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光耀的遗产：人民的素质和领导人的远见，是决定社会命运的关键

李光耀先生的遗产是什么呢？

《论领导力》是美国著名外交家、国际问题专家与前国务卿基辛格先生于生前完成的最后一本著作。

这本著作以6位他熟悉的杰出政治家为案例，详细探讨了领导力这一重要主题。其中，本文节选自关于李光耀的章节， 讲述了这位备受尊重的新加坡“国父”的领导才能。

李光耀的遗产

1990年11月，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结束了他漫长的任期。为确保过渡稳定有序，他一点点地从国家日常治理中抽身出来。他辞去总理一职后，先担任高级部长，然后又担任内阁资政，在随后的两位总理任期中依然保留着影响力，但逐渐淡出了公众视线。

评价李光耀的遗产要先从新加坡人均国内生产总值的非凡增长说起。1965年，新加坡人均GDP是517美元，1990年增长到1.19万美元，2020年达到了6万美元。GDP平均年增长率直到进入20世纪90年代许久都保持在8%的水平。新加坡成就了现代最了不起的经济成功故事之一。

20世纪60年代末，普遍认为前殖民地国家领导人应该保护本国经济免于国际市场的压力，并通过国家大力干预来发展本国自主工业。为了表现新获得的解放，有些这样的领导人在民族主义和民粹主义冲动的刺激下，甚至认为必须让殖民时期在本国土地上落户的外国人过不安生。这样做的结果正如理查德·尼克松所写：

当今时代，评判领导人常常是看他们言辞的尖锐和政治的色彩，而不是他们政策的成功。特别是在发展中世界，太多的人白天听了一耳朵话，夜里睡觉却空着肚子。

李光耀带领新加坡反其道而行。他拥抱自由贸易和资本主义，坚持严格履行商业合同，吸引了众多跨国公司纷至沓来。他珍视新加坡的民族多样性，将其视为特殊的资产，不遗余力地防止外部势力干预国内争端，因而帮助维护了国家独立。冷战时期，大部分其他国家领导人都采取了不结盟的姿态——在实践中这经常意味着事实上默许苏联的意图，李光耀却把地缘政治的未来押在了美国及其盟友的可靠性上面。

在为他的新社会确定路线的时候，李光耀高度重视文化的中心作用。西方自由民主国家和苏联领导的共产主义阵营都认为，政治意识形态是决定社会发展的最重要因素，所有社会实现现代化走的都是同一条路。李光耀拒绝接受这个观念，恰恰相反，他说：“西 方相信世界必然追随（它的）历史发展。（但是）民主和个人权利在世界其他地方是陌生的概念。” 他无法相信自由主义主张放之四海而皆准，正如他难以想象美国人有一天会选择追随孔老夫子。

但是，李光耀同样不相信这种文明差异无法逾越。不同文化应共存互容。今天，新加坡依然是威权国家，但威权主义本身并非李光耀的目的，而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家族专制同样不是目的。吴作栋（和吴庆瑞没有亲戚关系）从1990年11月到2004年8月担任总理。李光耀的儿子李显龙的能力无人质疑，他继吴作栋之后担任总理，现在正逐渐从总理职责中抽身。他的继任者将由下一次大选决定。新加坡在这两位总理的先后领导下，沿着李光耀确定的道路继续前行。

新加坡的选举不民主，但并非没有意义。在民主政体中，民众通过选举换人来表达不满。在新加坡，李光耀及其继任者使用投票作为一种业绩评比，让当权者借以了解自己行动的效力，因此让他们有机会根据他们对公共利益的判断来调整政策。

有没有另外的办法呢？另一种更加民主、更加多元的做法有可能成功吗？李光耀认为不会。他相信，新加坡最初走向独立之时，和许多其他前殖民地国家一样，面临着被派别势力撕裂的危险。在他看来，存在严重族裔分歧的民主国家可能会沦入身份政治，而这又会加剧派别主义。民主制度的运作意味着多数人（对这个词的定义五花八门）通过选举建立政府，当政治意见发生转变时再选举另一个政府。但是，如果决定政治意见以及政治分歧的是身份定义这个不可变因素，而不是易于变化的政策差异，那么民主制度正常运作的可能性便依照分歧的程度成反比下降。多数派会永远占上风，少数派则企图通过暴力摆脱自己被压制的状态。李光耀认为，由一群关系密切的同僚组成务实的机构，不受意识形态制约，重视技术与行政能力，不懈追求卓越——这样的机构开展治理最为有效。他的试金石是公共服务意识：

政治对一个人有特别的要求，必须忠于人民和理想。你不仅是在做一份工作。它是一种召唤，和担任神职不无相似之处。你必须感人民之所感，必须立志改变社会，改善人民生活。

明天会如何呢？就新加坡的未来而言，关键问题是持续的经济和技术进步是否会导致向着更加民主、更加人性化的社会过渡。这个国家的表现若是不如人意，因而导致选民寻求族裔身份的保护，那么新加坡式的选举就可能变质，成为一党独大的种族统治的证明。

对理想主义者来说，测试一个结构要看它能否达到固定的标准；对政治家来说，要看它适应历史环境的能力。根据后者的标准，李光耀的遗产迄今为止是成功的。但是，政治家也必须经受他们所创立模式的演变结果的评判。对民意变化的容许程度早晚会成为可持续性的一个关键组成部分。在大众民主和改良的精英主义之间能否找到一个更好的平衡？这将是新加坡面对的终极挑战。

如同新加坡刚刚诞生的20世纪60年代中期，今天的世界再次进入了一个意识形态的不确定时期。关于如何建立成功的社会难有定论。苏联解体后，自由市场民主自称最可行的制度，如今却同时面临着外部替代模式的出现和内部民众信心的减退。其他的社会制度宣称自己能更好地释放经济增长，培育社会和谐。在李光耀的领导下，新加坡在转变中避开了这种斗争。李光耀对被他贬为“ 宠物理论 ”的僵硬教条避之不及。他一手设计了他所坚称的新加坡例外主义。

李光耀不是研究治理的理论家，而是不停地依照形势需要随机应变。他采取他认为有可能生效的政策，如果发现并不有效，就马上修改。李光耀总是在试验各种办法，学习其他国家的好主意，也从它们的错误中吸取教训。然而，他从来不迷信别国。相反，新加坡必须不断自问，它是否正在实现由它独特的地理条件所决定，并由它特殊的人口组成所推动的目标。用李光耀自己的话说：“ 我从来不受任何理论的限制。我遵循的是理性和现实。我测试每一种理论或科学的决定性标准是，它管不管用？” 可能柯玉芝教给了他亚历山大·蒲柏的格言： “争论政府形式的都是傻瓜，只要治理得好就是最佳。”

李光耀创造了一个民族，还确立了一个国家模式。根据本书导言中的分类，他既是先知，也是政治家。他构想出了一个民族，然后千方百计鼓励他的国家在不断变化的形势中出色发挥，实现发展。李光耀成功地把不断创造变成了习惯。此法能够适用于不断演进的人的尊严的概念吗？

西班牙哲学家奥尔特加·加塞特说，人“ 没有本质，他拥有的是……历史” 。在缺乏国家历史的情况下，李光耀根据自己对未来的设想发明了新加坡的本质，在治理国家的同时书写了新加坡的历史。在此过程中，李光耀展示了他的信念的中肯，即政治家的终极考验是他在“沿着没有路标的路走向未知目的地”的途中如何运用判断力。

李光耀其人

“环境造就了我。” 李光耀去世前3年在一次采访中如是说。他解释道，在一个传统华人家庭中成长的经历塑造了他的个性，使他成为一个“自然的儒家信徒”：

基本理念是，一个社会要良好运转，必须以广大民众的利益为重，社会利益先于个人利益。这是与（强调）个人首要权利的美国原则的主要区别。

李光耀认为，儒家理想是做君子， “孝敬父母，忠于妻子，教导孩子，善待朋友”， 但最重要的是“ 忠君报国” 。

李光耀从不和人闲谈。他相信，他来到世上是为了推动本国社会的进步，并为全世界的进步尽一己之力。李光耀丝毫不肯浪费时间。他来我在康涅狄格州的周末别墅做过4次客，每次都携夫人前来，一般还会带一个女儿。按照先前的约定，我会安排晚宴，邀请正在处理李光耀所关注的问题的领导人和思想家前来，还会邀请一些我俩共同的私人朋友。李光耀利用这样的机会增进对美国事务的了解。我两次在他的要求下带他参加当地的政治活动，一次是参加一位众议员候选人的筹款活动，另一次是出席市政厅会议。我按他的要求，仅仅对别人介绍说他是我的一位新加坡朋友。

我去拜访李光耀的时候，他会邀请邻国领导人和他政府中的高官同我举行一系列座谈。他还会安排一次晚餐会，并和我单独举行讨论，讨论时间的长短取决于当时对我俩之中任何一人有所触动的话题，不过从来都不短。所有的会见都在位于新加坡市中心的庄严的总统府举行。我多次访问新加坡，李光耀没有一次邀请我去他家，我也从未遇到过或听说过有谁去过他家。这有点像戴高乐，除了阿登纳，他也从不请人去科隆贝。

我和李光耀共同的朋友圈包括另一位国务卿乔治·舒尔茨和1974-1982年担任德国总理的赫尔穆特·施密特。我们几个人经常聚会（有时舒尔茨或施密特的日程安排不过来，就只有3个人聚）。第一次是1978年在伊朗，然后是1979年在新加坡，1980年在波恩，还有1982年舒尔茨被任命为国务卿后不久在帕洛阿尔托他家的阳台上。我们4人还参加了在旧金山北边的红树林中的一次务虚会。碰巧和李光耀一样不喜欢闲聊的施密特是舒尔茨的客人，李光耀是应我之邀。虽然我们几人对具体政策的看法并不总是一致，但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承诺，如施密特对一位德国记者所说：“ 我们对彼此从来都绝对说真话。 ”能和李光耀交谈说明获得了他的信任，表示他在自己修道般专注的生活中给了对话者一席之地。

2008年5月，李光耀挚爱的妻子、陪伴他60年的柯玉芝突然中风，瘫痪在床，无法与人交流。这场苦难持续了两年多。李光耀只要在新加坡，每天晚上都会坐在柯玉芝床边为她大声读书，有会朗读诗歌，包括柯玉芝喜爱的莎士比亚十四行诗。尽管没有任何证据，但李光耀相信柯玉芝听得到。李光耀对一个采访者说： “她为了我醒着。 ”

2010年10月，柯玉芝溘然长逝。她去世后的那几个月，李光耀破天荒地几次主动给我打电话，交谈中他说到自己的悲伤，特别是柯玉芝去世给他的生活造成的空虚。我问他有没有和孩子们谈过他的孤独。“没有，”他答道，“ 作为家长，我的责任是支持他们，而不是依靠他们。 ”柯玉芝去世后，李光耀失去了以往的活力。他仍然机智敏锐，但不复过去的努力奋进。他始终履行着他认为自己应该担负的责任，直至生命尽头，但他失去了灵感的来源，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

我和李光耀做了近半个世纪的朋友，他在表达个人感情方面一直非常含蓄。最强烈的一次是2009年他主动送给我一张他自己和夫人的合照，上面写着：“亨利，自从我们1968年11月在哈佛不期而遇，你的友谊和支持使我的生活从此不同。哈里。”李光耀对友情和对政治的态度一样，重要的事情毋庸赘言，付诸言辞只会减弱其重要性。

李光耀辞去总理职务25年后，于2015年3月与世长辞。世界各地的要人云集新加坡，来向他致以最后的敬意。许多亚洲国家的政府首脑出席了他的葬礼，包括日本首相、印度总理、越南总理和印度尼西亚总理，还有韩国总统。代表中国出席的是国家副主席李源潮。美国的代表是前总统比尔·克林顿、前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汤姆·多尼隆和我。我们都曾多次在重大政治问题上与李光耀交流过。

葬礼最感人的方面是它展示了新加坡人民与他们的国父之间的亲密联系。在李光耀的遗体接受瞻仰的3天里，数十万人冒着瓢泼大雨排队等候到他的棺椁前致敬。电视新闻频道用滚动字幕通知哀悼的民众去致敬需要排队等多久，排队的时间从未少于3个小时。李光耀把各个种族、宗教、民族和文化聚合起来，造就了一个超越他自己生命的社会。

李光耀希望他的遗产能激励而不是抑制进步。为此，他要求在他死后把他在欧思礼路的住宅拆除，以免其成为纪念场所。李光耀的目标是让新加坡发展出能应对今后的挑战、集中精力面向未来的领导人和机构制度，而不是崇拜自己的过去。他在一次采访中说：“ 我能做到的只是确保我离开时，机构制度良好、坚实、廉洁、高效，政府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

关于他自己的遗产，李光耀从来都采取冷静分析的态度。他承认有遗憾，包括对他担任国家领导人时采取的一些行动感到后悔。 “我不是说我做的一切都对 ，”他对《纽约时报》说，“ 但我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为了高尚的目的。我不得不做一些恶事，比如不经审讯就关押人。 ”他引用一句中国成语说， “盖棺论定” ，意思是等到一个人的棺材盖盖上之后，才能对他做出判断。

今天，李光耀的名字在西方已经开始淡出人们的记忆。但是历史比当代传记更加悠长，李光耀的经验之谈依然值得迫切注意。当今世界秩序同时遇到了来自两个方向的挑战。一是宗教派别的激情压倒了传统的组织结构，致使整个地区陷入解体；二是合法性主张互相冲突的大国之间敌意日益加剧。前者可能会造成混乱的扩大，后者则可能导致灾难性的流血。

李光耀的政治才干在这两种情况中都大有用武之地。他一生的努力证明，在最不利的条件下博取进步和可持续的秩序是可以做到的。他在新加坡和在世界舞台上的所作所为恰似指导课，教人如何在多种观点和背景并存的情况下培育相互理解和共存精神。

最重要的是，李光耀的治国经验说明，决定一个社会命运的最重要因素既非物质财富，亦非其他衡量实力的普通标准，而是人民的素质和领导人的远见。如李光耀所说：“ 如果你只看现实，就会变得乏味、庸俗，就会失败。因此，你必须比现实站得更高，说‘这也是有可能的’。”

*本文整理自《论领导力》，基辛格 著，中信出版集团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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