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崔浩为什么会贬佛尊道？-细品《资治通鉴》之南北风云

谈到北魏就不能不提到辅佐三代帝王的清河崔氏的崔浩。在崔浩的辅佐和建议下，才有了后来北魏西征胡夏，北驱柔然，西征北凉从而在北方建立北魏帝国的成果。

在今天读的这段《资治通鉴》中，单独讲述了当年崔浩在北魏贬低佛教，但是推崇寇谦之的新天师道的这段历史。

为什么崔浩会贬低佛教，反而将天师道推崇到了北魏的国教的地位呢？我们今天就来读一读《资治通鉴》中记载的这段历史，探讨一下崔浩背后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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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治通鉴》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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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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收获与反思

崔浩是清河崔氏人，而清河崔氏是当时北方的豪门望族，据称是姜太公的后裔。而崔这个姓实际上是以封地为姓，当年齐丁公的嫡子季子将继承权让给了齐乙公，他自己以崔地为采邑，他的后代便以崔为姓。

在这篇文章中，其中齐国弑君杀掉齐庄公的就是崔氏的崔杼。其后人在西汉初年分别定居于清河郡东武城县与涿郡安平县，崔氏家族遂分为清河崔氏与博陵崔氏两支。三国时候辅佐曹操成为曹丕老师的就是清河崔氏的崔琰。而其兄弟崔林为曹魏四朝辅政大臣，官至司空，封安阳乡侯。

但因为清河崔氏在八王之乱的时候没有南渡，留在了北方，所以后来逐渐的衰落下来。但清河崔氏在北方的影响力还是在的。崔林的曾孙崔悦当时就留下来辅佐刘琨（刘琨是其姑父，这些豪门望族之间是彼此通婚，形成强大的关系网，范阳卢氏的卢谌的母亲也是崔悦的姑姑，跟刘琨的夫人是姐妹，后来给东晋带来巨大麻烦的卢循是卢谌的曾孙），后来随刘琨投靠段氏鲜卑的段末波。后来崔悦就到了后赵，辅佐石虎，封为关内侯，转新平相。

崔悦的孙子崔宏当时辅佐后燕的慕容垂，担任吏部郎、尚书左丞、高阳内史等职。后燕灭亡的时候，崔宏弃城逃往海滨。拓跋珪早就听说他的名声，派使者追到崔宏，将他请回，担任黄门侍郎一职。崔宏也凭借其学识，为北魏建立各种规章秩序方面做出了贡献，也成为拓跋珪最为信任的大臣之一。

为什么前燕，后燕，后赵，北魏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入内地后，都非常重视跟清河崔氏这样的世家大族合作呢？

一方面是这些少数民族统治者进入内地，面临的局面是要统治和管理占人口大多数的汉人，而这些世家大族在汉人中的地位和影响力是非常大的，如果能笼络住他们，那么实现对汉人的管理就非常的容易了。其实这也是中国宗族制度的特点，中国的宗法制实际上到了基层是宗族和血缘关系的管理，皇权只要笼络住这些族长，实际上就实现了对基层的管理，皇权不下乡就是双方的妥协。

另外就是这些少数民族政权从游牧到农耕文化的过渡，意味着其管理体系也要发生彻底的改变。而这些游牧民族在这方面的经验是欠缺的。所以他们才会刻意的笼络这些世家大族，让他们协助自己制定各种规章制度，进行制度改革，实际上就是借助他们的经验为自己执政所用。就跟现在很多企业为什么要从大企业高薪挖人呢？其实他们挖人不是因为这个人的能力是多强大，而是因为他们更看重这个人在大企业的经验，希望他把这些经验和制度等带到自己的企业来，可以让自己的企业在制度改革的时候，少走很多冤枉路，这些冤枉路的成本是很高的。

所以我们看从西晋到东晋，北方的少数民族政权中，都会出现一些汉族世家大族的身影就是如此。

崔宏当时是非常受拓跋珪的器重的，所以崔宏被封为白马公。后来拓跋珪被刺，拓跋嗣即位后，任命了八公来处理军政大事，崔宏是其中唯一的汉人。

崔浩作为崔宏的儿子，从小就得到了拓跋珪的器重，把崔浩经常带到身边。拓跋嗣即位后拜崔浩为博士祭酒，崔浩常为明元帝讲授经书。而崔浩熟悉易经，懂得占卜，所以更得拓跋嗣的器重。

所以崔宏死后，崔浩继承了父亲的爵位，也成为白马公。而之后拓跋嗣听从了崔浩等人的建议，立了十二岁的拓跋焘为太子，并让他临朝，司徒长孙嵩、山阳公奚斤、北新公安同为左辅，坐东厢面西；崔浩与太尉穆观、散骑常侍丘堆为右弼，坐西厢面东。崔浩依然是这六个辅政中唯一的汉人。

崔浩作为北方的世家豪族的代表，其是深受儒学的浸染的。用儒学治天下是崔浩毕生的信念。而北魏入主中原，拥抱了农耕文化之后，儒家其实也确实是最好的治世的选择。这其实是北魏和汉人世家大族的共同选择。

对于拓跋珪，拓跋嗣，拓跋焘等管理者而言，他们可以意识到管理的复杂性，尤其是对于占领区的汉人和世家大族的合作这个问题，所以才会重用崔浩。但是作为传统的鲜卑贵族而言，他们大多都是以前的部落首领，他们对儒学就没有这样的认知，甚至是抵触的。而随着佛学的东进，很多鲜卑贵族也开始信奉佛教。而这就跟崔浩等儒学代表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而崔浩作为儒学大家，对于易经也非常熟悉，尤其是谶纬学也很在行，而这些鲜卑人对于谶纬之术也是觉得非常神秘的。所以谶纬之术就成为了崔浩在北魏树立权威的一个工具。而当时天师道的寇谦之将道教和儒家做了结合，提出以封建“礼度”为主要内容、礼拜炼丹为主要形式的新教义，宣传儒家的“佐国扶民”思想。相当于用儒学补足了过去道教的不足。而这种形式就得到了儒学大家崔浩的赏识，他意识到这种新型的道教是可以为自己所用的。所以崔浩才会不遗余力的向拓跋焘推荐新天师教。而拓跋焘也发现新天师教比较起佛教而言，推崇儒家的忠孝等思想，彻底改变了过去五斗米教等利用神授权力跟执政者争权的问题，而成为可以辅助自己管理国家的一个工具。而天师教又跳出了佛教和儒家之争，对于鲜卑贵族而言也没有那么抵触。所以最终天师教才成为了北魏的国教。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其实这些管理者都是人精，他们看待宗教的问题更多是站在执政的角度，能不能为自己所用，成为管理的一个工具和手段。所以崔浩其实作为大儒也是很聪明的，强推儒术的难度太大，但是加上谶纬，修炼，符水这些手段的天师教却可以让很多鲜卑人接受。而改造过的天师教背后仍然是儒家推崇的忠孝和社会等级秩序，这才是崔浩排斥佛教，力推寇谦之的原因。

所以政治的最高层面的争夺就是思想的控制，而宗教就是其中重要的手段。作为管理者而言，都知道要想控制民众，就需要一种民众都信奉的思想，而这种思想的解释权在自己手里，这才是最重要的，而不能是所谓国外泊来的那些思想，因为在历史上，控制了宗教就控制了政权的事情是不断重复的发生的，否则也不会有黑暗的中世纪教权对皇权的压制。这其实也是后来为什么北魏要灭佛的原因。把老百姓都相信的规则的解释权交给别人，也就相当于把自己的命脉交给别人，把权力交给别人，是极度危险的。而佛教起初也并不是如现在这样的单纯。经历了几次灭佛运动，佛教也本土化了，有了本土的解释权，才可能被执政者所接受，其实这个道理古今中外都是如此，要控制人民先控制思想，控制思想传教士先行，然后规则的解释权在国外，对政权是极度危险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