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中国在经济很困难的情况下要搞“两弹一星”?

——你了解咱们的队伍吗？（158）

主 编：崔晓汉

总撰稿：徐焰

顾 问：毛新宇

1958年5月，苏联第一颗人造卫星上天后的第二年，毛泽东同志提出:“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一个月后，他又强调:“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以的。”在各方面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为什么毅然作出发展原子弹、导弹、人造卫星的战略决策?

毛泽东对原子弹表现出既重视又藐视的态度，其精辟见解和从容气度让今人也为之钦佩

1945年8月9日，延安的中共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在头版刊登了一条消息，美国在日本广岛投下了一颗原子弹，并加上了“所有生物被烧死。该城烟火弥漫，高达四万英尺”的标题。

据当年报社的同志回忆，这天大家开庆祝会时，毛泽东却打来电话找到社长博古，批评这是“政治性很强的原则错误”。接着，毛泽东又把负责编辑的同志叫到枣园，严肃批评了一个多小时，认为不应该如此渲染原子弹的威力。翌年8月6日，毛泽东在延安枣园的树阴下会见了美国记者安娜·路易斯·斯特朗女士，在谈笑风生纵论天下时谈到原子弹--开始翻译说成“scarecrow(稻草人)”，他认为译成“Paper Tiger(纸老虎)”才准确。“原子弹是美国反动派用来吓人的一只纸老虎”，这句世界性的历史名言表现出的宏大从容气度,恰恰是敢于同美蒋反动派斗争并赢得胜利的重要保证。毛泽东并非不重视原子弹，看到爆炸的首篇报道便批评报社，就反映出他从一开始就预见到核武器所具有的物质破坏和精神威慑的双重作用。

广岛、长崎腾起的蘑菇云,给当时还套着几重枷锁的中国人带来新的压力，基本停留在农业社会的神州古国此刻还不能生产重型坦克、飞机等热能装备,核能武器的出现又会把中国远远抛在世界武器发展跑道的后面。在延安时期的困难条件下，毛泽东侧重于以豪迈的精神对抗威慑，一旦有了国家政权，他便准备以“跨代”的方式掌握具有巨大物质力量的原子弹。

时不我待，科学论证，艰难起步

1954年10月3日，毛泽东与苏共中央第一书记赫鲁晓夫在中南海颐年堂正式会谈，在双方的蜜月气氛中，毛泽东提出“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并询问在这方面能不能有所帮助。赫鲁晓夫听后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他认为中国有了苏联的核保护伞就行了，并且如果中国真的搞核武器，现在就是把所有的电力都投入进去也不一定够用。据长期担任毛泽东翻译的师哲回忆，这是毛主席第一次正式提出准备搞核武器，不过却是经过相当一段时间的深思熟虑。此刻中国正处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的第二年，仍然连一架飞机、一辆汽车都不能制造，却想搞最尖端的工业科技结晶的核武器，难怪会让赫鲁晓夫吃惊。

当时从外部条件看，美国在朝鲜战争期间对新中国一再实施核威胁，麦克阿瑟甚至曾扬言要在中朝边境建立“核辐射带”……中国出兵入朝时，苏联担心引火上身，连出动空军掩护的诺言都能背弃，到危急关头还肯冒核大战的风险以原子弹掩护中国吗?从国际地位和世界战略格局考虑，正如法国总统戴高乐那句名言所说:没有核武器的国家不算是大国。站起来的新中国要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并恢复大国雄风，也必须拥有核武器。从内部条件看，中国虽然缺乏工业基础，却有一批从国外回来的具有世界级水平的科学家。苏联当时为解决核原料匮乏而与中国联合进行铀矿勘探开发，1954年秋天从广西传来发现铀矿的消息，这使毛泽东确定决心具备了最起码的物质基础。

赫鲁晓夫走后三个月，一天下午，在听取李四光、钱三强的汇报后，几十位中央领导及有关负责人认定我国已有发展核事业的物质基础和一定的科研力量。毛泽东在征询了各种意见后最后总结说:“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这种先听取专家意见，经过充分科学论证再下决心的态度，是我国核事业后来兴旺发展的前提。

原子弹以及比它威力更大的氢弹只是爆炸物，要把它投向敌方以形成有效打击力，又需要可靠的运载工具。轰炸机或是火箭发动机驱动的导弹，是两种最有力的运载手段。当时国防科研系统内产生的一个重大争论，便是以哪种运载手段为研究重点-“飞机乎?导弹乎?”

通过反复研究,多数人认识到,中国不像美国那样拥有强大的远程航空兵，研制出了轰炸机，在无制空权的情况下也难突防进入敌后纵深。于是，中央军委确定了“两弹(导弹、原子弹)为主，导弹第一”的方针，这使研制工作一开始便有了适合中国实际情况的正确指针。

1964年10月中国试验成功原子弹时，美国有些人还讥笑是“有弹无枪”。其实1960年11月中国便试验成功了国产的近程地对地导弹，又于1964年9月将国产的中近程导弹试射成功并进入批量生产。原子弹生产出来,便可以“两弹”结合，形成远程核打击力量。

面对严重经济困难，毛泽东支持了继续“上马”的意见

1957年赫鲁晓夫因波兰、匈牙利事件在国际上空前孤立，党内的莫洛托夫等元老也想推翻他，赫鲁晓夫便想在莫斯科召开世界共产党工人党会议巩固其动摇的地位，这又需要毛泽东的支持。赫鲁晓夫排除了军方的强烈反对，下令向中国提供核技术。他的地位巩固后，见中国不服从其“指挥棒”，便于1959年6月在原子弹样品已装箱准备运华前下令停运，翌年8月又下令撤退了全部专家。1959年7月间中共中央决定:自己动手，从头摸起，准备用八年时间搞出原子弹。

1961年夏天，当全国面对饥荒开始调整国民经济时，中央对核工业出现了“上马”、“下马”这两种意见之争。毛泽东面对这一争论，亲自征询聂荣臻等人的意见，批准了8月间国防科委关于《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后来有些不明历史宏观情况的人曾抱怨，在经济那么困难的情况下，何必节衣缩食搞原子弹。其实，“脱了裤子当了也要搞原子弹”不过是形容词，正如毛泽东于1961年9月会见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时所讲的:“我们即使搞出来，也只是一个指头。这是吓人的东西，费钱多，没有用。”“我们用很少的一点钱搞试验。”60年代初期我国的国防费用每年仅几十亿元人民币，其中每年投入“两弹”的不过几个亿，若同三年“大跃进”造成的损失额相比真是微不足道，对经济出现的困难和后来的恢复都产生不了多大影响。

中国掌握“两弹”用了远远少于美、苏、英、法的经济投入，其政治军事意义却极为巨大。中国继1964年爆炸原子弹成功后，又于1967年成功试验了氢弹，1970年发射了人造卫星。这种数量虽小、却使任何人不敢轻视的核反击力量，成为保卫我国安全的无价之宝，同时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此过程中的探索，恰恰又代表了对世界上最先进的生产力和科技成果的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