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长子邓朴方，24岁跳楼导致终身残疾，余生只专注一件事

1968年8月，一名青年从北京大学宿舍四楼纵身一跃，摔在地上昏死了过去。

此人，正是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

后来邓朴方虽然大难不死，但也落下了终身残疾，好在，他并没有就此消沉，重新振作起来的邓朴方耗尽了毕生心血，只为做好一件事。

那么，他专注的事业是什么呢？

1944年4月，祖国大地战火还在弥漫，在山西省左权县麻田村，一个婴儿呱呱坠地，他就是邓小平和卓琳的长子。

看着胖乎乎的孩子，夫妻二人满心欢喜，他们顺嘴给孩子起个乳名叫胖胖。

当时正处于抗战后期，不甘失败的敌人愈发疯狂，不断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形势十分凶险。

邓小平向妻子提议：“先把这个孩子送到老乡家里吧，等打败敌人我们再接回来。”

听了丈夫的话，卓琳脸上的喜悦之情消失了，虽万分不舍，但还是含泪同意了下来。

1945年8月，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思子心切的邓小平夫妇，第一时间把儿子接了回来。

看着一年多未见的儿子，卓琳抱在怀里不肯撒手，突然她好像想到了什么，对邓小平说道：“胖胖都快两岁了，还没有正式的名字。”

邓小平思考了片刻说到：“他是在太行山脉出生的，就叫邓太行吧。”

卓琳听了连连摇头，说到：“这个不行，已经有个刘太行了。”

邓小平立马明白过来，卓琳说的刘太行是刘伯承的长子，他打趣回复道：“既然他家占了咱们儿子的名字，就让他给胖胖起一个吧。”

刘伯承听到老战友的要求，也欣然同意，他根据“朴实方正”给胖胖起名“朴方”，希望孩子长大后能朴实无华，端方雅正。

新中国成立后，邓朴方随父母来到北京，就读于北京第十三中学。

身为高干子弟，邓朴方十分谦虚沉稳，从不向同学提起自己的家庭，同学们也决没想到这个常年穿着大褂、骑着一辆破旧自行车的人，竟会是国务院副总理的儿子。

尽管刻意保持低调，可他依然是学校里的“风云人物”，只因他的学习太过优异，每次考试总是名列前茅。

18岁那年，邓朴方以高分考进北京大学。

1962年，对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内部自然灾害频发，外部强敌虎视眈眈，作为一名热血青年，邓朴方选择攻读原子核物理专业，他希望能学有所成，为祖国国防事业添砖加瓦。

原子核物理专业是当时大学里最难的课程，邓朴方学得很吃力，为了不掉队，他只能从基础学起，导师被他的执着精神所感染，于是对其倾囊相授。

就在邓朴方在科学道路上不断前行时，一场浩劫悄然而至，无数人的命运被改变，其中也包括邓小平、邓朴方父子。

当时，邓朴方一时想不开，选择从宿舍楼纵身跃下。

好在宿舍楼并不高，他幸运的活了下来，后来经过请示，他获准来到了北医三院接受治疗。

经医生检查，邓朴方脊骨断裂、胸骨多处骨折，还伴有持续的高烧，医生只是对他进行简单的包扎，并没有采取进一步治疗措施。

高烧让邓朴方陷入了昏迷，直到第三天才苏醒。

醒来后，邓朴方发觉自己严重瘫痪，腰部以下失去知觉，甚至丧失了大小便的控制功能，这是真的要瘫痪了吗？

在医院的那段时间，是邓朴方人生的至暗时刻，他整日躺在病床上一言不发，妹妹邓榕和邓楠怕他继续做傻事，寸步不离地轮流看护着。

此时，接受隔离审查的邓小平夫妇，已经和外界失去了联系，他们对此一无所知，直到第二年，邓榕获准看望他们时才如实告知了情况。

得知爱子的不幸遭遇，夫妻二人陷入深深地悲痛之中，卓琳每日以泪洗面，邓小平也是紧锁眉头，不停抽烟，彷佛只有这样才能消除内心的苦闷。

直到1971年6月，邓朴方来到江西，终于见到了5年未见的父母。

自那开始，一家三口便在江西过起了平淡的生活，由于邓朴方下肢瘫痪，邓小平夫妇把他安排在一楼，夫妻二人一边在拖拉机厂工作，一边照顾儿子。

江西的夏天十分潮湿，为了避免卧床的邓朴方生褥疮。

他们按照医生的叮嘱，隔两个小时给他擦一遍身体，有空的时候还要带着练习翻身、给他做按摩，日复一日，从未间断。

身体上的细心呵护让邓朴方的气色逐渐好转，邓小平又开始为他的心理担忧，看着整日郁郁寡欢的儿子，邓小平害怕他的意志就此消沉下去。

为了让邓朴方重新振作起来，邓小平不断地开导他：“人生的路还很长，一定要坚持走下去。”

同时，邓小平还把家里的藏书搬出来让他读，希望他能在书中找到人生目标。

邓朴方后来回忆说：“那个时候，我一星期就看完一摞书。”

书本的知识确实丰富了他的大脑，但真正让他振作起来的，还是父亲的身体力行。

邓朴方想起了父亲的大半生，他突然意识到，自己的遭遇和父亲相比根本不算什么，年近古稀的父亲尚能勇敢面对，自己还有什么理由逃避呢。

就这样，邓朴方突破了思想的枷锁，重新燃起了对生活的渴望，他开始思考如何让自己变成一个“有用的人”。

不久之后，一个偶然的小事，让他信心倍增。

一日，邓小平带回来一台破损的收音机，邓朴方觉得好奇，便主动提出了修复的要求，没想到，经他一番修理后，收音机竟真的“恢复了工作”。

而这台收音机，也成为了父子二人了解外面世界的“窗户”。

这个成功的经历，让邓朴方看到了自己的“价值”，他觉得自己可以做更大的贡献。

动荡结束后，邓小平恢复了工作，一家人重新回到北京生活，邓朴方也来到了北京301医院治疗身体。

经过医生全面细致的检查后，结果出来了：很不乐观。

究其原因，还是错过最佳治疗时间，邓朴方的身体已无恢复的可能。

这对邓朴方来说也不算坏消息，毕竟他早已习惯了这样的生活，然而，在不久之后，事情又迎来了转机。

当时，一支加拿大医疗团队访问中国，被人推荐给了邓朴方。

他们检查后得出结论，邓朴方还有重新坐起来的可能，但前提是邓朴方跟他们去加拿大，那里有治疗所需的医疗器械。

这对邓家人来说无疑是一个巨大的好消息。

加拿大政府得知后，也表示可以免除邓朴方的治疗费用。

可即便如此，邓小平夫妻还是负担不起，无论是往返加拿大的机票，还是在治疗期间的生活费都不是一个小数目，最后在香港友人的帮助下，邓朴方才坐上了前往加拿大的飞机。

在加拿大，医疗团队根据邓朴方的情况，制定了详细的医疗方案，他们决定动手术恢复他受损的脊椎。

手术很成功，经过一段时间恢复后，邓朴方成功坐了起来，这仅是小小的改善，却足以让他激动不已。

邓朴方回想起自己瘫痪在床的这些年，内心感触不已，这些年里，他接触了许多类似的残疾人，邓朴方知道，他们绝大多数人这辈子很难有机会“坐”起来，他决心要为这些人做点什么。

从那以后，邓朴方开始向国家有关部门反映，希望国家为残疾人的康复提供帮助。

他的提议最终获得国家的支持，1983年，中国康复研究中心成立，从此以后，我国的残疾人事业逐步走向了正规化。

邓朴方开始全身心投入到残疾人康复事业之中，他希望，每一个残疾人都能早日康复，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然而，随着了解的不断深入，邓朴方发现，残疾人的治疗不仅周期长，资金投入也相当大。

为了筹措资金，1984年3月，在邓朴方的推动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成立，由他担任第一任会长。

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的理念就是"集善"，即集合人道爱心，善待天下生命。

通过动员社会力量，为残疾人事业奉献爱心。

在他的感召下，越来越多的人开始关注残疾人事业、关心残疾人群体，筹集的资金也越来越多。

即便如此，邓朴方仍不满足，他发现了一个更严重的问题，他的残疾人事业只停留在治疗层面，忽视了残疾人的基本权利和社会福利。

1988年，在他的努力下，中国残疾人福利基金会与中国盲人聋哑人协会合并，组成了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并由他本人出任主席，这就是他毕生事业的舞台。

在邓朴方的领导下，针对残疾人的康复治疗机构、教育培训机构、就业指导机构等陆续建成，残疾人的保障工作日趋完善，越来越多的残疾人得到救治，开始享受正常人的同等权利。

邓朴方在残疾人事业上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为了表彰他的功绩，联合国授予他“秘书长特别奖”、“联合国人权奖”等荣誉。

然而树大招风，邓朴方的无私奉献，却换来了别有用心之人的诋毁和污蔑，类似“全国最大的贪污犯、海外账户三百亿美元存款”等言论在网络不断传播，给他本人和事业带来了不少压力。

好在，此时的邓朴方早已经历人生的大风大浪，这些言论他并未放在心上，他深知，与其费尽口舌去争辩，不如实实在在做些成绩。

2008年，我国首次举办奥运会，身为北京奥运会组委会执行主席的邓朴方，在看到残疾人运动员在赛场上挥洒汗水、为国争光时，他的眼睛湿润了，自己和同志们几十年如一日努力浇灌，此刻终于开出了绚烂果实。

也就是在同一年，邓朴方光荣退休，转任中国残疾人联合会名誉主席，残联的工作人员对他十分不舍。

可邓朴方却表示：“一个健全的机制比一个邓朴方有用。”

回顾邓朴方的一生，是艰难的、是多灾多难的，幼年经历战火，青年失去健康，晚年孑然一身，生活似乎一直在考验他。

好在，他没有被磨难击倒，用自己的不懈努力去造福万千像他一样不幸的人。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

邓朴方用他的亲身经历对这句话进行注解，他用实际行动告诫我们，生活的磨难不可避免，只有迎难而上才能重获新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