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个深漂家庭的迁徙路：“10年搬家6次，福田搬惠州，惠州搬光明”

下午六点，韩思妙走出公司，拥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进入高新园地铁站，这是深圳上班族密度最高的地方，早晚高峰的恐怖程度，足令初来者惊愕。

挤入1号线车厢，地铁从南山驶往福田，第七站是车公庙，韩思妙对这一片再熟悉不过了，她在此地工作过好几年，也在附近的城中村生活过四五年，在那里她生下了第一个孩子。

不过，车公庙远不是韩思妙通勤的终点。地铁载着她，再从福田穿过龙华，而后到光明，抵达长圳地铁站。下车，走出地铁站，看着站外灯火通明的高楼群，她总算到家了。

这趟行程历经1个半小时，途经26个地铁站点。

除了要忍受漫长的通勤，韩思妙对生活里的其他部分还算满意。她和丈夫来深十余年，错过了深圳购房的“上车”机会，这一度令她后悔不已。现在，韩思妙一家住在光明的公租房社区，三居室，月租金不到2000元，“总算有个窝了，孩子读书有着落了，蛮好的，不太会七想八想买房什么的。”

韩思妙，以及本文的另外两个家庭，算得上深漂中的幸运者——或者买房，或者申请到了公租房，经历十余年的漂泊后，他们不必再经历一次又一次的搬家，也不必再担心孩子因搬家频繁转学。

这种安定，也需要他们在位置或居住环境上做妥协，要么距离市中心更远，要么配套不尽人意——张枝萌买的房子离地铁口有3公里，李晴买房以后，每天上班通勤时间长达3小时。

还有无法写出来的，是一个不那么幸运的深圳家庭。这是无数个“中产跌落”的其中一例，小秦和丈夫所在的两个行业，过去几年均经历了巨大震荡。收入缩水后，这个家庭为“中产三件套”所累，“又回到了原点”。

小秦原本答应，与我聊聊这段经历。次日她又婉拒了我，“看过你列的问题，居然失眠了，我暂时没办法剖开来聊这些”。她吞下了“跌落”的沉重，消化还需时日。在我们短暂的交流中，小秦如此形容她的家庭现状，“从零开始，如草芥一般拼命抓住深圳的土地。”

深漂的城市迁徙路

来深十几年，韩思妙前后搬过6次家，张枝萌搬过7次。李晴稍微幸运一些，来深9年，只搬过4次。

在安定下来之前，她们大多数时候住在城中村里，搬家的理由形形色色，旁边施工噪音太大了，楼上孩子太闹腾了，怀孕了，老人要过来帮忙带孩子了，房租涨得太凶了，失业了……

在关于一线城市“搬家次数”的统计数据中，我只能找到腾讯房产发布的《2017租赁时代白皮书》，这份42万人次参与的调查数据距今已有7年，依然具有一定代表性——全国范围内，“搬家次数超过5次以上”的人群比例占27.5%，一线城市明显高于这一数字，深圳为35.3%。深圳微时光在一个月前，曾做过深漂居住路线的调查，其中不少人的租房路线，是从市中心的城中村，一步步向市郊的方向搬迁，更偏远，意味着相对更低的租金。

2016年，老大出生后，韩思妙和丈夫从福田沙嘴村的单间，搬到了同村的一房一厅，月租3000块，这是他们在此地租过的最大空间。那两年，丈夫跟着上司创业，出差频繁，收入也不稳定。独自带了一段时间孩子后，掰着指头算算家里的收支，韩思妙心里不踏实，她得出去上班。

能来深圳帮夫妻俩带孩子的，只有公公。从梅州农村的大院宽屋，住进逼仄的农民房，公公不习惯。韩思妙也不习惯，巴掌大的地方多了个人，她觉得进进出出都不方便，“没办法，以你的经济条件，只能租那么大的房子”。

忙碌的丈夫，嗷嗷待哺的孩子，逼仄的房间，不太宽绰的收入，够不着的房价……不少时候，韩思妙心里没着没落地。好在，她在城中村里结识了五六个年龄相仿的妈妈，大家是遛娃时认识的，几个人还能凑在一起说说话。几个朋友当中，多数后来离开了深圳，也有一位跟她一样，搬进了公租房。

2020年，韩思妙失业了，她刚刚怀上二胎。公司资金链断了，她没有拿到任何补偿。当时丈夫大部分时间在惠州工作，于是她带着孩子搬至惠州，至此再未回过沙嘴村。据统计，2020年福田区的平均月租金超过110元/㎡。搬到惠州后，韩思妙在市区租下一套三居室，月租3500元。

张枝萌在龙岗吉华片区的城中村生活过五年。在这个村子，一家人前后换过三个住处。第一个住处是个两居室，一家人只住了半年。2015年，他们换到了同村的一套三居室里，房子在农民房一楼，附带一个大院子，月租只要2100元。丈夫看中了大院子，他做装修，院子方便放置材料和工具，剩下的大片区域，还能供两个孩子玩耍。

搬进去没多久，张枝萌的新手机被偷走了，是苹果当年的最新款，花了8000多块买的。手机原本放在窗户附近充电，窗外的防盗网缝隙很宽，“小偷拿着专门的工具，从窗外将手机粘了出去”，这是民警推测的作案方式，手机最终没能找到。其后，丈夫将那扇窗户封死，在房子四周装了两个摄像头。

除了防盗上的隐忧，张枝萌在这里住得还算满意。前两年，房东每年涨一二百元的房租，住到第三年，房东一开口就要再涨700元，夫妻俩说尽好话，房东最终把额度降到500元，“房租差不多3000块了”。忍了两个月后，她和丈夫在同村另找了一套三居室，月租2500元。

后来，她从院子旁边经过，才发现住了两年多的地方，被房东隔成好些个单间，分租了出去，看着院子和房间的变化，她心里很不痛快，“那种无奈憋屈，让人难受”。

在吉华的第三个住处也不尽人意。楼上住着开出租的两兄弟，他们和妻子在深圳打工，逢寒暑假，再把孩子从老家接过来。

楼上的孩子当中，最小的三四岁，非常调皮，“每晚折腾到两三点，在房间里蹦蹦跳跳，有时还会扔一把弹珠到地上，制造各种噪音”，农民房隔音差，楼上孩子过来的几个月，张枝萌一家被折磨得痛苦不堪，“我都有点神经衰弱了，我老公更惨，他睡眠很差很差，那几个月他特别暴躁，爱发脾气”。

张枝萌上门沟通过几次，可收效甚微。她原本与那孩子的伯母关系不错，因为这个事情，两人交情淡了许多。

也因为如此，张枝萌和丈夫决意要买房子，俩人东挪西借凑出首付，特意选了布吉某小区顶楼的住宅，“只要我们管好自己，不影响别人就可以了”。

一次又一次地搬家，最让张枝萌最过意不去的是孩子，“老大换过三次幼儿园，还换过一次小学，老二幼儿园、学校各换过一次”。

买下房子要搬家时，“老二强烈要求别搬家，他说好朋友都在这里，如果搬走他就没朋友了。我告诉他，会有新的朋友，他说我就喜欢这个朋友。”

老大更让张枝萌负疚。老大现在读初中，很有主见，也自律，学习几乎不需要父母操心，在学校里也很得老师信任。可张枝萌总觉得，孩子跟自己隔着一层，“你想跟她多说两句话，她脸上一副'跟你没啥好说的'，想拉着她出门转转，是根本拉不出去的”。

多数父母面对青春期子女，大约都有类似的感受。让张枝萌过意不去的是，她觉得老大的叛逆，与童年的留守经历有一定关系，“老大一岁之前放在河南老家，一岁多的时候跟着老人来了深圳，三岁多又回去，五岁多又来深圳，我觉得对亲子关系是有一定的伤害的”。

“你一会儿把孩子送回去，一会接过来，心里是很难受，很不安定的。我也会经常问自己，在深圳待着到底有啥意思啊。”

2019年，李晴一家搬进龙华清湖的一套大两房里。此前他们在民治一栋村委统建楼里住了两年，小两房，带家具，租金3000多元，房东是个小年轻，性格随和，万事都好商量，李晴夫妻、孩子和婆婆住得很舒服。

搬家是因为公公也要过来，小两房不够住，他们在民治片区看了一圈，大两房的月租金到了五六千，太贵了，夫妻俩只能沿着四号线，往离市中心更远的方向找。清湖这套房子月租四千五，距离民治只有四五站地铁，价格、距离夫妻俩能接受。

房东是位50多岁的大姐，在深圳有好几套房子，人精明，且斤斤计较。一家人搬进去后，发现“床、柜子、油烟机、橱柜、马桶都是坏的”，住到第二个月，空调也坏了，维修师傅报价500元，房东要李晴出这笔钱。

处处凑合的日子让李晴窝火，“周末想好好做顿饭，柜子门一拉，掉了，抽油烟机打开，不吸油烟，只会往外吹风，饭还没做完，人搞得气急败坏的。”

一年后合同期满，李晴跟房东商量，想延期几天搬家，房东要求她多出一个月的房租。她没办法，找当初撮合这单租赁的房产中介帮忙，中介反复沟通了很久，房东才同意按天收费。“天天跟她在小钱上掰扯，这是我遇到的最有钱，也最苛刻的房东。”

城市变迁的亲历者

韩思妙一家在车公庙附近的城中村生活了大约五年。最开始他们住在上沙村，楼下是个大排档，一到晚上热闹非凡，不远处就是购物商场KKONE的施工工地，那是2014年，两人在上沙村住了很短一段时间，工地“哐哐哐当当当”的声音扰得人无法安宁，他们搬到了附近的沙嘴村。

上沙村、下沙村、沙嘴村、沙尾村，都位于福田滨河南片区。这片区域位于深圳最繁华的两个区——福田、南山的交界地带。初来深圳的上班族，在市中心谋生的蓝领人群，大多挤在这片城中村里，人流汹涌，店铺罗布。

离开沙嘴村后，偶尔从滨河路经过时，韩思妙从疾驶的车窗里，见缝插针一般，搜寻着滨河南这片城中村的变化，“拆了，好多都拆了，上沙那个菜市场也没了”。

今年3月的一个上午，我走出沙尾地铁站，施工的声音从不远处交替而至——电钻的声音、打桩的声音、钢筋撞击的声音，重型机械压过路面的声音……“这两个海景楼王，全是大户型”，两个打扮贵气的老太太，指着地铁南侧的工地说，工地位于沙尾村。不远处的高档住宅红树湾壹号，簇新的高楼耸立在工地和农民房之间，在阳光下显得熠熠生辉，那是沙嘴村的旧改项目。

得益于优越的位置，四个城中村在过去十年里都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城市更新，大片的农民房变成高楼，其中也包括韩思妙记忆中的大排档。她生活过的上沙村和沙嘴村，在城市更新中被拆除的土地面积分别为16.3万平方米和5.42万平方米。

福田辖区内15个城中村，绝大多数被列入城市更新计划。这些位于繁华地带的城中村，打工人口中的“深漂第一站”，可供出租的农民房会越来越稀少。我没有找到城中村早年的租赁数据，若以住宅租金做参考，过去10年，福田片区住宅的月租金翻了将近一倍。

保留下来的农民房，亦在经历新的变化。蛛网般的巷道里，施工的轰隆声不绝于耳，紧密的楼群之中，时不时能看见一栋笼着绿色防尘网的农民房。

被改造的农民房有个统一的名字——微棠公寓，这是深圳近两年来在推进的保障性租赁住房项目——由政府主导，对农民房进行改造，消除房屋、消防、用电等安全隐患，完善配套设施，用于解决年轻人、以及中低收入者的住房需求。

在张枝萌曾经生活过的白石龙一区，好几栋微棠公寓已经改造完成。这两年，张枝萌还会到白石龙片区找朋友聚会，这一片区紧邻深圳北站，周围风貌与她2013年搬离时相比，发生了天差地别的变化。

2010年张枝萌怀孕，与丈夫一起从罗湖搬到白石龙一区，当时4号线地铁还未开通，村里的一房一厅月租只要700元。

此前，张枝萌在罗湖生活过两年，最早是泥岗西村，那是她来深第一站。住在泥岗村，张枝萌什么都方便，步行就能到上班的地方，楼下餐饮、肉菜、水果、百货店铺应有尽有。唯一一点不好，就是当时村里还有不少做按摩的女人，夜色降临时，她们站在巷头街尾，招呼经过的每一个男性。张枝萌时不时能看到，四五十岁、神色慌张的中老年男子，跟着一个女人走进某道门里。三四年后，这些女人消失在大规模扫黄行动中。

白石龙一区，是张枝萌租住的区域中，感觉最舒服的一个地方。当时村里的租客不多，附近的生活配套完善。到了晚上，她和丈夫向东穿过一片荒地，再穿过梅龙路，就是一个环境不错的住宅社区，路上人不算多也不算少，生活气息恰如其分。

但在张枝萌的住处四周，更多的还是荒地和工地。白石龙一区西侧是一条泥巴路，东侧、南侧还是荒草地，北侧是四号线地铁的施工地，更远处是更多的工地。到今天，十几年过去了，白石龙一区西侧的泥巴路已经修成了柏油路，东侧荒地上建起了学校，南侧荒地上是一片在建中的高层住宅。这片小区域再往外延伸，更多的荒地或工地变成了鳞次栉比的高楼。

张枝萌搬到白石龙一区的第一年，只能坐公交上班，在附近站台上，她见过好几次扒手行窃，他们混在推搡焦灼的人流里，用衣服挡住手，把别人包里的手机或者钱包摸出来。每次等车坐车，张枝萌紧紧地把包捂在胸前，一路不敢放松。

好在，一年后地铁四号线开通，刚开始从白石龙地铁站上车，张枝萌还能找到座位。等到她搬离白石龙时，这个站的拥挤程度令她胆战心惊。人群随着地铁线迁入这片城中村，白石龙一区的房租水涨船高，“2014年我们搬走时，住的两房一厅，房租已经涨到1800元了”。

张枝萌搬离白石龙几个月后，李晴和丈夫在2015年3月，搬进距离白石龙3公里的龙泉新村。龙泉新村位于龙华红山片区，因优越的位置与配套，这一片区被调侃为“宇宙中心的中心”。

当时，李晴和丈夫刚到深圳不久，工资几千元，房子是亲戚领着他们租下的，二楼的单间，租金800元，房间又黑又潮，楼下是菜市场，每天早上能听到剁肉的声音，巷道上全是店铺倒出来的污水，地面常年黑乎乎黏糊糊的。

东泉新村环境不佳，但四周的景象，已在预示“中心”的气势，“马路两边的绿化很好，那一片都是比较高档的住宅区”。除此之外，围绕在红山地铁站四周的，是大片的工地或者荒地，它们演变成今天的大片商业配套、以及图书馆、美术馆等文化配套。

即便买了房子，李晴和丈夫还是渴望，某一天能把家安在红山片区。那里，高楼与高楼之间绿意葱茏，马路两边是大片的草坪与精心设计的植被景观，人行道开阔且体面，这与她现在生活的布吉形成了鲜明对比，作为老城区，布吉片区看起来更像个老旧拥挤的四线城市，“路很窄，坑坑洼洼的，人又多，我们现在出门，连散散步的地方都没有”。

离开深圳，或者留下？

韩思妙一家在惠州生活了两年。在惠州，她“住着很舒服”。“那边居住性价比还是很高的，老人也习惯”。因为舒服，她和丈夫有过在惠州安家的打算，也在周围看过几套房子。不过，当夫妻俩了解到，孩子就读当地公立学校，不只要有房子，还得将户口迁入惠州时，随即放弃了购房念头。

来深圳这些年，每每想到房子，韩思妙就懊悔不已。2013年她与丈夫结婚时，在梅州老家买了套婚房，“当时一点在深圳买房的想法都没有”。梅州的房子首付二三十万，当时在他们租住的坪洲片区，这笔钱足以支付一套小户型房产的首付。

尤其过了2015年，韩思妙总在心里骂自己“蠢”，“13年为什么错过这样的机会”。当时亲戚在深圳买了房子，韩思妙和丈夫心里直痒痒，只是手里的钱远远不够，亲戚劝他们把梅州的房子卖掉。夫妻俩不舍得，“刚刚装修好”。

2015年，深圳市以去库存为目的出台了一揽子政策——降准5次，降息5次，营业税五改二，二手房首付比例下调……调控最后衍变为楼市狂欢，2015年4月深圳新房均价为2.6万/㎡，2016年3月已涨到5.3万/㎡。

“错过了，后面（在深圳）就真的买不起了”，韩思妙的遗憾不止于此，梅州的房产如今形同鸡肋，“前些年还能出手，现在卖也卖不掉，住又没机会住，彻底成了不动产”。错过买房机遇的悔意，“在城中村搬来搬去”时尤为强烈，韩思妙和丈夫纠结过无数次“要不要回老家”。

孩子出生后，两人才斩断“回老家”这条退路，“还是替孩子拼一把吧，不然孩子长大了，从老家来到深圳，又得和我们一样，从零开始打拼。”

2016年左右，丈夫在深圳公租房轮候库提交了申请。在选择光明的这套公租房之前，他们弃选了龙华民治某个公租房项目的机会，“附近没有学位，上班也不太方便，就放弃了”。

韩思妙目前居住的公租房社区凤凰英萃城，附近是深圳中学光明分校（深中是全市最好的高中之一），“当时政府部门讲过，住在这里，基本上都有机会就读”。凤凰英萃城共有四所公立幼儿园，老二就在其中一所幼儿园，“一学期费用6000多元，老师很负责，伙食又好，我是比较满意的”。

搬进公租房之后，韩思妙买房的欲望渐渐减弱，“不用担心房东又涨租，不用老想着下一次搬到哪里，没那么漂泊了”。

搬到清湖时，李晴和丈夫已有买房的考虑。“租房不确定性太大，工作换了，房东要卖房……难免还要搬家”，夫妻俩计划，在孩子入学之前，一家人得“安定”下来。

在清湖这一年，李晴住得很痛苦，不只因为房东过于苛刻，居住成本也是个不小的压力，“算上水电一个月得5000块，当时我工资才1万，感觉一年到头在给房东打工”。

买房前的那一年，李晴常常失眠，“留下，还是回老家，（这个抉择）好痛苦啊”。当时丈夫工作异常忙碌，大多数节假日都在加班，孩子还小。除了工作，家庭里里外外要靠李晴操持，她的处境和心境，跟韩思妙在沙嘴村时有些相似，“在深圳待了好几年了，一直安定不下来，心里很不踏实”。

李晴和丈夫老家在河南，很多亲戚在郑州买了房子，家里人也催他们去郑州买房。本来，夫妻俩已经准备好回郑州看房，临时因事耽误了，“一耽误两耽误，两个月过去了，我们又变卦了，还是咬咬牙在深圳买吧。”

丈夫尤为反感老家的人情社会规则，这是两人决定留在深圳的关键原因，“你在深圳办事情，流程很便捷，规则很透明，这个跟老家差别很大”。

房子选在“房价洼地”布吉，确实是李晴夫妻“咬咬牙”买下来的。总价400多万，为了凑首付，两人找好几个亲戚借了钱。每月要还的房贷，“靠一个人的工资是负担不起的”，“我俩都上班，房价、家庭支出才能应付过去，不能出现任何的意外。刚买房时压力是很大的”。

李晴庆幸，她和丈夫的工作都相对稳定，在购房后经济最紧张的那两年，没出“任何的意外”，“否则我们也不敢买房”。

差不多的摇摆犹移，张枝萌和丈夫也经历过。2012年，丈夫辞职做电商创业，生意做了半年不见起色，他决定回河南老家跟亲戚学装修手艺。临行前，丈夫劝张枝萌一起回去，她不愿意，“害怕真的回去了，一辈子我们都出不来了”。

手艺学成以后，丈夫在老家干过一段装修生意，收款很难，“他主要给店铺、办公室做装修，自己先贴钱做，完了账收不回来”，他不得不再回深圳。这行靠口碑积累，刚回深圳那两年，手里没客户，生意还是不好做，丈夫想过带着老小，回张枝萌的老家广西谋生。

磕磕绊绊熬过一年多后，靠着口碑，丈夫的装修生意算是走上正轨，“慢慢收入上来了，现在也还可以”。

买房时，张枝萌夫妻的积蓄只够一半首付，另外一半是东拼西借的，有些是找亲友借的，还有一大部分是来自信用卡套现。

还清债务花了两年时间，“当时我俩把六七张信用卡摆在那儿，卡上标注好几号还款，拆东墙补西墙。如果一张卡没按时还上，就很麻烦”。有段时间，信用卡实在倒腾不过来，张枝萌和丈夫又找朋友借了10万，对方很仗义，问他们“10万够不够”，俩人犹豫了一会儿，回答说“够了”，“不敢借太多，怕有惰性，没有拼命赚钱的动力了。

张枝萌和李晴都买在布吉片区，她们对周围的环境、配套、学位都不太满意。张枝萌买在2019年，李晴买在2021年初，指导价出台之前，两人都属于“高位站岗”。张枝萌了解过，她的房子，目前的市场价比购入时跌了20多万。算上税费、中介费，李晴的购房成本，比当下的市场价高出70万左右。

张枝萌和李晴错过了楼市红利，她们还是期待买到更好的房子，或者说，更好的区位——李晴心仪红山片区，那是她来深的第一站，也是她最喜欢的地方，只要忽略地铁站四周数量惊人的电瓶车，红山看起来与市中心差异不大。张枝萌渴望搬到福田片区，她看中了市中心的配套，来深圳15年，她还没有在福田生活过。

在一线城市安定下来，购房远远不是长跑的终点。韩思妙、张枝萌、李晴年龄相仿，均在35岁上下。她们职业不同，工作稳定程度不同，却都跟我表达过相似的隐忧，如果眼下的工作干不下去，再去求职市场应聘，她们不知道自己还有多少机会。至于她们的丈夫，是不是怀着同样的担忧，她们没有告诉我。

（备注：文中人物采用化名）

文丨黄小邪

本文由深圳微时光原创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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