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恒生：念苏哥（沈苏儒）　　

苏哥走了。他为病魔所侵，缠绵病榻经年，如今算是得到解脱。他一生精研英国文学和翻译写作，晚年致力于中国对外传播学的开拓不遗余力，他解放前曾任上海《新闻报》驻南京特派记者，故终身不脱新闻记者本色。他的治学风范与丰硕成果广为学界推崇，可谓盖棺论定，应无遗憾。

姐夫沈苏儒一生的事迹和对国家的贡献，自有官方的报道和亲友、同事以及后辈们的纪念文字。我不拟在此重复，我只想说说我个人和他数十年来的交往轶事。

屈指一算，我初识苏哥已是六十五年前发生在沙坪坝的往事，当时的情境至今历历如绘。

1940年暑假，在香港培道女中念高二的琴熏姐，跳级考上西南联大，由于当时去昆明的交通断绝，以至延宕了一年(1941)至高中毕业后，才带着两箱书籍和行装取道印度，经滇缅公路抵达昆明入学。年底，太平洋战争爆发，港九陷敌，我们全家顿时身处险境。次年(1942)1月，父亲(陶希圣——编按)随潮州难民还乡队从大埔搭渔船，经沙鱼涌到葵浦，登岸后步行十七天到韶关，乘火车到长沙转桂林，然后飞重庆。母亲则带着我们一群孩子搭日本疏散船“白银丸”到广州湾西营，然后徒步至广西郁林，乘坐长途木炭汽车到桂林。在桂林上学一学期后，再乘木炭汽车到重庆，居住南岸。

我和两弟入两湖储才小学就读。

远在昆明的琴熏姐得悉全家脱险，随即办理转学，进入沙坪坝中央大学外文系二年级就读，我也于1943年考入南开中学初中一年级，在校住宿。学校规定每两周得回家一次，星期六下午三点半，姐姐来校接我一同回南岸。一个学期后，我发现在回家路上，姐姐身边多了位高高瘦瘦的男同学。姐姐介绍：“这是沈大哥，这是三弟。”原来沈大哥自上海暨南大学转学中大，插班外文系，与姐姐同班。沈大哥说的普通话带江浙口音，对我很友善，但若我与他们同行，两人便以英语交谈，不想让我听懂他们说些什么。

暑假期间，沈大哥曾经来南岸我们家找姐姐，我们几个小兄弟故意以恶作剧相待，姐姐气得事后追着敲我们的头。

1945年初夏，大学毕业。姐姐进入重庆中国农民银行研究室工作，沈大哥则供职重庆美国新闻处任翻译。8月，抗战胜利；9月，姐姐与沈大哥在重庆订婚。沈大哥旋奉派赴上海，姐姐不久后也去上海，进行政院善后救济总署工作。1946年1月，姐姐与沈大哥在上海举行婚礼，父亲专程从重庆飞往上海主婚。礼堂设在南京路金门饭店八楼大宴会厅，以茶会招待宾客。证婚人是上海市长钱大钧将军，介绍人是上海《申报》总编辑陈训畲(陈布雷先生的六弟)。当时抗战胜利不久，重庆政府尚未还都南京，抗战得到最后胜利，中国跻身世界五强之列，其声望与威严，正是如日中天。父亲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侍从室第五组组长的身份抵达上海，自然备受各方尊崇。所以这场婚礼，真是贺客如云，金门饭店门前更是车水马龙，极一时之盛。

最有趣的一个插曲，是介绍人陈训畲先生到了礼堂门口，竟挤不进水泄不通的人群，无法到达礼台，而婚礼进行在即。情急之下，只好大声呼叫站在礼台的一位朋友，代他执行介绍人的任务。

蒋委员长平时不大为喜庆场合题字，那天也特地派人送来亲笔条幅一件。新婚夫妇的新居在虹口狄思威路(今溧阳路)1084弄4号。

我们兄弟随父母复员南京，住新街口田吉营、《中央日报》的房舍。我和四弟晋生进南京市立一中就读高一、初二，五弟范生进邓府巷小学三年级。大哥泰来则自重庆大学转学上海交大。

寒暑两假，我们最喜欢去上海狄思威路姐姐、姐夫家小住，姐姐常带我们逛街、看电影、下小馆，过得特别愉快。此时姐姐已讲得一口上海话。

1947年，苏哥进入上海两大报之一的《新闻报》(另一为《申报》),在名记者赵敏恒手下工作。不久调南京任特派记者，乃迁往南京，两人曾一度暂住田吉营我们家，后来搬去城左营报馆宿舍。苏哥的任务是采访国府政治新闻，他身着美式卡其军便服，自驾报馆配给的钢顶吉普车，戴上麦帅(麦克阿瑟)式的太阳眼镜，好不神气。苏哥最值得称道的任务之一，是随同国府宣慰专使李迪俊去印度尼西亚采访，宣慰团受到当地华侨的热烈欢迎。三个月回国后写了一篇很长的访问记(《老照片》第57辑沈苏儒《忆赵敏恒师》文中有节录)。这年9月，宁宁出生。姐姐和苏哥住得不远，父亲和母亲初得含饴弄孙之乐，女儿女婿常侍左右，这一年多的温馨家庭生活，为全家难得的美好时光。

1948年秋，国共战事已达最后决定阶段。11月初，东北战事国军失利，长春、沈阳相继失守，国共双方集结数十万大军在徐蚌(淮海)地区决战。11月20日，黄伯韬兵团被陈毅部队包围，邱清泉驰救不及，被困的四个军共十个师十万大军全军覆没，黄伯韬自杀；未几，黄维部队也全数被歼，黄将军被俘，国军于二十五天之内彻底溃败。此时我正在南京市立一中念高中三年级。

战况急转直下，美国军事代表团撤出南京，政府人员也纷纷送眷属离京，首都人心动摇，下关火车站上一时箱笼堆积，妇孺拥挤。12月17日，母亲带我们姐弟七人挤上火车去上海，父亲仍留南京。几天后，我们在外滩搭上开往香港的怡和公司“四川”轮，一家人露天睡在货舱盖上，航行时海上风浪迎头打上甲板，铺盖尽湿，老小蒙头瑟缩，无处躲避。台湾海峡风浪极大，轮船摇摆颠簸，个个晕船呕吐，狼狈不堪。

到香港后，父亲旧属余启恩先生安排我们暂住他新界上水家中。三个星期后，母亲和琴熏姐在九龙大南街“一定好”茶楼三楼租到一间空屋，找木工做三个简陋的隔间，一家人挤住其中，共享两盏电灯、一间厕所，过着前途茫茫的日子。姐姐带着一岁多的儿子宁宁，每天做饭做家事，弟弟们无所事事，大家心情十分烦躁。

苏哥仍留南京。年底某日与父亲同赴中山陵散步，谈论时局，父亲说如今只有退守台湾，苏哥问，台湾守不住又怎么办?父亲苦笑着说：“乘桴浮于海。”这句话对苏哥影响很深。

次年(1949)3月底，苏哥从上海来香港，几天后他们搬去姐姐的中学同学许湘苹家中居住。姐姐决心不再寄居娘家，向姐夫表示：“你留我留，你走我走，生死祸福，在所不计。”

这时大陆的局势是：蒋介石已于1月20日发表引退文告，李宗仁就任“代总统”行使职权，随即发表声明表示谋和决心。4月1日，国府和谈代表团张治中、邵力子、章士钊、黄绍站等人抵达北平与中共谈判。一时社会上弥漫着内战将停、和平在望的新期望。姐姐和姐夫与一般知识分子没有两样，他们对国民党失望，对和平抱有幻想，复寄望于共产党所描绘的新社会新气象；而香港这边难民日增，人浮于事，就业定居均有困难，对台湾的前途亦不乐观。

4月8日，苏哥、姐姐带着宁宁离开香港回去上海。母亲劝阻无效。

4月26日，父亲随已下野的蒋介石从溪口乘太康舰抵达上海，曾与苏哥短暂晤面。5月2日，父亲日记写道：“住励志社。经国为向空军接洽，将琴熏、巨尘等送出。苏儒不欲去沪。”父亲欲助女儿女婿及北大学生沈巨尘离开上海，请求蒋经国帮忙，情况极不寻常，但苏哥显然无意离开。父亲失望之余，只好交代沈巨尘带给他们一笔钱，及一张要两人互爱互助、共度困难的字条。沈巨尘也没走，一年后逃出。

5月24日，父亲在香港，日记叹曰：“苏儒琴熏决心不离沪，彼等前途悲惨而不自觉，可哀也。余夫妇均已尽心劝其出险，余并为设计各种情形之下离沪之方法，彼等不听，无可奈何。”25日又写道：“共军……夜入上海市区。国军向苏州河北退，由吴淞口撤退。为琴熏及宁宁悲伤。彼等之悲惨命运乃自取耳。”

5月27日，解放军开进上海市区，苏哥服务的《新闻报》被上海市军事管制委员会接管，随即宣布解散。苏哥找到《密勒士评论报》一份翻译工作，姐姐则在上海职工学校任教职。12月，次子熙出生。1951年10月，苏哥进入英文《上海新闻》工作，1952年底《上海新闻》奉令停刊，苏哥被调北京外文出版社，姐姐也随往北京，进入中华全国总工会国际部任编译。1954年6月，女儿燕出生。

1957年，姐姐因直言贾祸。她发了一句“我好比祥林嫂，捐了门槛还不得超生”的牢骚，身上又背负着“国民党反动派之女”的标签，立被打成右派，幸经部门主管力保，仍留单位工作，不下放劳动，也不降工资，但在单位备受歧视，每天清晨要先打扫办公室，烧水倒茶。其后又值“三年困难时期”,全家老小七口，每日数米而食。姐姐在沉重的精神压力和繁重的工作负担下，侍奉婆母、相夫教子，无论如何艰难困苦，始终无怨无悔，永不气馁，从不绝望。

1966年又逢“文革”浩劫，姐姐被批斗折磨，而患类风湿性关节炎，由于未获及时治疗，终至双腿杖拐，1972年被迫提前退休。苏哥仍服务于外文出版社、《中国建设》等单位，“文革”期间亦曾多次被诬、被斗而遭关、遭押、遭下放。此时二子宁、熙，一女燕，先后分赴内蒙古、陕北及昌平县农村插队。苏哥在五七干校劳动，姐姐以残疾之身，孤单独处，以罕见的坚强意志和伟大爱心，支持丈夫和子女在逆境中求生存，而在此期间，其思念父母及诸弟之情，仍无时或已。

姐姐不敢直接跟父母通信，曾经一度偷偷写信给在台湾的阮继光表哥转，但父母不敢回信，怕对方受到连累。1974年春天，姐姐由女儿小燕陪同到武汉医治关节炎，给父亲试寄一个小木箱包裹，经香港转台北中央党部阮继光转，党部安全部门问表哥可否收下，表哥说可以代收。父母亲收到包裹打开一看，里面都是些北京、武汉的土产食品，并无片纸只字(想系遭安全人员没收),忽然发现包裹外面写的地址是伯父的手迹，不禁戚然。这几个亲笔字，代表着千言万语，情意绵绵，父母亲也提笔签了希圣、冰如四个字，交给表哥寄回武汉。一切尽在不言中。

1978年8月，姐姐久病辞世。此时我在印度尼西亚工作，经过旅德好友伍绵甫博士的穿梭联系，为办理沈燕出国手续奔走。1980年，沈燕赴美，时晋生弟在亚利桑那大学教书，沈燕先入英语班修语文，一学期后顺利进入系统工程系为本科生。她后来成为电脑软件专家。

1984年我在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进修工商管理，沈宁来美，前往衣阿华大学攻读教育硕士。次年，沈熙来美，进亚利桑那大学读经济，后转纽约大学取得博士学位。

1985年，苏哥联系相关部门，为我回大陆访问作安排，由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院出面邀请我回国参访各地水泥工厂。我于3月31日启程，先赴曼谷参加东南亚水泥协会年会，4月4日飞东京过夜，5日清晨搭日航班机直飞北京。那时台湾还未开放人民去大陆，因此不敢从香港进深圳，而刻意绕道东京以避耳目。

台湾海峡两岸自从1949年起，至当时已经隔绝了三十六年，我与其他在台湾成长及受教育的人们一样，对于大陆和大陆人的认识，除了地是“水深火热”、人是“万恶匪干”之外，可说毫无印象及好感可言。航程飞过海岸线，从飞机上看到下面的河川大地，心中是既兴奋又害怕。兴奋的是马上就要踏上离别三十多年的祖国土地；害怕的是此行是吉是凶，能否不出意外安全回美，殊难逆料。但愿接待单位能够恪守诺言，不会对我做出涉及意识形态的统战工作。

中午，飞机降落北京首都机场，滑行至空桥停妥，我步上自动行人道，听见扩音机放出的清脆北京腔女声：“欢迎、欢迎!”“欢迎到达首都机场!”不禁兴起今世何世之感。苏哥及几位国家建筑材料局的官员在机场相接。这是去国三十六年后第一次重踏祖国土地，感慨万千。

顺利免检通关后，建材局安排我在西苑饭店住下，当晚在紫禁城仿膳晚宴，介绍建材局和建材研究院两个主管水泥工业的单位，和与我此次访问有关的人员认识。我幼时随父亲吃过仿膳的豌豆黄、驴打滚、山楂糕等点心，在席上见过胡适之、梅贻琦等学界泰斗，也随哥姐跟父亲的“亲兵”学生鞠清远、武仙卿、何兹全等人吃过窝窝头、肉末烧饼，此刻记忆犹新。我与苏哥久别重逢，恍若隔世，席间更是谈笑风生。

第二天上午，苏哥陪我拜访建材局，下午访问位于郊外管庄的 北京建材研究院，由院长阎盛慈、水泥研究所所长王玉云、总工程师赵正一接待。晚上应邀至人民大会堂福建厅参加晚宴。
第三天一早，苏哥陪我去八宝山革命公墓拜祭姐姐，我在骨灰栊前目视姐姐遗照，合十祷默良久，退出时两人都泪流满面。

建材局派了一位副处长王毅先生全程陪同，苏哥也一直陪伴着我，除了访问建材局、北京建材研究院、南京水泥设计院等工程设计机构外，还参观了唐山、武汉、成都、南京、苏州、上海等地的水泥厂多间。每到一处都跟主管和技术人员开会讨论技术问题，以 及作技术讲习，行程非常紧凑。在一个月的旅程中，苏哥和我曾数 次彻夜长谈，互诉三十多年来他们在大陆、我们在台湾的种种切切。我后来又回访大陆水泥界多次，每次都由苏哥居间安排。

1987年7月24日，九十高龄的父亲由大哥泰来、大嫂晏章沅陪 同，自台北飞抵旧金山探视儿孙。沈宁、沈熙先一日来我家，等候 一起去机场迎接；沈燕当晚从亚利桑那州赶来拜见外祖父。父亲见到外孙宁宁已年过四十，不禁想起1948年离开上海时，他尚不足两岁之情景；而从未见面之熙、燕二孙，得在此相见，悲喜交集。外祖父怕勾起太多往事，连忙拿出在台北准备的小礼物分给各孙作为见面礼，他一面分礼物一面说：“今天不谈往事，今天不谈往事。”避免引起伤感。
第二天晚上，我们在旧金山天锦楼为父亲及大哥大嫂洗尘，到 湾区友好四十多人，包括南开、台大老同学，及工作伙伴们。沈家三兄妹特别用毛笔写了一幅字送给外公，字曰：春秋卅余载 离合一亲情啼儿高七尺天涯叩九旬开怀掺泪酒掷觞话古今绕膝盈几日 欣慰满生平三天后，苏哥自北京赶来相聚，翁婿1949年上海一别，不觉已 近四十年，相见不胜感慨。苏哥带来一幅伯父亲笔写的百寿图，为 父亲九十岁寿。父亲在我们家小住数日后，即由沈熙护送至华府探视六弟龙生一家，数日后，再往印第安纳州看孙儿女德兴、若昭，然后飞往亚利桑那州探视四弟晋生一家，及长孙女若蕙及孙婿方和同。8月17日返回旧金山，21日由大哥、大嫂亲陪飞回台北。五弟 范生那时正在探测油田，未及赶回团聚，但五弟妹戚瑞华及二子德智、德仁，均来拜见祖父。
父亲回台湾后，身体渐见衰弱，1988年初，我决定回台湾工作 及陪伴老人家。父亲于6月逝世。我留在台北工作了九年，直至1997退休，再来美国定居。
从1998年起，我和内子德顺几乎每年春秋两季都往上海小住一至 三个月。这期间我们曾去北京多次，每次必往车公庄探望苏哥和他的 老伴璧莹姐，小酌聊天。2006年，我翻译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馆藏 的高宗武英文回忆录，特往北京向苏哥请教其中若干艰涩难懂的句子，苏哥给我提供最适当、典雅的译句，令我佩服得五体投地。

难得的家庭团聚。左起：刘德顺、晏章沅、陶泰来、陶希圣、陶恒生、沈苏儒、沈佼佼(苏儒孙女)、陶若麟(晋生之女)、孙小燕(沈宁妻)。1987年8月20日摄于作者寓所前。
今年4月中旬，我和德顺专程到北京，目的有二。一是去北师大探望父亲1930年代的北大学生何兹全先生；一是探望正在住院治 疗的苏哥。高龄九九的何老，见到我们十分高兴，频频叫我们“小师弟”、“小师妹”。他身体仍然健壮，只是脚力不济坐上了轮椅。 可惜的是，鹤发童颜的老嫂子已过世。一位河南籍的中年保姆，悉心料理大师兄的生活。
第二天打电话到积水潭医院，苏哥接听，我说要去看他，他说：“三弟，谢谢你有心来看我，只是我现在正在接受一系列非常痛苦的治疗，满身插着管子，已不成人形，病房里杂乱不堪，实在 难以见人，你们千万别来，我们电话里聊聊就好了。”我能理解他的心情和顾虑。他本是个美男子，向来注重自己的外表和形象，显然不愿人们看到他的憔悴面貌。我尊重他的意愿，在电话中问了问病情，说了些安心养病、保重的话。三天后离京前夕再拨电话，没能联系上，猜想护士推苏哥去专科部接受治疗未回。没想到这次谈 话竟成永别，非常悲痛遗憾。尤其我们人到北京竟过门不入，感到万分懊悔和自责。
苏哥出身浙江世家，文学根底深厚。他性情温和，谈吐有致，待人接物，谦和宽厚，虽年近九十而仍然风度翩翩，我们兄弟从小 对他十分钦佩，我个人和他感情更是特别浓厚。苏哥从我十四岁起便“三弟”、“三弟”地叫我，我今已年近八十，那充满手足之情的亲切声调至今难以忘怀。
我最喜欢读苏哥送给我的译著《宋庆龄》和两岸出版的《论“信达雅”——严复翻译理论研究》。其他著作尚有《翻译的最高境界—— “信达雅”漫谈》、《对外传播学概要》、《对外报道教程》,及新著《对外传播理论·翻译研究文集》等，不一而足。苏哥和姐姐的三个儿 女，童年少年时期虽在逆境中成长，如今都学有专精，成家立业，孙辈们也个个用功长进；沈宁之女佼佼自密苏里新闻学院毕业后从 事电视新闻主播，替祖父完成未了的夙愿，诚属难能可贵；沈熙之女子翔今年获芝加哥大学公共政策硕士学位，子辰明在宾州州立大学念艺术与设计，即将毕业。苏哥临终前嘱咐身后与姐姐同穴合葬，天人永隔，饱经沧桑，今日终于归去重温鹣蝶之梦，愿有情人永远不再分离!

2009年7月31日于旧金山

▲陶希圣（中）与泰来（右）、恒生（左）摄于台北食货出版社（1986年）

陶恒生（1931—2017），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洲区）人，生于上海。高陶事件主要亲历者陶希圣之子。求学于重庆南开中学、南京市立第一中学、毕业于台湾大学机械系，水泥工程专家。1977年退休后，定居美国旧金山，以10年之力写成《高陶事件始末》一书，先后在台湾与大陆出版。

沈苏儒（1919—2009）浙江嘉兴人。中国现代著名翻译家。

陶琴薰（1921—1978）湖北黄冈（今武汉市新洲区）人。陶希圣次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