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革命？Sora还是Sorry

头图：《Arrival》

周围全是Sora的消息。让你不得不聊两句。

在说到它之前，我想先聊聊蒸汽机以及罗马帝国的衰亡。

是的，没有错。蒸汽机和罗马帝国。我们都知道是英国人瓦特在1765年“改良”了蒸汽机，事实上，早在两千年前，亚历山大港的希罗已经发明出了蒸汽机。新机器叫做“汽转球”，希罗从理论到机械控制把气动力学弄了个明明白白。

希罗大概是那个时代人心中的马斯克，作为工程师，他几乎无所不能，希罗甚至设计出了自动售卖机、蒸汽风琴、注射器等今天还广为应用的发明。然而，是什么让希罗的蒸汽机沉睡千年，直到1679年法国人巴本重新发现蒸汽原理，其后经历纽卡门、瓦特、皮卡德等人改良而大放异彩？

人类的第一次工业革命被淹埋在历史的尘埃中，1600多年。

这里面的最大原因在于：不需要。事实上，无论是当时的统治者、社会精英还是底层工匠们都不需要这种提高效率，降低能耗的科技发明。

尽管古罗马文明拥有宏伟的城市、发达的基础设施、丰富的金融系统、自成体系的法律制度，但这一切的基础都在奴隶制度。普遍的社会经济结构决定了即使有人发明出蒸汽机，也打不过廉价的奴隶。

相比于经济角度上的考量，罗马贵族们更愿意把精力花在树立神圣权威，建设精神秩序上，比如，希罗就设计了点起圣火即可自动开关的神庙大门，以及投入硬币就能流出圣水的瓦罐。与此同时，低人权优势让奴隶生产出的奢侈品在面向城市富裕阶层时能轻松卖个好价钱。既然奴隶很容易获得，管理起来成本又低，真正有需求的底层却无法支付有吸引力的价格，在这种情况下，新的科技便毫无竞争力，甚至会打破好不容易形成的某种平衡。

平衡直到公元9年9月的条顿堡森林战役被打破。帝国的三个军团被团灭，扩张的步伐放缓了，同时引发的是奴隶制经济机构的肢解：奴隶越来越难获得，价格越来越贵。帝国经营者开始鼓励应用新技术，但为时已晚，技术进步的速度远远比不上奴隶衰竭的速度。奴隶主开始默许奴隶组建家庭，生下更多小奴隶，这就需要庞大的成本来维系和管理。

紧接着，贸易逐渐减少，城市开始衰败，专营贸易的商人、依赖商人的服务业、给商人提供贷款的银行失去了生存基础，人们不得不跑到乡下过营生，帝国征兵困难，不得不借助蛮族扩充兵源，随之而来的，是类似于大唐帝国的藩镇割据。罗马终于走向末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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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科技的诞生从来都有些猝不及防。

OpenAI推出ChatGPT一年多后，再度扔出Sora这颗重磅炸弹。Sora生成的多条短视频“大片”在全网刷屏。

Sora是日语中“天空”的意思，引申为自由。人们借助Sora，打一串文字就能生成一段60秒内的可以以假乱真的AI原创视频，还可以输入图片转成视频，用视频再转成视频。

OpenAI说，Sora不仅能深刻地立即理解用户文本提示，还理解所述事物在物理世界中的存在方式。OpenAI在Sora技术报告中的标题中写道，视频生成模型是“世界模拟器”。人们以此预测：“当新闻、图像、音频、视频，任何事情都可以伪造时，那么在这个世界里，就没有什么是真实的。”

也许目前说Sora是在创造一个新的世界还为时过早，但说它是一款高科技的“梦境制造机”并不为过。Sora可以从大量数据中去学习和掌握生成语言、图像或视频的某种方法，产生难以解释的“涌现”能力。它的某些表现，让研发人员都惊讶不已。人们认为Sora是一款数据驱动的物理模拟引擎，不单是二维数字世界，随着训练计算量加大，Sora甚至能够模拟物理世界中的一些规律。

如果你愿意把现实世界看作类似《骇客帝国》里上一代人创造的代码程序，那么，我们可以勇敢地想象，Sora就是我们这一代人创造新的世界的工具，人类就真正成为了造物者，而Sora正在书写一部创世纪。在整个进化的过程中，技术的进化已经逐步超越了人类的进化，这整个过程已经不再是达尔文所说的自然选择，而是人工选择。

当然，你也可以不这么想，你尽管把Sora看作像蒸汽机一样的发明，它会解放生产力，淘汰旧的生产线和上面的工人，顶替一些平凡的任务，推动人类创新和创造力的进化。毋庸置疑，这一点真切的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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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像我们这样的互联网从业者，已经感觉到了技术窒息。”李明顺是行行AI的董事长、顺福资本创始人。

他用“炸裂”一词来形容AI技术带来的超强冲击。“AI进化速度比预想中快得多。各行各业都行动起来了。AI研发、AI应用人才炙手可热，正成为企业争抢的对象。”除了算法工程师、AI研发工程师、数据工程师等技术研发岗，提示词工程师、数据标注师、AI训练师等也成为招聘平台上的热门。

“技术平权让一些下沉市场的人才获得了翻身的机会。”在李明顺看来，AI将成为推动信息化平权的力量，它不问身份、性别、职业，平等的为所有人服务，为大众提供信息平等机会。每个人都可以利用AI技术拓展职业的边界，寻找新的发展路径。

即便是身处中小城市、不具备学历优势的就业者，也可以借助它提升职业能力。“有志于培养本地人才的机构或者个人，现在是思考怎么做AI应用人才的培养和培训的时候了。”

李明顺周围的朋友们已经开始了行动。其中一个朋友从小学画，对服装和设计都有专业见解，做了十多年服装电商平台，他的创业项目是AI商拍，即为商家提供商品实拍图和虚拟试衣图。

第二个朋友以前是写代码的。写了多年代码的他深知Bug的管理、检查、修复是一组很复杂的行为。他做的AI应用是专门解决这些问题的，把以往属于程序员、工程师的难题用AI来解决。

第三个朋友是搞物理、搞芯片的。这位朋友的创业项目是将软硬件结合，让AI赋能到叉车这个行业，用AI控制替代叉车师傅，实现自动操作。

在李明顺眼中，今天的AI创业很像十多年前的站长创业，存在无限可能。“AI大模型把技术摊销到扁平了，很多技术都开源，免费且简单。只要扎根到一个细分行业里，了解用户，就能做自己的垂直兴趣社区。做深比做多更重要。”

3

事实上，蒸汽机的故事并没有结束。

1679年，法国人丹尼斯·巴本通过高压锅出气原理以及希罗的数学理论，综合制造出一台气压机模型。1705年，在莱布尼茨的帮助下，巴本改造出第一台蒸汽机。

在他的理论指引下，英国人托马斯·纽卡门于1712年制造出第一台可以实用的标压式蒸汽机，并把它们卖给了煤老板们，用来给矿区抽水。德国、意大利的很多工程师也在同时进行蒸汽机的研发。

此时，英国城市规模快速扩大，普通人对于煤的需求大幅上涨，煤炭贸易日渐兴旺，蒸汽机技术不断发展，直到有一天遇见了它的真命天子——詹姆斯·瓦特。

1763年，瓦特在修复一台蒸汽机时，解决了纽卡门蒸汽机耗能过大的问题，他发明的分离式冷凝器避免了热量流失，把蒸汽机的耗煤量降低了50%，使蒸汽机摆脱了能耗限制，被应用于更多场景。后来陆续经过皮卡德、默多克等人的改进，蒸汽机终于可以带动许多产业的机器运转，比如，棉纺织业。

斯文·贝克特在《棉花帝国》里说，“棉花喜欢在人多而廉价的地方生长。”棉布很快取代了羊毛，成为了最受欢迎的纺织品。棉纺织业一开始就是面向普通大众的产业。

和制造铠甲的铁匠与制表匠需要传承或大量学习不同，棉纺织工人入门容易，服务的市场从贵族教会扩展到普罗大众，销售旺盛，因此，率先推行棉纺织业技术改革的英国底层民众，有了一定的消费能力甚至进行教育投资的能力。

18世纪的英国社会整体上呈现出一种积极乐观、欣欣向荣的局面。上层人希望寻找到好的投资机会，下层工人则努力学习知识，改善技能，来获得稳定的回报。相比当时世界上其它国家那种贫富差距巨大、阶级鸿沟明显的社会结构，英国拥有一个足够庞大的需求市场，一群强大而有尊严的中产阶级，一个受教育水平较高的从业者群体，以及能够持续予以创新者回报的投资机制。

你会看到，如果只有蒸汽机的出现，而没有矿业或者纺纱业的相得益彰，塑造出一个收入相对消费水平足够高的大众消费群体，由此产生出一种利于个人主义和商业社会运作的机制，蒸汽机充其量还是一个像希罗的“汽转球”一样的粗笨玩具。

收入水平决定新技术的应用空间是商业社会的铁律。一个社会若能持续产生创新，意味着存在一种蓬勃发展的、宽松的经济环境，使得一代又一代的技术创新者能够在市场上持续获利，由此聚沙成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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Sora发布期间，李明顺正在硅谷与顶尖的AI创业者们做项目交流。

“硅谷在AI领域的基础性研究和创新氛围是领先全球的。无论是投资人、创业者、研究者，在这里能遇到非常多的理想主义者，每个人都在平等的，自由的沟通和互相学习。”

李明顺能清楚地感受到，十多年前在国内进行互联网创业时，也有类似的氛围。“创业者仍然要敢于做一些更具想象力和突破规则的事。”

李明顺鼓励年轻创业者，AIGC时代下，不能仅用知识去赢得价值的高低，需要有洞见问题、思考问题、提出问题的能力。AI可以帮助人人成为全才，需要什么方面的知识，直接调用就可以了，想要人生价值最大化，就不能受限于“专才”和“全才”的桎梏。

对于创业公司而言，不要非技术创新不可，而是去尝试深入的技术应用，把它用到大公司看不上的板块里，快速形成螺旋式的增长。

对于个体，每个人要变成超级个体，要学习新的技术应用，把大脑和机器结合起来。“钱学森之问”本质上是对于人的创造力的发现和培养，需要将青年们的创新力从束缚中解放出来。作为个体，要敢于为自己追求的东西去努力，哪怕是一个很细分的、鲜有人涉足的领域。

作为AI创业者，李明顺认为人才需要具备以下特质：

有AI认知，任何事的解决都会考虑到AI；

有学习多种AI应用的能力，能不断地用更好的工具去解决细分问题；

有持续学习的能力，不断自我更新迭代；

在实际的工作、生活场景里，用AI拿到结果。

李明顺说他在硅谷接触了大量的学霸年轻人，也包括一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这些团队既有良好的学术背景，又有创造性的商业能力。比如，接触的其中一个团队是前亚马逊的AI产品开发小组，三个顶级学霸在做AI智能硬件。另一个是斯坦福、伯克利、杜克大学的师生三人组，他们打算做一个AI在家居领域的应用。“在国内，我们可能更现实的去看每一个项目短期的营收和利润，在硅谷，更多的是谈梦想和愿景，这是最大的区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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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来了：究竟什么样的机制能够让希罗这样的一代又一代的超级大脑不被埋没，那些伟大的发明不被人们轻易遗忘？

答案是：健康的社会经济机构。更多人有钱为自己的合理需求埋单，带动更多人研究怎样以更好的技术和更高效的方式满足这些需求。少数贵族满足于把新发明仅仅应用于戏台上降神的把戏，以“汽转球”为代表的机械技术就永远发展不起来。

如果我们把新的科技比喻成一颗需要费尽巧思和来回摆弄的盆景，那么，将其大规模应用和实现产业突破就相当于种植一片森林。这需要不仅是专业素养、灵感和运气，还需要各种适宜的气候、水分和土壤条件。

无论我们愿不愿意，人类都迎来了一个AI大博弈时代，一个以“极端自动化”和“无处不在的连接”为标志和驱动力的时代。

我们还来不来得及？有些事情，来不及也要做。来不及了更要做。

教育是解决问题最根本的途径。100年前，国运兴衰系于教育成为共识。蔡元培开创北大精神，梅贻琦缔造尖峰清华，张伯苓苦心经营南开，黄炎培推行职业教育，晏阳初倡导平民教育，梁漱溟开展乡村建设运动，陈鹤琴开创幼儿教育，吴贻芳主张女子教育，陶行知从事乡村教育改造。

问题出在教育上，就回到教育上找出路。你可以有所行动了。

1785年，蒸汽机应用于棉纺织厂，成为第一次工业革命实质启动的标志。第一次工业革命催生了大规模现代教育，缔造了今天的标准化教育模式。英国人安东尼·塞尔登在《第四次教育革命》书中，历数了四次教育革命以及每一次带来的社会变革：

第一次教育革命发生在250万年前，人们用语言、手势“教育”下一代各种求生技能，有组织地向他人学习。第二次发生在公元前4000年，世界各地的人们分别发明文字，专业教师及学院出现，少数人享有制度化教育。第三次教育革命发生在500年前，约翰·古腾堡发明铅字印刷，学校和大学的对象扩至大众。第四次教育革指个性化教育的出现，即信息技术，尤其是人工智能带来教育主体由教的一方翻转为学的一方，每名学生都有个量身定制的私人AI老师，教授所有科目。父母不必催逼子女赢在起跑线，也不需要争入传统意义上的名校，人人成为终身学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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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利军是一界未来的CEO、未来教育社区发起人。在王利军看来，教育界的反思和行动已刻不容缓。

过去一些人把兴趣班、考级等同于素质教育，鼓励学生把课外时间安排的满满当当，这类变相“鸡娃”让孩子对一些学过的项目彻底失去了兴趣。一些机构无视孩子的天赋和个性化差异，把学习变成竞赛，使得教育培训越来越卷，“在人工智能时代，能让孩子脱颖而出的不是没有短板，而是要有足够的长板。”

这些只是教育的冰山一角，问题远比想象中严重。

有个网络段子，男女生校园恋情，女朋友毕业后做直播，饿了点外卖；男朋友毕业后送外卖，饿了看直播，完美搭配。段子的背后是当下年轻人对就业难的自嘲和无奈。“国内教育还停留在小升初、中高考、考研考公，在考试的体系里头转圈圈。我们存在观念上的代差。”

这种代际上的差，让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不是要想方设法地让教育靠近人工智能，而是要通过教育去靠近人工智能。

在GPT发布那会儿，王利军在社交媒体上发布了关于教育出路的讨论，一周内，全网播放量过千万。他重复着，ChatGPT的出现，撕掉了教育的最后一块遮羞布。

“150年前，美国人泰勒改造了学校体系。统一课本，统一升学，标准化考试答案，这种设计用来培养标准工人，不需要你卓越，只要你符合统一标准。你一定听说过，中国的基础教育十分扎实这个观点，其论据来自在国际奥林匹克竞赛上的优异表现，但在数学这些优势项目上，我们的差距越来越大。沉重的学业负担和考试的压力磨灭了兴趣。”

王利军和他的团队提供人工智能时代的教育规划课程。他相信这是个门槛降低的过程，“技术将给普通人带来更多机会。”

在王利军看来，Sora的发布引发了大众群体三类反应：一类是恐慌，感觉马上要被AI替代了，硅基生命要替代碳基生命了；一类是无助，有人开始问是不是不需要学知识了，再怎么学也比不上AI；还有一类是期待，期待能尽早的用上新的人工智能技术，早点抢占先机。三种心理反映出不同人对不确定未来的视角差异。

他鼓励年轻人朝这三个方向发展：研究基础科学和前沿科技的人，比如人工智能、脑机接口、物联网、虚拟现实等；有能力围绕人工智能做相关基础建设的人，比如算法优化、信息安全、软件开发等；有能力为平台贡献内容的人，比如能在GPT的平台上做出自己的应用，并出售的人。

Sora的爆炸性绝不仅仅意味着制作短视频或者销售说明课程。一代人的视野，决定了下一代人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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蒸汽机作为18世纪的“黑科技”推动了社会进步的浪潮，人类进入蒸汽时代。蒸汽机引发交通、农业和社会结构等领域的革命性变革的同时，增加了技术工人和工程师的需求，教育体系随之大调整。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

1951年，图灵预言说“在某个阶段，我们不得不预期机器将掌握控制权。 ”而如今，Sora的出现使得这种停留在概念层面、科幻小说和电影中的担忧日渐逼近。

Sora是否能够成为我们身边的现实，能够被大多数人所应用，成为带动诸多产业突破的利器，甚至改变人们对于世界的认知，从它发布那一天起，正式成为问题。

像18世纪各个国家的创新者同时朝向蒸汽机发力类似，OpenAI的大语言模型也正在经受着Anthropic、Cohere、Lightricks、Jasper等群狼的缠斗。现在的问题不再是如何征服远方，而是有了这些技术后我们该如何想象未来、如何运用技术，也就是说技术从一种隐藏的状态，变得迫使我们去回应它。

时代已然如此。个人呢？作为个体，我们会怎样？

尤瓦尔·赫拉利提出过一个“奢侈生活的陷阱”。人们普遍认为农业革命是巨大的进步，它让人摆脱了艰苦而危险的狩猎采集生活。事实上，农业进步带来的人口增加也带来了百病丛生，人口数量的增加导致了社会内部的阶级分化和冲突，统治者的出现让农民遭受更残酷的压迫。

人们总倾向于相信进步在道德上比落后要高尚，但对于普通人而言，无论是历史进步的车轮还是历史退步的车轮，都不过是被碾压的对象。在这种时候，也许你应该去阅读胡塞尔、尼采或者加缪。通过清醒地认识到变革的发生以及伴随其而来的无力感，将自己置身于时代之中，直面个人生活的生存状态、需求和困惑，自愿投身于生活之中，保持激情。

历史的常识告诉人们，一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周边因素往往能决定一件新事物的命运。当我们回顾往事，会想起百年前薛定谔所说的话：自满于大者通常对自由思想怀有敌意，而自治的、繁荣的、广开言路的地方则有利于自由、冷静而睿智的思想的发展。希罗和他的蒸汽机的悲剧与其说是个人的，不如说是社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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