学》杂志记载的《王家乙导演谈影片〈五朵金花〉创作》中，他写道：“一开始我们写了12朵‘金花’，后来又压缩到7朵、5朵‘金花’，可谓编得天花乱坠。”
《五朵金花》中插曲很多且各具特色，为了使歌曲在处理上保持民族特色的歌唱因素，王家乙特邀作曲家雷振邦为《五朵金花》作曲，并对演员提出具体要求。“父亲说歌唱要生活化，自然、朴实，不能带有表演的痕迹。开拍之前，父亲经常会召集演员们来家里，感受和欣赏音乐，增强他们的感染力。”王晓莲说自己当时年纪虽小，但记忆中，她经常会站在门口看父亲给演员讲戏。
心系家国，艺术当随时代而歌
《五朵金花》一上映即引发国内外轰动，先后在46个国家公映，创造了国产电影在国外发行的新纪录。1960年3月13日，《新华日报》刊登了该片在国际上获奖的消息，报道称：“中国影片获得了最佳演员和导演奖……‘五朵金花’的导演王家乙获得了最佳导演奖。他们都被授予银鹰奖章。”
经典源自生活，艺术植根人民。“爱他们、爱他们生活的社会。”这正是《五朵金花》强调的主题思想。1959年，周恩来在北京新片展览月的招待会上，对该片给予了很高的评价：“我们的电影已经开始创作一种能反映伟大时代的新风格……一种革命的现实主义与革命的浪漫主义相结合的新风格。”
《五朵金花》是新中国影坛中绽放出的一朵奇葩，是当代电影人念念不忘的标杆。江苏省电影家协会理论与评论委员会副主任余泳认为，《五朵金花》虽然拍摄于60多年前，但无论从哪个方面来看，都给今天“新主流电影”的创作提供了许多富有启迪性的思路和方法，而且地域色彩的选择和民族风情的表达也给中国电影带来了创新塑造模板。
除了导演《五朵金花》外，1957年，王家乙还执导了中法合拍电影《风筝》，该片先后在第十一届捷克斯洛伐克卡罗维发利国际电影节和第十九届意大利威尼斯国际电影节上获奖。陈军说：“《风筝》作为新中国第一部中外合作拍摄的影片，在中国影视发展史上具有特殊意义。”
《风筝》推动了中法两国人民的友谊，并为中法建交起到促进作用。1973年9月，法国总统乔治·蓬皮杜成为第一位访问新中国的西方首脑。他在访华后曾明确表示，“艺术和电影实际上推动了外交，我们的电影《风筝》已经15年了，它在中法两国之间建立起深刻的人文交流。”
为时代立像，为人民放歌，为民族铸魂。时至今日，王家乙导演的多部影片依旧为民众所喜爱，余泳感慨：“无论是延安时期，还是后来的导演经历，‘文艺为人民’是王家乙始终秉承的创作理念。这也给我们当代人以启示，作为文艺工作者，应当深入生活、体验生活，了解人民群众，最终反映现实生活。”
江南时报记者 杨爽
除《新华日报》版面图，其余照片均由王晓莲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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