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时间的飞速流逝和物是人非的现实场景,古人难免会发生生命短暂的感叹,而庄子则将这种关于生命的感性的认识上升到哲理的高度,形成自己关于生死和现实中必然性的客观认识。
首先庄子认识到死亡是不可避免的,即“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其次庄子认为死亡是一种如同日夜更替的正常现象:“死生,命也,其有夜旦之常,天也。人之有所不得与,皆物之情也。”
最后庄子又用气的聚散来解释人的生死,即“聚则为生,散则为死。”体现了庄子思想中朴素的唯物主义因子。同时庄子也将贫困荣达、饥渴寒暑等万物的变化归结于“天”“命”“情”,即现实生活中人们无法改变的必然性。
面对这种“必然性”,庄子采取了“安时处顺”的态度:“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强调我们要应物而行,顺应自然,不要因外大的变化而扰乱灵府,即“命行事变,不舍昼夜,推之不去,留之不停。故才全者,随所遇而任之。”
正如冯友兰先生认为道家获得相对幸福的方法就是“以理化情”一样,即充分认识事物的自然本性,化解关于生活中必然性的悲观认知。
如庄子认识到人的生死的本质就如同气的聚散一样是不可避免的,就不会沉浸在死亡的悲伤中,苏轼对生死和现实中荣辱的更迭有着理性的认识,所以才能安于被贬之地,适于现实之境。
被贬之后的苏轼心态依旧良好
“古人谁不死,何必较考折。”真人厌世不回顾,世间生死如朝暮。”“若夫穷达得丧,死生祸福,则吾有命矣。”这是苏轼被贬前已有的对生死祸福的冷静审视。
被贬之后,身处惠州和儋州这样的蛮瘴之地,苏轼更是深化了自身的“安命观”并表现出“安时处顺”的人生境界。
“岭南天气卑湿,地气蒸溽,而海南为甚。夏秋之交,物无不腐坏者。人非金石,其何能久。然儋耳颇有老人,年百余岁者,往往而是,八九十岁者不论也。乃知寿夭无定,习而安之,则冰蚕火鼠,皆可以生。”
这是苏轼被贬海南时写下的文字。面对潮湿多雨、百物易腐的自然环境,苏轼生发出对于生命长短的认识。
即人的寿命是有终尽但无定数的,只要我们顺应生命自然的发展,就能安适其间,这显然和《庄子》“安时处顺”的思想是相通的。“我生有定数,禄尽空余寿。”
“天有时而定,寿考未易毕。”这些都反映了苏轼被贬海南时对生命有尽的必然性的认识。同时苏轼在《静常齐记》中也提及宇宙万物生生不息的规律,其所言“静”“常”即同于《庄子》所言的“天”“命”,都是一种“必然性”。
“忘”与“游”是中国古代文化传统最高的审美观,而这也受到了《庄子》思想的影响,“忘”就是超脱于现实万物,“游”即实现精神上的解放,与万物游而为一,以审美的态度来看万事万物,实现人生的艺术化。
苏轼即如此,他意识到宇宙的永恒和生命的短暂后,便将人生看成一种“寄寓”的存在,不再被生命的长短所羁绊,保持其主体的积极观照,在变化无常的人生中寻找生命的快乐。
在美食中发现快乐
苏轼初到黄州,即写下了“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这样乐于当地风物的诗句。此后,苏轼也没有选择消极厌世,反而以审美的眼光来欣赏周围的风景。
他感叹海棠在恶劣的环境中独自绽放的傲骨和美丽:“江城地瘴藩草木,只有名花苦幽独。”也享受躬耕田野的乐趣:“种稻清明前,乐事我能数。”
后苏轼又被贬至惠州,他依然能够安之若素,坦然面对一再被贬这一事实,其言曰:“谁言穷巷士,乃窃造化权。所见皆我有,安居受其全。”
居惠州期间,苏轼出行赏景、品尝美食、自创美酒,尽享人生乐趣,建立“嬉游趁时节,俯仰了此生”的生活态度。面对“仰观江摇山,俯见月在衣”的壮丽景色,苏轼感叹道:“禽鱼岂知道,我适物自闲。悠悠未必尔,聊乐我所然。”
苏轼不仅是一个诗人更是一个热爱生活的美食家,他善于发现并探索当地的美食,在惠州时曾作:“枇杷已熟粲金珠,桑落初尝滟玉蛆。……青浮卵椀槐芽饼,红点冰盘藿叶鱼。”
不仅美食的种类很丰富,有枇杷、桑椹、槐芽饼和藿叶鱼,而且进行了色彩搭配,给人以味觉和视觉的双重享受。
苏轼也洞悉食物搭配之技,在《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中将荔枝和众多美食搭配在一起并感叹道:“我生涉世本为口,一官久已轻莼鲈。人间何者非梦幻,南来万里真良图。”充分体现其乐观积极的生活态度。
苏轼同庄子一样认识并接受了现实的必然性,但相比于庄子的“安时处顺”,苏轼多了一份对生活的热情和认真。
苏轼“自适”的人生态度
在用“齐物”和“安命”的思想化解了关于盛衰荣辱和生命有限的悲观认识后,庄子和苏轼都选择追求精神上的充盈和自由。
不同的是,庄子追求的是脱离现实的绝对的精神上的自由,是通过“心斋”和“坐忘”来达到虚静的精神状态,进而超脱于世俗之外,使内心无所凭恃,进入“天人合一”与大自然融为一体的逍遥境界。
如其在《逍遥游》中所描述的人生至境“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顺应万物的变化,不局限于人生的某一阶段。
这是“一种透脱的心境—一种优游自在、徜徉自适的心境”,超越了现实和自我的羁绊。苏轼则只采取庄子超脱于现实荣辱的乐观豁达、宠辱不惊的态度,使自己在精神上更加自由,却没有像庄子那样完全脱离现实、抛弃自己的心智而心如槁木。
苏轼依然热爱生活并且积极追寻生命的意义,这一点和庄子的“逍遥论”有本质上的区别。这也是苏轼人格上的伟大之处,更是士大夫人格的典范。
即虽然自己在精神上超脱于功名利禄之外,却依然能够将“兼济”和“独善”统一起来,没有像陶渊明一样脱离仕途、辞官归隐而是受道家和儒家“游世”思想、佛教“随缘”思想和唐宋中隐文化的影响,实现了“心隐”。
即以出世的态度来入世,追求的是心灵上的自由与解放,能够摆脱外在功名利禄的束缚,拥有豁达乐观的心态,以审美的眼光来关照世间万物。
“自适”就是注重自我内心的丰满与自足,“把心灵感受和精神自由当作衡量人生价值的准绳”,这是苏轼及整个宋人在内的生活态度,他们不论在朝还是归隐都能做到明心见性、安然自得。
苏轼虽一再被贬,但他每到一地都能发现当地的美好,无论是美景、美食还是当地的风土人情,他尽情享受着生命的欢欣与愉悦。
因此苏轼的人生是一个审美化的过程。被贬黄州之前,苏轼孜孜以求天下事。被贬黄州之后,心胸逐渐开阔,开始有了精神上的追求。
以豁达的心态来领略人间百态
苏轼也因审美化的态度“培养了他的不惧不馁的人格特点”,不论面临什么险境都能泰然处之,类似庄子笔下的“神人”。
即使是被贬到黄州,面临生计困难的挑战,他依然享受着生活的乐趣。他躬耕自食,将劳动视为一种享受,在劳动中获得审美的愉悦,在黄州期间,苏轼创作了《东坡八首》描述他躬耕的场景和心态。
这是苏轼执着于生活的一面,对生活的超越则是指苏轼不局限于生活表面的痛苦,而能以一种超越常人的乐观豁达的人生态度去获得生活的快乐。
苏轼对生活的执着还体现在他即使被贬,还依旧心系国家兴衰和百姓疾苦。被贬黄州时他创立“救儿会”,力图改变当地溺婴的习俗。任杭州通判时,为了治水竟过家门不入。
居海南时,百姓不乐耕种,使田地荒芜,所食仰外,苏轼便劝百姓务农:“听我苦言,其福永久。利尔耝耜,好尔邻偶。”被贬偏远蛮瘴之地,苏轼却以当地人自居,言曰:“他年谁作舆地志,海南万里真吾乡。”
这种乐观的心态使苏轼能够以感性的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他欣喜于庄稼生长的美好,感叹于大自然造物的神奇,沉浸于乡间生活的美好。
苏轼“自适”的人生态度不仅体现在对生活的热爱与对生命意义的追寻上,还体现在诗人具有乐观豁达、旷达超脱的胸襟上。
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苏轼被贬至儋州,子由被贬到雷州,两人都遭遇贬谪的悲事,苏轼却安慰子由说:“莫嫌琼雷隔云海,圣恩尚许遥相望”“离别何足道,我生岂有终。”充分体现了苏轼乐观旷达的心态。
《定风波》是苏轼被贬黄州后的第三个春天所作,面对突然而至的大雨,苏轼没有抱怨气馁,反而言道:“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表现出乐观旷达的心境。
这里的雨就如同官场突然遭遇的贬谪一样,官场上的起伏荣辱在他的心里没有引起什么波澜,表现出苏轼对功名利禄、得失荣辱的超脱和洒脱博大的胸怀。
宋代有不杀文官之规,被贬至偏远之地已是对臣子最大的惩罚,归期也是遥遥无定的,苏轼却不以为然,反而像李白一样高呼:“安知非群仙,钧天宴未终。
喜我归有期,举酒属青童。”想象天上的神仙也在庆祝他北归的乐事,颇有李白“天生我材必有用,千金散尽还复来”的豪迈自信。苏轼对陶渊明也是极为推崇,作了很多“和陶诗”,追慕其悠然自得的心境。
结语
《庄子》一书蕴含丰富的人生哲学,其所论述的齐同万物的方法论以及“无待”的精神对苏轼的人生境界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使苏轼尽管经历了命运多舛的一生,但依然宠辱不惊、乐观通透,积极追寻生命的意义,在大自然中思考着关于宇宙人生的问题。
同时也使古代的文人在迫于现实不得不出世时,能为自己寻求精神上的解脱,并且以更加积极豁达的态度来看待世间万物。
特别声明:以上内容(如有图片或视频亦包括在内)为自媒体平台“网易号”用户上传并发布,本平台仅提供信息存储服务。
Notice: The content above (including the pictures and videos if any) is uploaded and posted by a user of NetEase Hao, which is a social media platform and only provides information storage service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