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的未成年人犯罪，都是怎么判的？

夏禹时代，作《禹刑》。

商祖甲二十四年，作《汤刑》。

周景王九年，子产铸刑书，法律始成文。

周威烈王十九年，李悝著《法经》，为我国第一部，较成系统的成文法典。

秦颁《秦律》，隋作《开皇律》，唐作《唐律疏议》，明作《大明律》，清作《大清律例》......

数千年来，我国古代律法一直都在不断完善。

纵观古代各朝律法，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问题，虽然处罚手段颇为不同，但其中一以贯之的原则，即四个字：“矜弱恤幼”。

即对鳏寡孤独、老幼病残等特殊群体，以及情有可原的犯人，体恤其难，对其罪过给予一定程度的宽宥。

以年龄作为依据，确定一个人的罪过，始于西周。

西周以礼法治国，因而我们也可将《周礼》、《礼记》视为西周的法。

《周礼》载三赦之法：“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旄，三赦曰憃（蠢）愚。”

指的是对于年纪幼小的、上了年纪的、天生痴呆的三种人，除了故意杀人的重罪之外，他们所犯的其他罪行都可赦免。

《礼记》载：“八十九十曰耄，七年曰悼，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焉。”

对“老幼”的概念，给予明确标准，即80岁以上的老人、7岁以下的娃儿。

战国时，李悝作《法经》，其中规定“罪人年十五以下，罪高三减，罪卑一减”，即15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可以减轻处罚。

《周礼》载：“七尺谓年二十，六尺谓年十五。”

因而，以《法经》为基础所制定的秦律中，也就以身高作为依据，以确定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

以《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中所载的几个案例为例，我们且来看看，秦时的未成年人，在哪些情况下需要受到哪些处罚？

第一个案例，是“马食人稼案”。

甲小未盈六尺，有马一匹自牧之，今马为人败，食人稼一石，问当论不当？不当论及偿稼。

甲年幼，身高不到六尺，有马一匹，自己放牧，因马儿被人惊吓，吃了别人家的庄稼禾苗一石，这种情况不予论处，也不用赔偿别人的庄稼。

由此可以看出，一般的违法行为，未成年人是可以不用承担法律责任的。

第二个案例，是“遣人盗杀案”。

甲谋遣乙盗杀人，受分十钱，问乙高未盈六尺，甲可论？当磔。

甲教唆乙盗劫杀人，分十钱，而乙是未成年人，身高不到六尺，故而甲应该要被车裂。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是教唆未成年人犯罪的，只处罚教令者，不处罚被教令者。

第三个案例，是“盗牛案”。

甲盗牛，盗牛时高六尺，系一岁，复丈，高六尺七寸，问甲何论？当完城旦。

甲去偷牛，案发时甲的身高为六尺，刚够负刑事责任的年龄，因而囚禁一年，一年之后再量，身高到了六尺七寸，已达成人标准，因而将其判“完城旦”，即被罚修筑城墙的劳役刑。

由此可以看出，如果是未成年人犯了重罪，则先采取监禁措施，待其成年后再量罪定刑。

汉代以后，基本也都继承了前朝的立法精神，但对未成年人的年龄限定，作了调整。

汉惠帝时，规定“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七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

汉成帝时，规定“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

汉光武帝时，规定“年未满八岁，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以7至8岁为未成年人的界限，除了故意杀人等重罪之外，也不需承担刑事责任。

唐朝，是我国古代律法走向成熟的时期。

唐朝的律法，首次对未成年人的犯罪判罚作出了系统的规定。

《唐律疏议》中，设有“老小及疾有犯”规定：

“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年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即有人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赃应备，受赃者备之。”

由此可见，唐朝律法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进行了详细的年龄段划分。

第一种，即10至15岁，若是罪不至流放的，都可以通过缴纳钱财的方式减免处罚。

第二种，即7至10岁，犯下谋反、谋大逆、杀人等重罪的，应将案件上报朝廷，由皇帝重臣商议，对案件作出最终裁决。至于盗窃、伤人等罪，亦可通过缴纳钱财的方式减免处罚。

第三种，即7岁以下，不论犯有何罪，都不需要承担任何刑事责任。如是教唆7岁以下的未成年人犯罪，仅惩罚教唆者，但未成年人所得之赃物必须偿还。

同时，唐朝法律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也设定了追溯时效：“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

譬如未满7岁时犯下杀人等重罪，但到了8岁才被发现的，也不予追究刑事责任。

此外，唐朝法律还有规定，对于一些触犯了礼教的行为，如殴打父母属于“恶逆”，依律虽是勿论，依礼却属不孝，即使是未成年人，也不能免其罪责。

以儒家“矜老恤幼”、“爱幼养老”等作为理念基础，因而《唐律疏议》关于未成年人刑事责任年龄的规定，根据未成年人的不同年龄段给予不同惩罚的做法，基本上也都被后世各朝各代全盘继承。

从这一角度来看，《罗马法》虽和《唐律疏议》有着类似之处，但也有着本质上的不同。

相似之处，是《罗马法》中也认为7岁之前不属于犯罪，7至14岁之间，需要根据行为人辨别能力的高低，来定其责任能力有无，14岁以上则为完全刑事责任年龄。

本质上不同，是《唐律疏议》贯串了儒家礼教“悼与耄，虽有罪，不加刑”的主张，更多体现了中国古代伦理法的特点，而《罗马法》则是以人的主观认识与辨别、控制行为的能力，作为区分刑事责任的标准。

宋之《宋刑统》，明之《大明律》，对于未成年人犯罪的相关规定，大抵与《唐律疏议》相近。

明朝时期，针对未成年的罪犯，有了专门的监狱，其性质与如今的少管所大同小异。

到了清朝，《大清律例》沿用了《唐律疏议》的相关条例，仍是以7岁以下、7至10岁、10至15岁这三个年龄段做为依据，对未成年人的刑事责任进行划分。

但在一些特殊案件的处理上，已不再拘泥于年龄限制，而是更多去考虑案件本身的性质。

譬如，一个未成年人犯下了杀人重罪，官府应先根据“六杀”体系进行案情梳理，以判定案件性质。

“六杀”者，始于晋朝律法，即谋杀、故杀、斗杀、误杀、戏杀、过失杀，虽然都是杀人，但其判罚程度不同。

雍正年间，有兄弟二人同去挑土干活，族兄丁狗仔18岁，族弟丁乞三14岁。

丁狗仔欺丁乞三年幼，强迫丁乞三挑重筐，丁乞三不从，丁狗仔以石块土块扔之，丁乞三忍无可忍，亦捡起石块土块回扔，不慎当场把丁狗仔砸死。

若按《大清律例》规定，丁乞三虽未成年，但已是14岁，应直接判处“绞监候”，即判处绞刑，但不立即执行，而是先囚起来，待秋审视再视情况处理，到时要么直接绞死，要么减等发落。

但雍正看到案件卷宗之后，认为丁乞三的反抗行为情有可原，因而参考了7至10岁未成年人犯罪的处理办法，改轻判“从宽免死，照例减等发落，仍追埋葬银两给付死者之家”。

此案过后，朝廷下令，各地的10至15岁未成年人杀人者，如有类似丁乞三的情况，都可以通过上请以减免刑罚。

乾隆年间，有两名9岁的男孩，一名刘糜子，一名李子相，二人同去放羊。

刘糜子讨李子相葫豆吃，李子相给了，刘糜子吃完之后还想再要，李子相不再给，刘糜子因此殴打李子相，推搡中，李子相撞到石头，当场身死。

依《大清律例》，刘糜子未满10岁，可享宽宥特权，因而地方督抚对刘糜子作出“减等至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收赎，追埋葬银二十两”的判决。

案件上递朝廷之后，被乾隆驳回，改重判“绞监候”，并由此更改了10岁以下未成年人杀人死罪宽宥条件的限制。

由此可见，到了清朝时，对于未成年人的犯罪处罚，已较先前各代有了长足进步。

中国的法治进程，数千年来一直都在进步。

但显然，这个世上并没有什么法令条规是十全十美的，我们的法律改革仍是任重道远。

未成年人，就如含苞待放的花骨朵，他们朝气蓬勃，他们意气风发，他们代表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未来。

因而我们可以说，保护好未成年人的相关利益，始终都是一件刻不容缓的大事。

我们所希望的未成年人保护法，它应该是一部，能够为全体未成年人带来更加安全生存环境的法典，它应该优先保护那些遵纪守法的未成年人，它应该对那些霸凌者、施暴者、凶手具备十足的震慑力。

我们不希望它成为那些霸凌者、施暴者、凶手的“护身符”，因着诸如“未成年人不负刑事责任”此类限定，使得他们为所欲为、放肆作恶。

矜恤弱者，爱惜民命，是法治的出发点。

未成年人是弱者，需要矜恤。

未成年人中的那些受害者们，有的永远失去生命，有的身心遭到重创，他们更加需要矜恤，更加需要讨回公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