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杨应彬被抓，左洪涛“哄”张发奎写了2封信，成功助其脱困

1940年12月，贵州独山军校搞了一个“技术测验”，19岁的广东青年杨应彬在23总队，1000多人中勇夺第一，这让他备受瞩目，杨应彬本人，也是沾沾自喜。

在进军校之前，他还有些担忧，因为他身高只有1米55，而且长期打摆子，体质羸弱，他担心自己经不起军校的摸爬滚打，谁料仅仅7个月的时间，便“脱胎换骨”，在军校中出人头地。

有了这次耀眼的成绩，杨应彬相信，自己可以在国民党队伍中爬的更快，之所以想向上爬，不是杨应彬有多大的官儿瘾，而是因为他是一名红色特工，只有真正打入敌军内部，才能发挥作用！

杨应彬，广东大埔县人，出身贫寒农家，天资聪颖，勤奋好学，在他12岁时，便写了一本《小先生的游记》，讲述他从大埔县出发，跟同学们前往上海寻找陶行知旅途中的悲欢记录。

此书一出，立即引起轰动，没多长时间，便再版了12次，每次2000多册，因为内容太过真实，还一度被国民党列为“禁书”。

凭借这本书，山区少年杨应彬一举打入左翼文化圈，并受到陶行知等人的悉心培养。

在上海，杨应彬参加了左联和抗日救亡，因为思想进步头脑活络，14岁加入共产党，16岁便进了周恩来亲自领导的“中共特别支部”。

1937年7月，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时任淞沪战场右翼军总指挥兼第八集团总司令的张发奎，为提升军队士气，特邀郭沫若帮他成立一支“战地服务队”。

当时的郭沫若，已是文化圈的名人，他振臂一呼，几十名作家、音乐家、戏剧家，便投身张发奎的队伍。

这其中当然少不了红色特工，16岁的杨应彬就是其中一员，他的顶头上司名叫左洪涛。

在张发奎队伍中，杨应彬先后参与了淞沪会战和武汉会战，为了号召更多人参加抗战，搞文艺工作的杨应彬等人，经常深入群众中表演抗日节目。

除此之外，他们的另一个重要任务，就是潜移默化的影响张发奎和他军中的将士。

他们巧妙的把共产党的抗日主张，融入到张发奎的演讲稿和文章，还积极与张发奎军中的将士们交流，一点点的改变将士们的思想。

1938年年底，张发奎调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战地服务团”解散了，但以左洪涛为首的红色特工，却留在了张发奎的部队。

左洪涛担任长官部秘书，杨应彬和其余几名成员，则在长官部警卫营工作，都是围绕在张发奎左右。

10来个人，想要在张发奎部搞出什么大事情来，当然不可能，他们的任务，是长期潜伏，慢慢打进核心部门。

于是，在左洪涛的操作上，1940年5月份，张发奎本人亲自保送，将杨应彬送进了贵州独山军校深造，这才有了文章开头的事情。

张发奎亲自保送的人，在军校的比赛中拔得头筹，若张发奎知道了，那肯定开心不是？

结果这个喜讯还未传到张发奎耳中，杨应彬便出事情了，因为他遇到了三个不讲“规矩”的队友，他们分别是王洞若、郑体诗和郭弼昌。

在杨应彬取得好成绩后，他们三人先后给杨应彬写信，在信中用到了“巴黎公社的穷孩子”、“你播下的种子萌芽”等字眼。

很不幸，这三人的来信，被独山军校截获，一看信的内容，就有人怀疑杨应彬的身份了，当时，虽然国共二次合作，但第二次反共高潮已经开始，很快，杨应彬就被军校给秘密逮捕了。

被捕后的杨应彬并未慌乱，面对国民党反共分子接连十几天的审讯，他都是沉着冷静的应对，没漏出一点破绽，可是，那些人不肯罢休啊，他们誓要从杨应彬嘴里问出些什么。

随着时间的推移，审讯杨应彬的人耐心渐渐耗尽，他们抱着宁可错杀一千，绝不放过一个的心态，给上司打了报告，要处决杨应彬。

而杨应彬，也意识到了这一点，怎么自救，成了摆在他面前的一道难题，他被秘密关押，同志们根本不知道这个事情！

好在一点，杨应彬在独山军校的人缘不错，他有个同学叫彭朗，此人跟杨应彬关系要好，也曾在交谈中，流露出同情革命的一面，于是，杨应彬决定求他帮忙。

他用汉语拉丁文写了封信，让彭朗偷偷带出去，交给了他的女友兼接头人邓黎亚。

邓黎亚是江苏省海门县灵甸镇人，比杨应彬大2岁，她家境不错，但命运悲苦。

邓黎亚出生时，母亲大出血而死，8岁时父亲又因病离世，只剩她跟年迈的奶奶相依为命，1931年，12岁的邓黎亚，曾投靠上海的姑母在上海求学

1936年，17岁的邓黎亚考入天津女子师范学校，这段时间，她的奶奶离开了人世，1937年，邓黎亚又以优异的成绩，考入了北京大学。

可惜入学没多久，侵华战争爆发，作为一名有志女青年，她拒绝了去美国留学的机会，毅然回到炮火连天的上海，参加了革命。

到上海没多久，她又听到了一个噩耗，自己在老家的继母和弟弟，被日军的飞机给炸死了！

1938年1月，邓黎亚也加入了张发奎的“战地服务团”，在这里，她与杨应彬相识相恋，成了亲密战友。

虽是恋人，但二人却相约，不到抗日胜利的一天，绝不结婚！

比起杨应彬来，邓黎亚入党很晚了，是1940年随张发奎的部队进入广西柳林时，她才成为一名党员，在柳州以儿童剧团指导员、教师等身份做掩护，推广进步书刊，宣传进步思想。

同时，她也是组织规定的，唯一可以跟身在独山军校的杨应彬直接联系的人。

在收到杨应彬送出来的密信后，邓黎亚慌了，她立即找到左洪涛，让他想办法救人！

看到杨应彬的求救信，左洪涛开始思索，怎么才能让杨应彬脱困，思来想去，他发现，能救杨应彬的只有张发奎！

可怎么样才能让张发奎救杨应彬呢？很快，左洪涛就有了主意，他决定拿杨应彬考第一的事情做文章。

在见到张发奎后，左洪涛就跟他聊事情，然后装作漫不经心的样子，把杨应彬考了全校第一的事情，跟张发奎说了。

果然，张发奎听后觉得很有面子，是乐的哈哈大笑，他决定写信表扬一下杨应彬，同时再给自己在独山军校的部下，担任军校主任的韩汉英写一封信，让好好培养杨应彬。

写信这种小事，张发奎自然不用亲自动笔，他就把此事交给了左洪涛，左洪涛闻言大喜。

给韩汉英写信时，左洪涛措辞严谨，力举杨应彬年轻有为，望其多加爱护培养。

给杨应彬写信时，则用的是长辈对晚辈说话的口吻，教导他要勤奋学习，将来前途不可限量。

左洪涛的信写的很好，张发奎看后很满意，在信的末尾，签上了自己的大名。

收到信后，韩汉英一愣，这位杨应彬是张发奎身边的红人？看内容……还可能是张发奎的晚辈，这么悄么声的杀掉，肯定不行啊！

而那些反共分子，在看到这两封信后，也不敢再造次了，他们哪里能惹得起张发奎？

于是，杨应彬非放了出来，只是，他在独山军校一直受到监视和怀疑，直到1942年，杨应彬离开军校返回张发奎的部队，

回归张发奎部后，杨应彬受到了重用，被任命为警卫团机枪连连长，他开始教战士们如何使用重武器，还给他们上政治课，讲国内外形势，讲团结抗战，讲持久战、讲反法西斯等等。

他的这一举动，又引起了张发奎军中顽固派的怀疑，跑去张发奎那里告状，张发奎闻言，哈哈一笑：“他从小跟我一起在战场上抗战，有什么可怕的？”。

为了让杨应彬更上一层楼，1943年冬，张发奎又把他送到桂林陆军大学西南参谋班学习，直到1944年8月，才学成归来，在张发奎参谋处作战科当参谋。

此时的杨应彬，终于开始显现他的作用，他真正开始接触这支队伍的核心，他把自己了解到的内幕，通过左洪涛，一点点送到了中共南方局。

蒋桂矛盾、陈诚与何应钦的矛盾等等，可谓是事无巨细，这为我方在西南开展统战工作，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左洪涛、杨应彬等人是欢欣鼓舞，他们给组织打了报告，希望能回归苏区，但组织认为，他们留在张发奎部作用更大，没有同意。

1945年底，左洪涛、杨应彬、邓黎亚跟着张发奎来到了广州，此时，国民党反动势力，加大了内部的清查，许多同志被迫撤离，杨应彬的身份，也受到了怀疑。

当时的他，在广州行营的军事核心机关参谋部任作战参谋，为了更好的潜伏，他决定跟相恋多年的女友邓黎亚结婚。

之所以要结婚，是要借此机会“秀肌肉”，展示自己在国民党内部的人脉，让国民党反动派投鼠忌器。

这场婚礼，声势浩大，他们不仅请了张发奎来当证婚人，还请了200多名国民党高官来参加婚礼。

在去邀请张发奎时，张发奎问了他们一个心惊肉跳的问题：“你们是不是共产党？”。

这话，把杨应彬和邓黎亚吓得不轻，可令他们没想到的是，张发奎又接着说：“如果是，你们可以结婚，如果不是，你们也可以结婚，最怕一个是，一个不是，将来一个要做鳏夫或一个要做寡妇。”。

为什么张发奎要这么说呢？原来，他这个人，压根就不在意自己队伍里有没有共产党。

早在第一次国共分裂之前，他的队伍中，就有许多共产党人，贺龙、刘伯承、聂荣臻、陈毅、朱德、林彪、叶剑英、徐向前等人，都曾当过他的部下。

南昌起义时，他没有去追击起义部队，在后来围剿红军时，他也是消极应对，能不打则不打，抗战爆发后，张发奎则把全部精力都用在了抗日上，至于队伍中是什么人，他不关心，只要对抗日有帮助，他是能用就用。

他之所以会问杨应彬二人是不是共产党，是害怕他们不属于同一阵营，将来自相残杀！

在张发奎身边将近10年，杨应彬、邓黎亚当然知道张发奎是怎么样的人，但他们并没有如实相告，而是打着哈哈：“我们跟您这么多年了，是什么人您最清楚，我们都不是！”。

闻言，张发奎哈哈笑道：“不是就好，不是就好！”。

果然，在张发奎给他们主持婚礼后，没人敢再怀疑杨应彬的身份了。

1946年1月，杨应彬无意间听到参谋部谍报人员的对话，说是在我方的东江纵队安插了间谍，闻言，他立即将情报送了出去，我方有了警惕。

紧接着，他在整理资料时，又发现了一份蒋介石发给张发奎的密令，要求张发奎将东江纵队聚而歼之，一网打尽，他立马又将这份情报交给左洪涛，让他传递了出去。

正是因为杨应彬这份情报，东江纵队2500多名抗战骨干和家属安全北撤，但也因此，他和妻子邓黎亚的身份，受到了张发奎的怀疑。

不过，张发奎并没有找他们的麻烦，而是派人警告他们：“你有共产主义思想，我们管不了，你可不能有行动呵！如果你有行动，党纪、国法、军纪都要制裁你。”。

从这一点也足以看出，张发奎对共产党人的宽容。

虽遭受怀疑，但杨应彬、邓黎亚夫妇并未撤离，他们继续潜伏，解放战争打响后，他们的上级左洪涛也撤离了，只剩他们继续收集情报。

1947年夏，形式更加严峻了，在征的组织同意后，杨应彬、邓黎亚借口送亲人回家，也离开了广东行营。

离开后，他们转道香港，来到十万大山和雷州半岛参加革命，1949年9月，广州解放，杨应彬开始参与广州的接管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杨应彬夫妇留在了广州工作。

杨应彬先后担任任广州军事管制委员会副秘书长、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主任，中共广东省委副秘书长、省委常委兼秘书长，广东省政协副主席、党组书记等职。

而出身清华大学的邓黎亚也不差，先后担任中共广州市委副秘书长，广州市顾委会委员，广州市直机关临时党委第一副书记等职。

可惜的是，在浩劫期间，杨应彬夫妇受了6年的苦楚。

2013年，邓黎亚离开人世，享年95岁，2年后，杨应彬也撒手人寰，享年94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