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一统的中国，为何没能孕育出波澜壮阔的"大航海时代"？

公元前221年，战国时期齐国国君，齐王建向齐国首都临淄下的秦国大军投降。随后，在东亚这片广袤的土地上，古代中国最终走向了大一统，进入了长达2000多年的中古时期；1487年，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到达了今天的好望角，并开始朝着印度与中国进发，人类新的时代——大航海时代就此拉开序幕……

回望这两个标志性的事件，不少读者都不无感慨的说：为什么中国人趋于一种保守的统一，而西方人又偏偏热爱探险？人们列出种种原因试图对其进行解释，其中包括文化，经济以及社会环境……甚至，还有人种差异。

战国七雄

然而，探究历史是调查并思辨的严格过程，将这两次大事件所体现的差异，从上述的这些角度强行解释，往往会成为一种设定答案后的反推过程，其结论总是失于主观。大统一与大航海所体现的东西方发展的不同脉络，其形式看似不一样，背后的逻辑却是统一的。至于差异，其实只能说是表象。

葡萄牙航海家巴托洛梅乌·迪亚士

让我们先从东方说起。

一、大统一的背景：铁器的大规模普及，土地开始成为主要经济因素，商业的作用却被忽视和压制

回顾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祖先开始从冶炼简单但质地较脆的青铜时代，逐步过渡到铁器时代。这一看似简单无奇，然而，这场仅仅由金属工具主导的社会变革，其历史意义却深刻非常。

在春秋时期，有一个著名的传说，便是干将莫邪铸剑的故事。故事中的干将莫邪是一对夫妻，奉王命取天外陨铁铸剑，但炉火足足烧了数天，也未能将陨铁融化。心急之中的莫邪，便纵深跳入熔炉，突然间陨铁开始融化，干将在悲痛之中，将剑浇铸捶打出来……

这一故事，便是中国从春秋开始使用铁器的代表性事件——陨铁，顾名思义便是携带着单质铁的陨石。青铜时代的人们，他们很难在自然界见到单质铁，而仅仅能见到黄色，红色的铁矿石，因而对这一天外来客感到非常惊奇。

由于缺乏锻造经验，他们并不知道铁的熔点要高于铜。所以，当他们用融化铜的温度去融化铁，自然很难成功。而古代生产条件落后，木炭的温度又不足以达到更高的温度。但是，当人跳入熔炉后，人体的脂肪便达到融化铁的温度，进而融化单质铁变成铁水进行浇铸。可以说，干将莫邪铸剑的传说虽然听起来有些荒谬，但其背后却有着残酷而真实的历史背景作为支撑。

《干将莫邪》剧照

及至后来，人们逐渐发现自然界中铁矿石经过木炭冶炼后，虽然很难融化成铁水浇铸，但可以通过反复锻打加工成型。

由于铁比铜更高的质量，使得铁器逐渐在春秋战国时代普及开来。当时的楚国，吴国等地。均逐渐以铁器兵器取代青铜兵器。而人们所熟知的上古名剑如干将莫邪剑，便是铁器优质性能的体现。

但是，除了能更好地打仗掠夺，铁器其实还有更好的利用空间——农业。

铁器由于比青铜器农具更加良好稳定，这就使得使用铁器耕作的土地能够精耕细作。相比于一般的耕地，精耕细作的农田在产量上大大提高。由于农业能够促进当时国家的财富增收，于是，当土地的价值被人们熟知以后，与之伴随的围绕土地所有制的变革运动也随之展开。

比如在诸多变革之中，最为人熟知的莫过于商鞅变法了。这场变革旨在促进农业的精耕细作以及军事上战斗力的激发——因此，它其实也是一场围绕铁器的变法。

战国军阵

也就是说，直到战国末期到秦始皇统一中国的时候，铁器对于中国人而言，其应用空间主要限于农业和军事两方面。而此时，商业发展的规模却不及前两者，它虽然仍旧是中国社会发展的主要经济因素之一，却并不如前者受到统治者的重视。也正因为如此，孟子所提出的"重农抑商"政策，虽然在如今听来惊世骇俗，在当时却并非毫无市场。

时间到了西汉时期，情况便继续开始变化。大一统的社会环境，造就了农业上稳定生产的环境。土地利用率进一步提高，生产效率大大增强。发生于这一时期的 "文景之治"便是标志："京师之钱累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至腐败不可食"（《汉书·食货志》）。

铁器的出现，不仅应用于军事，更应用于农业

由此，大一统与农业的相互促进作用便可见一斑。

二、张骞出使西域： "凿空西域"的尝试却未能使商业获得充足的利润

与农业的兴盛相对应的，是商业发展在汉代的停滞。在楚汉之战结束后，汉代的商业在短暂恢复后却突然进入发展的寒冬。

这似乎与我们如今的常识相悖，却是小农经济高度发展时的常态：在国家尚未统一时，频繁的战争一方面消耗国家资源，在另一方面却也使得商业集团的投机生意兴盛起来——商人往往利用信息不对称的优势，从一个和平国家用低廉的价格购进青铜，粮食等资源，倒卖到另一个准备开战的国家换取高额利润。而在大一统以后的中国，能够获取高额利润的投机生意便不再适用了。国家进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可供施展的商业空间被继续压缩。

就如同千年后不甘心屈居于偏僻地带的欧洲商人一样，此时的国人中，并非无人意识到商业的重要性，然而现实的情况却在逐渐限制商业的发展。在这种情形下，新的契机开始被人为发掘。

于是，以张骞出使西域为代表的，开拓丝绸之路的伟大事件就此展开来。

张骞之所以出使西域，原因在于：当时的中国完成大一统以后，其周围的环境几乎处于封闭状态：

东有一望无际的太平洋，唯有处在原始阶段的日本隔海相望，做生意显然没有太大的市场。

北有极寒的西伯利亚荒原，其土著民族匈奴常年南下掠夺比从事商业容易，即使此时对其展开战争上的投机生意，在行为上无异于身处汉王朝却卖给敌国武器的叛变行为，而少量的毛皮和奶酪，生肉的生意也仅限于富人，绝大多数小农家庭，棉麻丝绸以及充足的粮食能够替代毛皮和高热量的奶酪。

向南是未开发的两广南越之地，这里潮湿，充满瘴气。由于生活在这里的少量的人口依然依靠刀耕火种过着尚且温饱的生活，其能够消费的市场也仅仅在巴蜀地带能够展开。

但向西，则对当时的人来说充满无限可能——像星星一样数不清的国家！龟兹国，楼兰国……穿过河西走廊，到达楼兰天堂，越过古代的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可以南下到古印度，或者到达古阿拉伯地区，再直达当时的罗马……此时的商业阶级，仿佛看到比原先春秋战国时期更为广袤的市场向着他们招手。

于是，天生积累了原始资本的他们，便打着"联合西域，抗衡匈奴"的口号，推动当时的汉朝朝廷，频繁出使西域。而当时的丝绸之路，也确实一度将路线走到当时的罗马帝国——这就好了，黄金，香料……数不清的珍宝在向他们招手。

在这样的对庞大市场的幻想下，对财富的巨大的欲望使得年迈的张骞能够在生命最后的五年仍能第二次出使西域，将他半生的时间留在探索的道路上！这与中古后期，中国人年仅半百便悲秋伤春差异何其大。

正因为如此，不难体会为何司马迁称赞张骞的行动为"凿空"——其经济意义确实非凡。

然而，新的问题又来临了：利润的增长，被现实条件所限。

当时陆路从事商贸于西域的阻碍有以下几点：

1. 陆路运输耗费巨大成本；
2. 边境匪患多，保护商路又要巨大的支出；
3. 进口产品皆为能够被替代的商品：葡萄，胡萝卜能够引种在中国本土；马匹能够在本土河套平原养殖；葡萄酒，毛皮等都是稀有品，而本土的丝绸白酒能够替代，不能作为当时普通百姓的日常消费。

由此，新开辟的商路，在违背利润最大化这一商业所最看重的原则的时候，往往也会失去对商贾的魅力了。

于是，周边恶劣的环境与自身优越的资源相比，农业代替商业和军事掠夺成为必然趋势。

这时，直到汉武帝时期，当董仲舒提出"独尊儒术"的时候。全国上下没有足够的反对力量能够说服汉武帝刘彻进行文化变革了——经济，往往是最主要的决定性因素。

重农抑商，也成为了社会多数人的意愿。而原有的资本，原有的商业集团，也逐渐走进兼并土地的转型之路。而汉武帝之后的盐铁会议，更是使得施政者将商业视为末流，以官营驱逐私商成为统治者面对经济困境时的“路径依赖”。

而中国人的性格，也伴随着不断精耕细作的土地一样，越来越扎根于土地上。保守，安稳成为了之后中国人的主要性格与追求。

逐渐趋于精耕细作的古代农业

三、安史之乱——包容并蓄的唐王朝因战乱错失再一次发展商业的契机

正如历史上所有不甘心圈地自灭的商业阶级一样，尽管西域的商贸往往得不到更多的利润，但是，商业阶级还是尽可能地寻找一切商机，来饱和为数不多的商业空间。

所以，自从南北朝以后再次大一统的隋唐时期，中国步入中古时代的又一兴盛时期。这一时期，由于唐代将武士与文士划归为同一科举项目之中，这便使得唐代的军事实力并未随着儒家耳濡目染几百年而趋向保守——恰恰相反，如果汉朝像是一个尚且存在地方自治权的联邦式的帝国，那么唐朝，则是完完全全的集权帝国。

而此时，唐代的士兵像汉代一样，再一次征服到当时的大食国——即古阿拉伯地。

这一时期，正好碰到古阿拉伯地带的伊斯兰文明兴盛的时期。于是，东边的唐帝国，西边的阿拉伯帝国——两者基于实际利益的考量，仅仅在为数不多的军事摩擦之后，便基于现实考量，以互相交流学习，互相通商为主要交往方式。

渔阳鼙鼓动地来

此时的中国，虽然儒家重农抑商成为名义上的认识形态，但统治者往往会基于现实中的实际利益来考量是否遵循——显然，这时的商业贸易，以互通各种珍奇异宝为基础，正好能够供给富有的唐帝国消费。这正好弥补了商业阶级利润的不足。

于是，由于没有投资新兴产业或工业的需求，贵族和商人只能将剩余的资本用于消费。而此时西域的奇珍异宝恰恰满足了唐帝国人民的需求——而西方的阿拉伯国家，此时同样积累了足够的资本来购买唐帝国的高档商品。

然而，在唐帝国的商业贸易如日中天的时候，一场新的危机开始冲垮了中国古代商贸最后一处生存地：安史之乱。

简单概述安史之乱，便是以安禄山为主的地方士兵叛乱，进行对整个帝国的夺权的行动。这场叛乱虽然随后被绞杀，但唐帝国的辉煌也伴随这件事随之滑落低谷。

安禄山

而商业贸易却和这件事情有什么联系呢？

简言之，便是安禄山是以外族的身份进行的叛乱。这就使得从此中国开始让"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论调占据主流。

随后，一切文化交流便相继减少。而商业贸易也随着边关的限制变得难上加难。在这之后的宋朝，由于兵事不振，儒家内在的保守一面便开始逐渐显现。

程朱理学的发展背后，是小农经济的进一步完善，这意味着中国全面进入一种"内卷性"状态：与其对外扩张，不如将资源和人力投入土地，追求更加稳定的收入与效益。

也因此，尽管宋朝，明朝和清朝的商业条件得天独厚，由于缺乏人的主观能动性，加上江南地带被持续开发，使得中国人在经济上无心寻求更多思路，所积累的资本也不断应用在土地兼并上。

经济的基础反作用于意识，这使得保守文化与小农经济更具备合法性。

四、宋元时代——东西方文明交流主导权的转移

宋元时期，倘若以全世界的角度审视整个人类的进程。我们不难得出一个结论：这是东西方文明，之于世界交流主导权的转让点。

简而言之，在宋元时期，东方文明将对彼此探索和交流的主动权让于西方——或者更确切地说，是被比下去。

前文已经叙述过唐帝国后的宋朝，是如何将经济全面转入小农经济的。而随后由成吉思汗到忽必烈主导的蒙古大征服运动，由蒙古人的快马，先是灭亡宋朝，而后直接深入中亚地带，一直征服到埃及地区，最终被马穆鲁克骑兵击退才结束继续征服的脚步。可惜的是，这场征服后建立的蒙古帝国，并未因浩大的声势而得以长久，但却切实的通过一种武力征服做到了沟通东西的效果。

任何史实都是客观的，当时大航海时代尚未来临，正是蒙古人的快马，像人体的脊髓一样，连接起西起西欧，东到日本的欧亚大陆。

这时的世界，开始通过这一脊髓，像神经组织传递一样，使得手知道了有脚，我知道了世界那头有你。而将视野转向西方，我们会发现，此时欧洲分裂的格局，同样促进了商业的蓬勃发展。

伴随着互相认知与寻找商路的念头，以马可波罗为代表的意大利商业阶级开始在元朝时期周游亚洲——欧洲人，也开始行动了。欧洲文明，开始主导世界了。

变革，往往发生在最贫苦，欲望又最大的地方

马可波罗

当蒙古人扮演脊髓的角色，像神经细胞一样将东方文明传达到西方以后，此时的东方文明虽然垂垂老矣，但其庞大的资源和无尽的商机对欧洲人的吸引力只增不减。

此时的欧洲，刚刚经历过黑死病和新教变革运动。文艺复兴在意大利的兴起，使得西欧逐渐摆脱了愚昧的神学，开始睁眼看世界。

然而，渴望寻求商机的欧洲人，却面临着奥匈-土耳其帝国对边关的封锁。心急如焚的欧洲人，在绝境之中往往诞生创新思维——航海。通过航海，绕过奥匈帝国的封锁，直接到达遥远的东方展开贸易。而且，航海的优势在于能够绕过较为凶险的匪患地区，且运输成本大大降低。

那么，谁能率先开启这一重任呢？

不是意大利，因为她尚且拥有地中海主导权安稳过日子，自然很难寻求创新。它们是彼时刚刚统一的，资源匮乏的伊比利亚半岛——葡萄牙和西班牙。

当时的欧洲，没有现代的冷冻技术防腐，所以对香料，例如胡椒的需求相当巨大。人们做过一个计算，当时一名工人工作一天仅仅能赚取一到三粒胡椒粒。这里的利润显而易见：人们有时能直接拿着胡椒粉进行交易——更极端的，一些商人为了造假，往里面掺和银粉充数。

巨大的需求诞生巨大的动力。

在恩里克王子日复一日地计算着大海的各种参数以后，葡萄牙的迪亚士率先沿着非洲的海岸线到达好望角，沿途不忘带回珍贵的象牙产品。

而西班牙为了抢先夺得对殖民地的话语权，便雇佣意大利的哥伦布，以更大胆的地圆说为理论，直接反方向到达美洲。

无数的珍奇异宝伴随着伊比利亚的船队运输到两国的港口。但此时两国的商贸经营模式仍然与原先的唐帝国，阿拉伯帝国没有差异——没有进行商业变革和工业变革的王朝，以消费奢侈品为主的商贸，使得流水而来的宝物依旧流水而去。

此时的荷兰，却打破之前与世界不同的商贸模式——这个全国陷入湿地，占很大比重的国土都要靠填海获得的小国，甚至没有自己的民族意识和君主。连当时的名义君主都是外来的英国王室。

但正是因为没有过重的包袱，荷兰担当了"海上马车夫"的同时，还利用自身对商业的深刻认识，率先展开了史无前例的金融变革——股票交易。

这一金融变革直接打破了商业阶级以往单打独斗的，在夹缝中谋商机的境况，开始融资社会一切力量投资商贸，这使得持续性的商业贸易成为可能。

但是仅仅有商业变革仍然不能打开普罗大众消费的大门。英国此时与西班牙的海战，打败了西班牙的"无畏舰队"，在拥有全世界航海主导权和殖民地的同时。英国同时开展了工业革命——这使得激发普罗大众消费能力变成了现实！

至此，由中国先秦时期对各国投机商贸行为，演变到此时的西方商业的时候，已经能够充分激发出普罗大众消费能力。西方的大航海时代成为新的社会进步的方式。

五、结语：人类变革的内在逻辑：需求与变革的相生性

纵览东西方推动社会进步的历次变革，我们不难发现：推动变革成功与否，其内在的决定性因素无非有以下几点：

1. 占据最多资源的阶层的意愿；
2. 新生的经济方式；
3. 充足可靠的利润；

而以上几点归纳起来，就是需求与变革的相生性：经济基础决定高层建筑，而高层建筑反作用于经济。

在相辅相成的过程中，社会的变革或许或快或慢，或合作或竞争。但是社会变革必然最终向着更有利于更多社会财富能够被生产出来的方向发展。

知道了这样的一点规律，我们对于东西方推动社会变革的因素便可以客观地，冷静地并释怀地看待了。因为虽然方式千变万化，但变革的推动力仍然是"让人生活得更好"为基调的。

因此，当我们知道了能让我们释怀的共同因素以后，我们就可以以一种更加客观的视角看待东西方背后进步的共同追求经济的逻辑，以及出于自身条件采取的不同的方法。那么，先秦游士的轻生，汉代对西域的探索，宋代人的保守，以及大航海时代航海家的冒险……这些看似千奇百怪的人们，其背后也都是追求经济，追求利润最大化，这是他们的共同逻辑——为了共同的目标，采取不同的方法，达到殊途同归的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