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德国成为犹太复国主义至上的国家：新左翼如何成为以色列的帮凶

2001年，德国前外长约施卡·菲舍尔（Joschka Fischer）在进入以色列犹太大屠杀纪念馆时戴上了犹太帽。(艾萨克·哈拉里/盖蒂图片社）

自10月7日起的五个月内，全球各地的人们震惊地目睹了德国借助对大屠杀的记忆，来抑制对以色列加沙战争的批评声音。德国政府在处理这一冲突的态度上，与美国大致相似：两国都加大了对以色列的军事支持，并支持以色列在国际法院对抗南非。至于在打压那些同情和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抗议者、艺术家以及知识分子方面，德国的行动力度超越了美国。德国利用自己对过去种族灭绝事件的责任感，来树立一种道德权威。

将大屠杀作为借口来抑制对以色列批评的做法，与德国所倡导的“记忆文化”（Erinnerungskultur）背道而驰，而后者曾被许多国际观察家视为反思过去的典范。五年前，哲学家苏珊·尼曼（Susan Neiman）曾在著作中高度赞扬德国的记忆文化，认为它是美国的楷模。

如今她认为德国的记忆文化已经“失控”。尼曼指出了一种德国特色的“哲学麦卡锡主义”，这种麦卡锡主义因经常针对批评以色列的犹太人，例如《纽约客》作家玛莎·格森和艺术家坎迪斯·布赖茨，故将其称作“犹太复国主义麦卡锡主义”似乎更加贴切。

虽然社会的关注自然而然地集中在这些被迫害的犹太人个案上，但德国记忆文化的起源和演变却鲜少被提及。尤其在美国，许多人过去将德国视为一个相对进步的国家，如今却认为德国的大屠杀记忆文化始终要求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这种观点过于简化且颇为奇怪。事实上，大屠杀记忆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深入联邦共和国政治体系的根基。在过去二十年中，这种记忆文化逆转了，德国放弃了由大屠杀所赋予的对人类的责任，转而仅对以色列负责。

这种倒退在很大程度上可归因于安格拉·默克尔，她主导了德国政界近二十年的大部分时间。但在过去几十年中，不同的政治力量汇集在一起，形成了德国中左翼与美国及以色列右翼之间的奇特一致性。如今，德国由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联合政府领导，在以色列问题上，正如尼曼所指出，这个联合政府的政治立场似乎比美国国际政治行动委员会（AIPAC）还要右。

要理解这种特殊的一致性，有必要回顾20世纪60年代的德国记忆文化，当时的新左翼力图正视纳粹历史，我在我的首本书《乌托邦或奥斯威辛集中营》中叙述了此事。这些活动家是最早将民族身份与国家对大屠杀责任结合起来的德国人。不同于当今在德国流行着的短视超犹太复国主义，他们的行动基于对大屠杀教训的普遍主义理解，而不是对以色列的特殊主义关注——即便他们的初衷仅仅是为了安慰德国自身的良心。

1968年一代与以色列

美国的“婴儿潮”一代是抗击纳粹的那一代人，即所谓的“最伟大的一代”的后代，而西德的“婴儿潮”一代则是被称为“奥斯维辛一代”的后代。对于1968年的一代人（或Achtundsechziger），正视纳粹主义并从大屠杀中汲取道德教训，不仅具有重要的存在意义，也是极其个人化的事情。随着年龄的增长，他们开始挑战对德国主流对不遥远的纳粹历史的沉默态度。

西德的首任总理、基督教民主联盟的康拉德·阿登纳实际上抑制了对纳粹主义的真正审视。许多曾参与纳粹政权的人士被平反并恢复了他们原有的职位；到了20世纪50年代中期，公务员、司法和学术界的精英阶层在很大程度上恢复了第三帝国时期的面貌。

许多在西德长大的年轻人感觉自己“被纳粹包围”，正如一位受访者所表达的。到了20世纪60年代中期，他们不仅看到了个人层面的连续性，也觉察到了结构上的连续性：联邦共和国或多或少是一个法西斯国家，或至少是一个“前法西斯”国家。学生运动的兴起正是对这种真实与想象中的连续性的反抗。

1967年6月2日，在一次反对伊朗国王访问西柏林的示威活动中，西柏林警方杀害了学生本诺·奥内索尔格（Benno Ohnesorg）。三天后，以色列发动了六日战争。在此之前，西德新左派倾向于支持以色列，视之为一个社会主义项目。但随着奥内索尔格被杀和随后学生运动的激进化，西德新左派的立场转向反对以色列，认为以色列成了美国帝国主义在中东的桥头堡——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对右翼媒体大亨阿克塞尔·施普林格大力支持以色列的反应。

在接下来的十年中，随着对以色列的关注和批评日益增多，西德左翼的一部分人从反犹太复国主义转向了反犹太主义。1976年，法兰克福学生运动的成员和两名巴勒斯坦人劫持了一架法国航空的飞机，将其飞往乌干达的恩德培，并将以色列乘客和犹太乘客与其他乘客分开，后者获释。这一事件震惊了西德新左派中的许多人，包括法兰克福“革命斗争”组织的领导人约施卡·费舍尔。

费舍尔后来反思这一事件，尤其是分开犹太乘客和非犹太乘客的做法，使他意识到一些人在试图与国家社会主义及其罪行划清界限时，却不知不觉中重复了纳粹的罪行。在接下来的几年中，新左派政治计划的失败，尤其是与恐怖主义的纠缠，彻底改变了费舍尔的世界观，迫使他重新考量许多政治立场。纳粹历史和德国对此的责任仍是他思考的核心，但从中吸取的教训已经发生了变化。

康拉德·阿登纳

特别是，费舍尔逐渐摒弃了他早期的反犹太复国主义立场。例如，1982年以色列入侵黎巴嫩时，他作为绿党的新成员，在党内为以色列辩护，反对批评者。他和许多昔日的同志一样，也与联邦共和国达成了和解，因为在许多曾幻想破灭的激进分子看来，联邦共和国是抵抗法西斯主义的脆弱民主堡垒。德国历史学家海因里希·奥古斯特·温克勒称之为“阿登纳主义后的左派”——换句话说，现在的左派接受了许多康拉德·阿登纳的立场，而阿登纳正是学生运动视为法西斯国家象征的政治人物。

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德国国家体制

费舍尔现在越来越关注纳粹历史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1985年，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结束40周年之际，费舍尔为《时代》周刊撰写了一篇文章，得出结论："只有德国对奥斯威辛集中营负有责任："只有德国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责任才是西德国家政策的精髓。其他一切都是后话。”菲舍尔试图从大屠杀的责任原则中推导出德国外交政策的愿景。

当时，他认为这一原则意味着拒绝使用武力。但在1995年斯雷布雷尼察大屠杀之后，他放弃了这一立场。他的朋友丹尼尔·科恩·本迪特（Daniel Cohn·Bendit）是1968年5月巴黎事件的明星，后来搬到法兰克福成立了革命斗争组织。在此之前，只有中右翼主张这一立场；绿党则将其视为德国再军事化的借口。但费舍尔在致党内的一封公开信中问道，如果他这一代人不采取一切手段防止种族灭绝，他们岂不是和他们的父辈在纳粹时期一样失败了吗？

三年后，当费舍尔成为社会民主党人格哈德·施罗德（Gerhard Schröder）领导的红绿政府的外交部长时，他有机会将自己的想法付诸实践。奥斯威辛集中营对德国外交政策的影响问题，几乎在为防止科索沃种族清洗而进行军事干预的问题上立即成为焦点。

绿党人的辩论尤为激烈，他们既坚持和平理念，又对大屠杀负有责任。他们似乎要在两个原则之间做出选择："绝不再战"导致一些人反对北约对塞尔维亚的军事干预，或至少反对德国参与其中；"绝不再战奥斯威辛"则导致其他人（如费舍尔）支持北约的干预和德国的参与。

这种对奥斯威辛集中营的痴迷导致了一场自恋式的外交政策辩论，辩论的焦点往往不是相关地区-这里指的是巴尔干地区，而是德国本身。尽管如此，与恩德培会议之前相比，费舍尔现在更多地为以色列辩护，但他的"奥斯维辛永不再现"的想法仍然是一种道德普遍主义的愿望，即防止世界上任何地方发生种族灭绝。

从普遍主义到特殊主义

虽然费舍尔在1999年就科索沃议题取得了辩论的胜利——在绿党的支持下，德国的四架“龙卷风”战机加入了北约对塞尔维亚的轰炸行动——但随后形成了一种共识，认为他出于政治目的“将奥斯威辛集中营工具化”。在我后来对德国外交部前国务秘书、后成为慕尼黑安全会议主席的沃尔夫冈·伊辛格进行的采访中，他表示，他的前任上司“夸大了论点以赢取国内支持”。从那时起，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德国外交政策的辩论中不再像90年代那样被频繁提及。

然而，对于以色列而言，情况则有所不同。德国对以色列的支持可以追溯到阿登纳时期，1952年，他同意支付赔偿金，并开始向以色列提供武器。当引用奥斯威辛集中营在外交政策辩论中变得不再受欢迎时，一些右翼人物开始采用“国家责任”一词。费舍尔在1985年的一篇文章中重提此词，以更明确地强调德国对以色列的责任。

正如记者帕特里克·巴纳斯在2002年《法兰克福汇报》上所述，“不能让希特勒死后获胜，这对德国来说是一种国家责任。”犹太人民依然被敌人包围——确保这些敌人未能获胜既符合德国的国家利益，也有助于防止纳粹主义再次兴起。

2005年，默克尔成为德国总理，红绿联合政府时代宣告结束——她将在此职位上继续效力16年。她在上任三年后的首次议会演讲中宣称，她所有的前任都认识到德国对以色列安全负有特殊的历史责任。“这一历史责任是我们国家政权的一部分，”她如是说。

默克尔的这一讲话似乎受到了2000年至2005年德国驻以色列大使鲁道夫·德雷斯勒影响，他在2005年的文章中写道，“以色列的安全对德国的国家利益至关重要，因而也是我们国家利益的一部分。”尽管这一表述最初出自费舍尔，但根据《明镜周刊》的最新报道，默克尔的团队认为这听起来更像是顽固的“基督教民主党话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也体现了默克尔的政治风格：她以“别无选择”的政策立场著称，试图将德国对以色列的政策置于民主争论之外，并对以色列安全作出“绝对而毫无疑问的承诺”——正如历史学家尤尔根·齐默勒所指出的。

默克尔在任期间，成功地将对以色列的承诺上升为德国国家政策的核心原则，这一点在德国各政治派别中获得了广泛的共识认同。2021年，德国社会民主党、绿党和自由民主党组成的新政府，通过了一项经过深思熟虑的协议。该协议明确提出：“对我们而言，保障以色列的安全便是维护德国的国家安全。”这句话在10月7日对以色列的袭击发生十天后获得了再次强调，当时以色列已对加沙地带投放了成千上万的炸弹。此时，德国总理奥拉夫·肖尔茨再次强调了这一安全承诺。（值得一提的是，他的国家安全顾问Jens Plötner曾在德雷斯勒担任大使期间，在德国驻以色列大使馆工作。）

默克尔卸任后，越来越多的声音批评她的外交政策遗产，尤其是在处理某些大国和俄罗斯关系上，她被指责过分重视经济利益而忽略了安全考量。自10月7日以来，默克尔对德国对以色列政策的影响被进一步审视，其结果被认为是灾难性的。自2009年内塔尼亚胡再次成为以色列首相开始，以色列的政治倾向日益右翼。在这种背景下，德国发现自己在批评以色列方面处于一个非常棘手的位置，即便是在以色列对加沙地区进行驱逐和屠杀行动时也是如此。

超犹太复国主义的德国

在2010年代，我曾思考，国内公众支持率的下降是否会导致德国对以色列承诺的减弱。对德国人而言，纳粹历史既是存在的也是个人的，而那些对纳粹历史持有更加疏远和漠不关心态度的德国人已取代了他们的位置。一本影响深远的书《Opa war kein Nazi》（“爷爷不是纳粹”）描述了这一代人如何无法想象他们的祖父母参与暴行。此外，德国社会变得更加多元化，移民对纳粹历史的教训持有自己的见解。

令人惊讶的是，过去十年中，与其说德国是后犹太复国主义的，不如说是超犹太复国主义的。即便大屠杀的集体记忆因世代更迭和人口结构的变化而变得复杂，德国的精英们仍加倍坚持对以色列的承诺。实际上，他们这样做部分是出于担心他们对纳粹历史教训的理解不再得到广泛认可，希望在为时已晚之前使这种理解成为不可谈判的条件。

约施卡·菲舍尔在绿党的继任者们不仅同意将对纳粹历史教训的理解从普遍主义转向特殊主义，并且成了其最积极的捍卫者。绿党的主要政治人物，如外交部长安娜莱娜·贝尔博克和经济部长罗伯特·哈贝克，均是以色列最坚定的支持者，也是反犹太复国主义和支持巴勒斯坦声音的最严厉批评者。

约瑟夫·费舍尔

不过，与美国保守派不同，他们将无条件支持以色列视为一种反纳粹主义的表现，也就是说，是一种进步的立场。费舍尔因2003年反对入侵伊拉克与美国新保守主义者发生冲突而被人记住，但现在，某些绿党人的立场更接近新保守主义者而非左翼。

施普林格媒体公司在以色列问题上的立场实际上已成为整个德国政界的立场，包括新左派的继承者们，他们在1967年因施普林格支持以色列而变得激进。最近，施普林格领导了一系列针对以色列批评者的猎巫行动，例如巴勒斯坦裔德国记者内米·哈桑，他最终被德国公共广播公司ZDF解雇。该公司的员工被要求签署一份支持以色列的声明。在德国的一个州，基督教民主党将类似对以色列的承诺作为公民身份的要求，其他州也提出了类似的提议，仿佛现在所有德国公民都是施普林格公司的员工。

去年，《时代报》基于施普林格首席执行官马蒂亚斯·多普夫纳泄露的电子邮件发布了一篇令人震惊的调查报告。在其中一封邮件中，多普夫纳总结了自己的政治信念，最后用了一句令人不寒而栗的话，这也恰如其分地描述了过去几十年德国政治共识的形成：“犹太复国主义高于一切”。

作者简介：汉斯·昆德纳尼是纽约大学雷马克研究所的访问学者，著有两本关于德国的书：《乌托邦或奥斯威辛集中营》和《德国权力的悖论》。
文章信源：《Dissent》（异议）
信源简介：《Dissent》（异议）杂志是一本总部位于美国的季刊杂志，成立于1954年。这本杂志主要关注政治和文化议题，以其批判性的视角和进步的政治立场而著称。《Dissent》杂志是左翼思想和社会民主运动的重要论坛之一，致力于推动公共辩论，并对现代社会、经济和文化问题提出深刻的分析和评论。其常常涉猎如工会运动、种族和性别平等、环境保护以及国际劳工权利等议题，提供多元和深入的视角。它不仅是政治评论家和学者的重要发声平台，也吸引了广泛的读者群，包括学者、学生、作家和普通公众。该杂志经常发表深度报道、评论文章、书评和对话，以及批判性的社会和文化分析，力求在公共辩论中提供有力的左翼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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