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三五年一月,长征途中,我党于遵义召开会议,此次遵义会议乃我党生死攸关之转折。会议纠王明“左倾”谬误,立新领导核心,救红军于危难。今将述一遵义会议参会者,邓发也。邓发,乃一遵义会议候补委员。会议终,邓发随红军继征。然而,彼之后路何如?
一九零六年,广东贫苦之家生邓发,其少年贫困,无以谋生,幼时便奔赴香港谋生计。无技能之邓发,唯能卖力,混迹底层,为底层工人。一九二二年,年方十六,邓发参与香港海员大罢工,自是斗争先锋。
一九二五年,十九岁的邓发踏入省港大罢工,担纠察队队长,率众与资本家斗争。因在工运中显赫表现,数月后,邓发入党,成为党之焦点培养干部。
一九三一年,组织派邓发至苏区,掌红军总司令部保卫处,负责政治保卫。政治保卫职责独特,邓发权势熏天,牵动生死,故有“秘密警察”之称。
自执掌“秘密警察”权柄,邓发展起多场肃反运动,罪名繁杂。因其肃反行动,张闻天之妻刘英曾评其不适中央委员之职。国民党因邓发所为,悬赏五万大洋缉捕,然每次,邓发总能化险为夷。
邓发虽未居中央委员之职,却于一九三五年一月以候补委员身份赴遵义会议。会议后,随大军长征。一九三六年六月,邓发奉派至苏联,短居共产国际代表。抗战爆发,邓发返国,抵新疆,八路军驻新疆办事处主任。两年后,邓返延安,掌中央党校校长之职。
邓发,工人出身,是党所珍视之人才。一九四六年,调任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领导工运,创办《中国工人》月刊,宣传之力亦深。抗战胜利,邓发赴巴黎参世界职工代表大会,既宣扬中国工运,亦使世界洞悉中国工运之勃发,为时势贡献良多。
自巴黎归国,邓发于重庆工作,时国难初解,百业待兴。邓发加入中国劳动协会,于陪都领导工运。一九四六年四月,适逢政协会议,博古等人计乘飞机返延安,邓发亦同行,不幸在黑茶山殒命,年仅四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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