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日军宪兵司令部特工，居然和一个新四军地工成了"朋友"

在老戚破获的案子中，药品失窃案可算是最离奇最精彩的一宗。后来他之所以能两次逃脱牢狱之灾，很可能也同此案大有关系。

至于他一个中国人，是怎么当上日军宪兵特工队组长的，可点击蓝字阅读：

大约在1943年前后，南京好多家日军医疗诊所，先后发现药品及医疗材料数量出现缺漏， 而且不是小数目。

按规定，日军伤员及患病人员但凡到诊所就医者，均须逐一登记，每次用药数量也须详细记载。

那时日军对药品的管理非常严格，每隔一定时间，还有专人负责核对实际用药和库存账目是否相符。

鬼子在那段时间发现，不少诊所的库存账目和实际用药记录有不少出入，即好多药品并未用于治病，不知到哪儿去了。

当时日军虽占领了苏浙皖数省的大小城镇，但各省境内都有坚持抗日的国共军队在活动，这些部队作战条件极其艰苦，最急缺的物资之一就是药品，特别是伤员的急救药品和器材。

对此，日军当局也非常清楚，为防药品流入敌方手中，故对药品的进出来往控制极严。

当时的南京地方药房基本无药可售，普通百姓即便购买红汞、碘酒等日常家庭药，亦必须凭 “良民证”登记后才可购得少许。

城内过往的行人，如在身上被搜到可疑药品，不管三七二十一，先送宪兵队再说。

现在突然发现军队内部药品去向不明，理所当然引起了日军当局高度重视。于是，缉查任务落在了老戚他们身上。

由于此案嫌犯计划严密，加上失窃药品并未出现在南京城，因此老戚在侦查过程中费了不少周折才有所突破，其中最重要的一条线索竟然来自于日军的嫖娼。

同世界各国的间谍、特工都对妓院、酒吧、赌场深感兴趣一样，老戚他们也不外如此，上任后没多久，便同娼门内的妓女们混得很熟。

因为这些场所正是猎取情报和消遣的好去处，二战期间大名鼎鼎的苏联间谍佐尔格，就栽在一个日本妓女身上。

随着接触增多，妓女们也隐隐猜到老戚他们不是一般来头的上门客，每当老戚向她们打听一些事时，往往总是乐意相告。

有关鬼子嫖娼的事，老戚他们就是从妓女们口中得知的。

那么，妓女们又是怎样从身着便服，同样黄皮肤的来客中辨别出日本人的呢？

说来很简单，鬼子嫖客有两大明显特点：一是每次来时总很少说话，通常只简单哼哼哈哈一番就直接上床，难得开口时讲的话都是非常生硬的太君腔；

二是无一例外每次行事都戴套，这玩意在当年是极稀罕的物件，中国人既买不起又无处买，只有鬼子才用。

说及嫖娼，可能有人要问：当年日军不是有军妓营、慰安妇吗？既然如此，日军为何不就近 “方便”，而要另辟蹊径呢？

要想说清这事话就多了，在此只能扼要地讲一下：一是日军当年的军妓营和慰安妇根本就不如后人所想象的那么多，据老戚说南京也只有区区四五处；

二是日军官兵并非随时想去就去，事先得申请批准，去了之后还得排队等候，循序而入，每次总共只准半小时；

再就是由于供不应求，慰安妇们疲于应付，“服务质量”也就可想而知。

老戚曾同熟识的日军闲谈间扯过这些事，不少鬼子对这种“慰安”牢骚满腹，说好不容易轮到一次，可每次只规定半小时。

更令人丧气的是，慰安妇为了尽量减少来人在身上翻来覆去倒腾，她们总有办法让你尽快“缴械”，一般几分钟便完事大吉，半小时根本用不了。

有的鬼子戏谑地将此比之为“小便”。

这样一来，一些士兵尤其是津贴较高的军官，就对中国妓女特别感兴趣起来，因为从她们那里，总能获得曲意逢迎的满足。

当时鬼子已经不能到处任意胡来，既然身为嫖客，那就得按市场规矩行事，没有足够的嫖资休想沾边。

附带说一下的是，按日军当局规定，鬼子军人除去慰安所定点接受“慰安”外，是禁止接触中国娼妓的，可后来日军当局发现难以管束后，往往对此睁只眼闭只眼。

当然，为了维护大日本皇军的荣誉，嫖娼的鬼子总会脱掉军装换上便服，扮成中国嫖客去潇洒。

南京自明清以来，直到民国时期，夫子庙秦淮河一带一直是花红柳绿的繁华地带，秦淮河沿岸的钞库街、乌衣巷、石坝街、钓鱼巷等地，历来是娼门云集的“红灯区”。

1937年底南京沦陷后，“红灯区”自然也烟消云散，但随着后来市面逐渐恢复，一度遁迹的娼妓们又重返故地再操旧业，“红灯区”的昔日兴旺很快恢复如初。

接手药品失窃案后，老戚他们当即认定，是日本军中负责药品管理的“内鬼”所为。

继经分析，“内鬼”搞出药品后肯定要想法卖掉变成现钱，而赃款到手后总得要花销，其最可能的消费去处应该离不开妓院。

于是，老戚他们将夫子庙红灯区定为捕捉线索的重点，每天有事无事总要去转转。

果然，没隔多久便抓到了一条大鱼。

某天通过与几个妓女聊天扯闲时，老戚得知最近有个鬼子嫖客来得很勤，这家伙劲头特足，每次都喜欢花样翻新，搞得女方个个皱眉喊累。

之所以断定来人是鬼子，无非是上面所讲过的那两点：一是床上戴套，二是口音不像中国人。

讲这话时，有个女的还拿出个气球给老戚他们看，说这就是那个鬼子留下的。

当时由于套子罕见，逢日本嫖客上门时，她们总爱完事后要人家留下套套，洗干净吹成气球玩。

此外，妓女都称这家伙出手大方，不像有些鬼子磨磨蹭蹭讨价还价，同时还喜欢摆阔，经常掏出关金券（当时流通的钞票）来抖得啪啪响：“金票，大大的有，你的，大大放心。”

日本人，钱多，出手阔绰，最近来得勤，老戚他们一听，顿时感到有戏。可转念一想，日本嫖客并非一个，怎样才能辨出此人呢？

说来也该那鬼子嫖客倒霉。

正当老戚他们因妓女七嘴八舌讲不清这家伙的具体长相而皱眉头时，其中几个与他上过床的， 无意间却道出了一个重要秘密：在这家伙肚脐下方寸把处，有个铜钱大小的圆形伤疤。

有几个还摸过那伤疤，每逢此时鬼子嫖客总会呵呵直笑。

正是这个疤，成了老戚他们瞄准的靶。

他们很快去了地处鼓楼黄泥岗的日本陆军医药管理课，查看有没有肚脐下有伤疤的成员，通过档案查寻，一下子找到了一个嫌疑对象：

这家伙是个军官，下腹被刺刀捅过，肚脐下有个明显疤痕，目前是医药管理课头头之一。

讲到这事，老戚不无感叹地说：“狗日的小鬼子办事认真，每个人的档案都非常详细，连受伤的疮疤都有专门照片。”

令老戚等特别感兴趣的是，通过档案得知，这家伙竟然是个朝鲜人。

提起朝鲜人，但凡经历过1937年底南京大屠杀的市民，无不咬牙切齿。

这是因为当年攻陷南京的日军中，有相当多的朝鲜伪军，这些亡国奴出身的朝鲜人，在入城后的烧杀奸掠暴行中，比其主子日军有过之而无不及。

特别是强奸，手段特别残忍，达到令人发指的地步。

当时，老戚他们一看那朝鲜人极可能是条大鱼，潜在心里的民族仇恨加上当时的职业使命，焉能将其放过？他们当即翻拍了那个朝鲜人的头像和伤疤照片。

当他们拿着照片去找那些妓女辨认时，妓女们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就是他！”

为慎重起见，老戚他们又从妓女那儿大致统计到了那个朝鲜人的光顾次数，并由此算出了他该付的嫖资，再同其每月领到的津贴相对照，很快发现两者间存在着为数相当可观的差额。

这些钱哪来的？显然只有“请君入瓮”亲自解释了。

没隔两天的某晚，老戚和弟兄们在石坝街一家娼门盯到了那个朝鲜人。

当他心满意足吹着口哨走出一间屋时，刚陪过他的妓女向蹲点的老戚手下发了个信号，这家伙刚出大门没几步便被拷住了。

那朝鲜人一进宪兵司令部虽情知不妙，但一开始高低不招供，直到尝足大刑的滋味后，才乖乖承认如何串通几个诊所同伙偷盗药品，然后由中间买家多次易手高价转卖的事实。

老戚和弟兄们在用刑时下手特别重，有时明明知道他确实已“竹简倒豆子”了，就是不肯罢手，非得让其吃足苦头。

撬开那个朝鲜人嘴巴后，同伙的鬼子很快被一网打尽，但缉拿买主却没那么容易。

中间人倒是抓了一些（也跑了不少），可明明有藤在手，瓜却摸不着，眼看快有结果了，紧要环节却总断线。

说来也难怪，这些中间人个个只顾层层加价转手捞钱，相互又是单线来往，要他们说清最后的真正买主谈何容易，有两个死在行刑室的，断气时连下家都讲不清楚。

动足脑筋使尽手段，老戚他们最后总算盯上了一个重大嫌疑对象。

此人姓王，四十上下，面孔微胖，个子中等偏高，头上戴顶呢帽，身着灰布长衫。

有好几个落网的中间人都提到过此人，说向下家交货时，曾见其和下家在一道，但他从不亲自出面，只是在旁冷眼相看。

据他们交代，这几次交货地点都在夫子庙附近的茶楼酒肆。这药品可不像其他东西那样惹眼，一个普通小包就能装不少贵重药物，因此茶楼酒肆正是交货的好去处。

糟糕的是，这几个落网者当初的直接下家已全部逃走，单凭这点线索，老戚他们既无法找到此人，即便找到，也因证据不足而难以下手。

于是，老戚决定亲自出马碰碰运气。

他把自己扮成乞丐，带着两个落网的中间人，天天去夫子庙一带的茶楼酒馆转悠。结果，没隔两天，居然让老戚撞了个正着。

一个雨日下午，当老戚等走进一家茶馆时，两个中间人同时认出了以前见过的那家伙，此刻正独坐在一张桌边悠闲地喝茶。

老戚当时没惊动他，只是牢牢地记住了对方的脸。后来，他又单独和这人直接接触过几次，但都没有采取行动。

这王先生究竟何许人？为何又不抓捕呢？其实老戚心里一早就明白他是个“板凳腿”，就是新四军啦。

一个日军宪兵司令部特工，居然和一个新四军地工成了“朋友”，不用说其中肯定大有故事。

到底是王先生用抗日救国的民族大义打动了老戚，还是用钞票买通了后者，抑或两者兼而有之，老戚却始终未透露具体情节。

这桩药品失窃案的结局，多少有点不了了之的意味，虽然最终没搞清被盗药品的准确去向，但未出鬼子预料，正是中方军队。

不过，老戚他们好歹算是揪出了内鬼，堵住了漏洞，日军当局倒也算满意。

这个药品失窃案牵涉二十多人，除少数经保释得以幸存外，大多数被处决或死于刑讯，涉案的鬼子军人也无一幸免。

到这时，这起闹得沸沸扬扬的药品案也就此了结了，但老戚和王先生的命运，似乎在未来还有所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