睿思 | “娜塔莎之舞”：哲学之谜“俄罗斯思想”的新解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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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罗斯思想”这一“历史幽灵”再度归来，俄罗斯学者们迫切寻找回答“亨廷顿之问”的武器，要为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全面转轨寻找出路……

1956年电影《战争与和平》剧照，赫本饰娜塔莎

原文 ：《哲学之谜“俄罗斯思想”的新解说》

作者 |北京师范大学 张建华

图片 |网络

俄罗斯思想是俄罗斯问题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在中国，别尔嘉耶夫（Н.А.Бердяев）是知名度最高的俄国哲学家之一，在世界哲学史上被称为“20世纪的黑格尔”。而“俄罗斯思想”（Русская идея/Russian Ideas）这个概念正是随着他的《俄罗斯思想》一书的迻译而进入中国，变成了中国学人最为熟识的俄国哲学著作。

何为“俄罗斯思想”？别尔嘉耶夫并未给出名词解释或教科书式的回答，他甚至在《俄罗斯思想》一书的开端“故意地”打起哑谜避而不答，他甚至引用了俄国诗人丘特切夫那段著名的诗：“无法用理智去认识俄罗斯，无法用普通的尺子去丈量；她有着独特的体量，在俄罗斯，你只能相信吧。”

20世纪90年代初，别尔嘉耶夫的《俄罗斯思想》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境外漫游终于在苏联出版之时，苏联权威性哲学杂志《哲学问题》（Воросы философии）编辑部在其首发版的前言中强调：“‘俄罗斯思想’这一命题是我国19—20世纪初思想界关注的中心之一，俄罗斯历史命运的特殊性，它在世界上的使命和任务，知识分子的作用，知识分子对国家和民族的关系——所有这些哲学——历史问题都是‘俄罗斯思想’所集中讨论的。而‘俄罗斯思想’，用别尔嘉耶夫的话来说，是与‘俄罗斯民族的特点和使命’相适应的。今天，在恢复被中断了的传统时，我们所谈的，所争议的，按实质来说，同样是这些问题。如果我们想实际地弄清自己的过去和现在，找到未来的方向，我们就不能回避这些问题。”

毫无疑问，“俄罗斯思想”是一个古老的哲学概念和理念，但是在“新文化史”和“俄罗斯学”的学术大融合背景下，历史学和文学也力图对其做出新的解释。

“娜塔莎之舞”

2011年美国纽约“亨利·霍尔特和公司出版社城市书屋”（Metropolitan Books, Henry Holt and Company）出版了英国年轻一代俄国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Orlando Figes）的新书《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Natasha's Dance:A Cultural History of Russia），随即在国际史学界引起较大反响。该书入选1999年设立并专门颁发给优秀的英文非虚构作品的“塞缪尔·约翰逊奖”（Samuel Johnson Prize）名单，而且奥兰多·费吉斯的其他著作已经被翻译成28种语言出版。

极具象征意义的“娜塔莎之舞”(Танец Наташи/Natasha's Dance)一词来源于俄国著名作家列夫·托尔斯泰（Л. Н.Толстой）历时四年完成的鸿篇巨制《战争与和平》（Война и мир），这部名著展现了1805—1820年的俄国和俄国社会。而其中的典型场景是，贵族小姐娜塔莎无意之中来到农民小屋旁，当她听到屋里欢快的民间舞曲声，看到农民欢乐跳舞的场面之后，竟然不受控制地手而舞之、足而蹈之，加入了下里巴人——农民的集体舞之中。托尔斯泰不禁感叹：“这个受过法籍女侨民教育的伯爵小姐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和怎样从她呼吸的俄罗斯空气中吸取了这种精神？而且从中获得了老早就应受到法国队舞（PasdechaBle）排挤的舞姿？但是这种精神和舞姿正是大叔向她企求的、无可效法的、未经研究的俄罗斯精神和舞姿。她一停下来，就向大伙儿微微一笑，显得庄严而高傲、狡黠而愉快，尼古拉和所有在场的人最初都担心她做得不太对头，但是这种担心消失了，他们都在欣赏她呢。”

实际上，“娜塔莎之舞”揭开了俄国历史上的一处伤痕：娜塔莎作为一位贵族小姐，应该在豪华的镜厅、大宫廷，而不是在叔父的小木屋里跳舞。接受过上流社会熏陶的小姐在听到民乐后竟然以标准的农民方式跳起了舞，也就是说，在这位贵族小姐体内，居然有着农民的热血。而这个跳舞的场景也揭示了从18世纪初彼得一世以来推行的大规模欧化改革所带来的俄国社会的分裂：彼得大帝在从欧洲回来之后，从“剃须断袍”入手，使俄国社会开始了大规模欧化和西化的过程。改革的结果是出现了上层的欧化，包括语言和生活习俗的改变；而普通的下层百姓还是过着原来的生活，住在俄式的小屋中，留着传统的大胡子。当时彼得堡是欧化的代表，而莫斯科则是落后的本土俄国的象征。彼得一世改革的一个消极结果就是撕裂了俄罗斯的社会。有很多学者、政治家都对彼得一世的改革做出了评价，比如马克思认为彼得大帝“用野蛮征服了俄国的野蛮”。随后的叶卡捷琳娜二世继续推进欧化的改革。彼得大帝更多地是把西方的先进技术引入俄国，而叶卡捷琳娜二世则在启蒙思想的影响下，把欧洲的典章制度，以及自由、民主、平等的思想引进俄国，这更加剧了俄国社会的分裂。

而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本人也经历了两种灵魂和俄罗斯思想的考验。1828年，托尔斯泰出生于一个贵族家庭，在他1岁半和9岁时，母亲和父亲便先后去世。但是托尔斯泰有伯爵的身份，并且继承了亚斯纳亚·波良纳庄园，所以他早年的生活正如他小说中展现的贵族生活那样，行为放荡、始乱终弃。但托尔斯泰在结婚后，慢慢发生了转变，尤其是1869年，托尔斯泰的人生中发生了“阿尔扎马斯之夜”。这次事件后，托尔斯泰经历了人生中的重大思想转折。虽然托尔斯泰解放了庄园的农奴，为他们的子弟办幼儿学校，给孩子们写童话，甚至将自己发表作品所得稿费无偿捐出，但是在晚年，他依然无法调和自己“两个灵魂”的决斗，最终在1910年离家出走，并在一个三等火车小站去世。

阐释“俄罗斯思想”的新武器

笔者曾应邀为《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中译本撰写导读《“娜塔莎起舞”与俄罗斯文化之婆娑丽影》。笔者认为奥兰多的史学写作风格和对其作品的社会评价反映了两大信息：

“第一，奥兰多·费吉斯在大学读书、毕业和走上职业历史学家的时代恰好是由美国历史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发起并主导的‘语言学与文化转向’的时代，尽管从此国际史学的主阵地就由欧洲转向美国，但英国仍然以其老牌‘史学帝国’之余勇在冠之以‘新文化史’‘新思想史’‘新社会史’的新史学领域分得一席重要之地。这种新的历史学潮流不可能不对初出茅庐并雄心勃勃的年轻史学家奥兰多·费吉斯产生深刻的影响。还有更为重要的一点是不能忽视的，那就是俄国文化本身的特质使然。自19世纪初，‘俄罗斯诗歌的太阳’普希金与莱蒙托夫（М.Ю.Лермонтов）、果戈理（Н.В.Гогол）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黄金时代’，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由伟大作家陀斯妥耶夫斯基、列夫·托尔斯泰与‘俄罗斯诗歌的月亮’阿赫玛托娃（А.А.Ахматова）等人开创了俄国文化的‘白银时代’。在一个多世纪里，培育了俄国文化的绚丽之花，也养育了俄国文化的特质——文学中心主义……专注19—20世纪俄国历史与文化史研究的奥兰多·费吉斯不能不受此文学中心主义的影响，在自己的史学著作中更多地采用了‘新文化史’和‘新思想史’主张的‘语境’（context）、‘修辞’（rhetoric）、‘隐喻’（metaphor）和‘反讽’（irony），即传统史学中并不常见的‘虚构’和‘想象’下的文学色彩。”

因此，19世纪的俄国作家（也包括诗人、画家、戏剧家）是多重身份和多重担当聚集的形象。普希金不仅是伟大的诗人，还是历史学家；托尔斯泰不仅是伟大的作家，还是思想家；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不仅是心理意识流的小说，在更深层次上还表现了俄罗斯哲学与东正教神学；当代俄罗斯作家索尔仁尼琴（А.И. Солженицын）的作品中不仅有典型人物，作品背后还有重大的历史事件支撑，他的每部作品都反映了重大的历史现象和问题，突出地反映在他最后的一部鸿篇文学作品《红轮》（Красное колесо）之中。

奥兰多·费吉斯的《娜塔莎之舞：俄罗斯文化史》正代表当前的史学和文学之间重新整合的新趋势，以及对“俄罗斯思想”的新阐释。我们可以确切地得知史学和文学相结合的新文化史书写方式已经悄然来到国际史学界，并且在广义的俄罗斯问题研究（包括史学、文学、哲学、语言、翻译、国情等）领域产生了重大的反响，已经成为当前的学术热点，值得中国学者特别关注。

值得一提的是，随着1991年苏联解体，美国历史学家兼政治学家塞缪尔·亨廷顿（Samuel Phillips Huntington）在1993年出版《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一书中给俄罗斯“当头棒喝”：他认为俄罗斯民族是一个非常悲剧性的民族，不知道自己从哪里来，不知道自己是谁，更不知道自己往哪里去。亨廷顿还断言，以斯拉夫和东正教为代表的文明已经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了。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俄罗斯思想”这一“历史幽灵”再度归来，再次困扰着俄罗斯学界。俄罗斯学者们迫切寻找回答“亨廷顿之问”的武器，需要为新俄罗斯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文化全面转轨寻找出路，于是在俄罗斯出现了“文化史复兴”和“文化学创立”的现象，“文化史复兴”不仅承接了19世纪中期以来以哲学家达尼列夫斯基（Н.Я.Данилевский）和历史学家米留科夫（П.Н.Милюков）奠定的俄国文化史传统，而且嫁接了欧美的新文化史浪潮；而“文化学创立”则直接与“俄罗斯学”新学科同步发展，成为俄罗斯学者阐释“俄罗斯思想”的新武器。

文章为社会科学报“思想工坊”融媒体原创出品，原载于社会科学报第1891期第8版，未经允许禁止转载，文中内容仅代表作者观点，不代表本报立场。

本期责编：王立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