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1年至1937年，日本蚕食华北，国民党中央政府却全部退出北平

1941年1月4日午后，安徽云岭新四军军部直辖的九千余人，在倾盆大雨中，走向了全军覆没的历史征途。

国际局势的风云变幻和抗日形势的急剧变化，加上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历史上的龃龉，融炼出了一柄反共之刃，被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首先插进了新四军的心窝。

此时，距离“九·一八”事变，刚刚过去了九年多的时间。

1931年9月18日，日本军方带着孤注一掷的豪赌心态，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并进一步攻占沈阳，仅三个月内，便占领了辽宁、吉林和黑龙江。然后于1932年3月1日，建立了傀儡政权满洲国。

1933年1月1日，日本再次发动山海关事变，并趁机攻占热河，兵锋直指北平。

几乎不费吹灰之力便占领东北，加上国民政府急于求和的态度，似乎给日本的主战派造成了一种错觉，那就是中国根本无力抵抗也无心抵抗来自大日本帝国的侵略。

事实上，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并不是对日本没有戒心，但他更希望日本人能够给他时间先解决国内的问题。

虽然说1928年随着东北易帜，他统一了中国。之后更是在中原大战中先后战胜了他的老对手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进一步巩固了自己的地位，声望一时无两。

但他也很清楚，这种统一只是名义上的。

此时的国民党内部派系林立，政敌环伺；各地军阀依然蠢蠢欲动，各怀异心；尤其是他的死敌共产党，竟然从四·一二的鲜血中如同凤凰涅槃一般死灰复燃，从南昌起义开始，在各地先后发动了一百多次暴动，并且建立了多个根据地，星星之火已经大有燎原之势。

所以，在此期间的九·一八事变、山海关事变，激发起民众的抗日热潮如同滔天巨浪汹涌澎湃，但他仍然提出了那句著名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口号。

于是，他不惜用《淞沪停战协定》、《溏沽协定》、《何梅协定》等等一系列退让之举，也要暂时停止和日本的战事，然后回过头来对共产党发动了更为猛烈的进攻。

经过四次围剿，他荡平了大别山，逼得共产党红四方面军退出鄂豫皖，转战川陕边；又经过五次围剿，他一举攻入中央苏区，红一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已踏上了举世无双的长征之路。

通过对红军的围追堵截，蒋介石不但解决了西南地区的军阀问题，获得了湖南、贵州、四川等地的实际统治权，还将红一方面军、红四方面军等红军主力尽数赶到了陕北，并且实施了严密的包围和封锁，眼看似乎能够毕其功于一役了。

但谁也不知道明天和意外哪个会先来，蒋介石也不例外。

正当他志得意满地以为可以彻底荡平共产党之时，从1930年出关以来就再也没有回过东北的少帅张学良却突然发动了西安事变，将他囚禁起来，逼迫他同意抗日。

虽然他同意了和共产党就合作抗日进行谈判，但并没有阻止他继续对共产党留在南方的游击队进行围剿。

可是，意外再次发生。

西安事变不仅影响了国内的政治局势，还影响了日本对华政策的实施。

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的近七年间，日本先后经历了七任内阁，几乎每一任内阁都制订过日本对华政策的代表性文件。

在1933年之前，日本对华政策的核心宗旨主要是攫取在华利益，其主张主要包括满蒙独立、华北分治、共同防共等。

或许，这也是让蒋介石认为“日本只是疥癣之疾”的一个原因。因为这些政策说明日本只是追求在华的局部利益，而非吞并中国。因此，大可以采取外交手段周旋，他则可以利用这个时间解决国内问题。

简而言之，那就是“以空间换时间”。

因此，当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他的一系列退让之举，也就可以理解了。

甚至在1934年，日本外务省拟定了《关于日中经济提携的草案》之后，他则以徐道邻之名，以陈布雷代笔，发表了《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一文，向国内及日本方面发出缓和中日关系及外交政策转变的声音，并主动抑止国内排日或反日行动。

但是，日本陆军的胃口在他一次次退让中越来越大。

1933年9月，在军部意见的基础上，日本内阁发布《外交方针》，明确提出“在帝国的指导下，实现日满华三国的提携共助，以此确保东洋和平、增进世界和平”。

之后更于1934年5月，将方针中“在帝国的指导下”一句，改为“以帝国为中心”，而关于华北的政策，方针规定的目标是“要使南京政权的政令在华北难以适应该地区的形势而失势”。

这个方针进一步明确了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已经演变为：要使中国依附日本。

1935年，日军开始在华北制造各种事端，并开展了华北五省自治运动，先后扶立了以李守信为首的察东特别自治区、以殷汝耕为首的冀东防共自治政府、以德穆楚克栋鲁普为首的蒙古军政府。

最终，在日本的威慑下，南京政府取消了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和行政院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等中央机构。至此，国民政府中央部门全部退出华北，日本从实质上夺取了华北五省大部分地区的实际控制权，也使北平彻底孤悬于日军的虎视之下。

1936年初，日本发生“二·二六”兵变，恢复了军部大臣由现役武官担任的制度，日本军部由此彻底左右了内阁决策。在这样的背景下，日本“南北并进”的基准国策也全面确立下来，那就是：“陆军军备，以对抗苏联远东所能使用的兵力为目标……确保帝国在东亚大陆地位，同时向南方海洋扩张发展”。而对华政策的重点，则明确为“使华北成为防共、亲日满的特殊地带，并获取国防资源、扩充交通设施，与此同时，要使整个中国反苏附日。”

也就是说，日本的对华目标，已经再进一步，希望整个中国政府成为日本的傀儡。

1936年底，日本关东军策划的“绥远事件”在傅作义等部的抵抗下以失败而告终，使南京政府停止了正在与日本进行的外交谈判，加之随后发生的西安事变的迅速解决，使得日本国内掀起了“对华再认识论”的潮流，并要求调整对华政策。

1936年12月23日，当时的日本首相广田弘毅声称，如果国民政府以容共为条件，与张学良妥协，日本即断然排击。12月28日，关东军也声称，倘中国政府接受共产主义与抗日政策，关东军将采取任何必要方法，以防卫满洲国及维持东亚和平。

1937年5月，近卫文麿组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