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愤极大”，然后怎么办？

差不多每隔一段时间，社会上总会响起一轮对某些“民愤极大”的社会热点的讨论。尤其是那些激起公众道德厌恶的那种事件，像 “处死人贩”的呼吁不时席卷全网，所不同的是网络社交媒体的特性，使得这种关注相比起以往，更少讨论，而更多的是在表态——它一般只给你“赞成”或“反对”两个选择，你也不需要多思考，“是中国人就转”。

不难设想，在这种充满义愤的声浪中，往往是那种斩钉截铁的呼声最容易得到叫好：“拐卖儿童哪有不严重的？应该一律判死！”

如果你反对，那得到的常常是一个看起来令人无法反驳的答复：“如果你有孩子你就知道了。”有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也如此表白：我不指望国家能听我的呼吁，它当然不会听，但我就是要喊出来，因为那实在太可恨了。

这些声音当然值得听取，“伤害中国人民的感情”向来是一件很严重的事。但在此也可看出中国人意识深处那种“情胜于理”的特点，人们对这类案件的关注，并不完全是基于“法”，倒不如说更多的是基于“情”。

呼吁拐卖儿童者应该处死，是因为人们在感情上普遍觉得，这类罪犯实在令人咬牙切齿地可恨，受害家属所受到的情感创伤远甚于一般的诈骗之类普通案件，甚至可能的话最好能把他们处死几遍。

毫无疑问，被拐儿童的家人是极为痛苦的（那些贩卖自己亲生孩子的除外），而这种情感之所以能引起社会的普遍共鸣，是因为能激起一种感同身受的道德义愤。

“情胜于理”思维的后果，是不同感受的人可能完全抱有不同的观点。在旁人看来是极其偏激的举动，在情感受伤害的人自己看来则是完全正当且恰如其分的反应。

一度热烈讨论的“伤医入刑”，在医生人群中激起的共鸣无疑要强烈得多，如果你对此持中立乃至反对立场，那就可能冒一种风险：被你的医生朋友们指责“无法理解医生的苦楚”。

在拐卖妇女儿童的案件中也一样，如果你也有相似的处境，那这一道德义愤就更为强烈，所以许多人才会以“等你有孩子就知道了”来回应那些不赞成的意见。但这都忽略了一点： 法律在本质上对所有人都是平等对待的，而无法特别顾及某一群体的情感需求。

有句古老的法律格言：棘手的案件制造恶法。意思是，案由越是让人同情，我们就越容易为了一个特定的结果或特定的群体而给予救济，有时法律就因此遭到破坏。

“民愤”是一种朴素的正义感，但要小心：它和法律及量刑标准不是一回事。法律条文一旦订立，至少在理论上来说是普遍适用的，然而社会上案件的实际状况千差万别，随着时代的推移又有很大改变——在道德保守年代，可能勾引已婚妇女都算“民愤极大”，可以处死，但现在人们至少会觉得那罪不至死。

按我朋友周沐君的话说，中国人在想象法律应该是什么样子的时候，“依据是个人一时的好恶，而非这个条文最后会怎样协调各种异质性极强的社会关系”。

我隐约觉得，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法律仍然是政治的工具，人们默认法律应该服从社会上特定的政治诉求，所以很多人觉得某些可恨的罪犯（比如人贩子、贪官）应该严办，而为了响应这种社会期许，国家也会不时开展专项行动，整治贪污、拐卖妇女儿童、黄赌毒等民愤极大且社会危害严重的罪案。

在中国的语境中，“专项行动”通常意味着对相关案件从重、从严、从快处理，以使民怨得伸，人民获得某种“正义即刻得值”的快感。很多人并未意识到，这在某种程度上也导致了量刑的任意性——因为同样的罪状，在公众呼声高涨的严打期间便可能获刑加重。

2008年杨佳袭警案

与此同时，也正是因为这种情胜于理、胜于法的观念，导致在“情”与“法”出现矛盾时，中国人常常本能地站在“情”的一边——人们觉得“可恨”的罪犯应该从重惩处，但对那些虽然犯法、却情有可原的则寄予无限同情，以至于前些年导致六死五伤的杨佳袭警案，凶手杨佳本人竟获得不少叫好声。在这种心理下，如果法官跟百姓解释，为何人贩子不能处死，可能好多人还觉得想不通——“这么可恨，为何不能处死他？”

法律遵循的逻辑，和道德、情感不是一回事。固然，决定美国的最高法院判决的变量中，也会包含“时代精神”，且法律本身也是为了维护民众的利益，但过分为一时的特定案由而改变，那司法的独立性就不复存在了。

2003年加州法院审理在学校背诵《效忠誓词》是否违宪时，美国社会为此争论不休，负责撰写判决书的法官对此做出基本表态：“我们不可以，也必须不可以，允许公众的情感或呼声左右我们的判决。”

对此，也许不少中国人会想不通：如果法律不能响应我们的呼声，那我要这个法律干嘛？这就涉及到一个现代社会的根本问题：在复杂的社会互动中，应该以什么作为人们行为的恰当标准？

在晚明时，中国社会日趋商业化、多元化（在当时另一些看来则是无序化），而在王阳明心学影响下，人们普遍“自认自己动机纯洁而把自己的意见当作天理”（王汎森语），结果是社会在纷争之中缺乏约束各自外在行为的客观标准，而只能看情况权宜从事。

从某种程度上说，中国社会迄今为止都没有建立起一套社会行为的规则，即使有规则，人们也常常不当回事，这一点，仍可以从当下人们对法律的态度上看出来，因为法律正是一套以“论迹”而非“论心”为主的客观规则体系。

拐卖孩童的确是极可恨之事，我可以体会（我有孩子，这使我有资格这么说），但现在社会呼吁严惩这种犯罪，主要的目的无非是想通过严惩来震慑乃至消除这一犯罪行为。那么问题在于：把拐卖孩童者一律处死，能否达到这个目的？

答案恐怕是否定的。如果没有其它一整套综合治理手段的配合，这不会有太大效果。否则，明太祖朱元璋以“剥皮揎草”这样极其酷烈的手段对付贪官，那明朝早该是清廉到绝灭了贪污犯罪的朝代了。与一般人设想的不同，现在中国《刑法》中对拐卖妇女、儿童罪的惩处已经是相当严重了：起刑点是5年，情节恶劣者可判处死刑。

刑法的惩罚必须有梯度，否则既违背刑罪相适应原则，又会反过来激起犯罪者更加走极端：既然贩一个孩子是死，贩十个也是死，那就干到底了。因此，严厉的惩罚只能震慑尚未犯罪的人，但却会使人一旦犯罪之后朝极端化发展。而这反过来会使得犯罪更加隐蔽化、解救被拐儿童更困难、以及被拐孩子的“价格”急剧攀升。

真正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有一套社会综合整治方案，而不能寄望于一帖“吃了就好”的猛药。这就像政治家不能怀揣着那种“恐怖分子太可恨了，应该见一个杀一个”的念头，但贸然出兵的结果却反而使情形更糟糕了。重要的是改变犯罪生态、消除引发那种犯罪的社会土壤。

在全世界无论哪里，都有很多自己无法生育的父母想要个孩子，如果他们没有合法的收养制度可以依靠，那就会从非法途径“买一个”。如果能让人们正当、合法地收养孩子，配合以社会自发的救助体系、侦破手段，此时再辅助以法律的震慑，才可能奏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