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穆：好的历史书写应该饱含价值和情感

题图：历史学家钱穆先生

近日，“一代通儒”钱穆经典著作《中国史学发微》由岳麓书社再版。本书是钱穆先生阐述、分析中国史学观的重要著作，堪称史学大家写给中国人的史学导言。全书对中国史学精神、中国历史精神、中国民族性、历史与人生等重要问题阐幽发微，全面开启读者对于中国历史的概念认知。堪称“《国史大纲》作者序”。

钱穆：中国史学之精神

文 | 钱穆

来源 | 《中国史学发微》

诸位先生：

今天所讲的题目是“中国史学之精神”，本人对此问题之研究，本很浅薄，现就粗浅所知，和各位谈谈。人类的知识对象，大别可分为“自然”和“人文”两界，前者即成为自然科学，后者则成为人文科学。对自然界之研究，均从其量方面着手，故自然科学以数学为基础。对人文界之研究，须从人类的生活过程着手，故人文科学以历史为基础。中华文化，在今天整个世界的学术界里，能占一席地位，并对于人类文化有极大贡献者，正为中华之历史。为什么说中国历史是世界各国中最辉煌的呢？其理由有三：

一、中国把史学完成为一种专门学问之时间最早。

二、中国人对史学兴趣比较其他国家民族为浓厚。

三、就分量言，中国人的历史记载最称完备周详。

我们可以相信，当人文科学有较高的发展，而对人类生活过程要作深一步的研究时，只有在中国的史册中，才可以找到更满意的资料。它不独很完备地详载着人类悠久的史实，并包含有广大的地区和众多的人口为其对象。因此，这份宝贵的史料，我们必须为人类好好保留着。特别是我们中国人，更应该给予这份历史以广大与深厚之爱护和珍惜。

历史是记载人类过去生活史实的。虽然记载像是省力，但在记载以前，对史实的观察，却是吃力的。我们写历史，必须先经过一番主观的观察，即对此史实的看法，直到对此史实之意义有所了解以后， 才能写成历史，故世界上绝无有纯客观的历史。因我们决不能把过去史实全部记载下来，不能不经过主观的观察和了解而去写历史。若仅有观察而无了解，还是不能写历史。我们必须对史实之背景意义有所了解，并有了某种价值观，才能拿这一观点来写史。故从来的历史，必然得寓褒贬，别是非，绝不能做得所谓纯客观的记载。

历史不能和时间脱离，时间有过去、现在和未来。一位理想的史学家，由其所观察而记载下来的历史，不独要与史实符合，且须与其所记载之一段历史之过去、未来相贯通。若不能与过去、未来相贯通，此项记载亦绝不能称为历史，而且也不能有此项之记载。若写史者观察错了，了解错了，因而记载的也错了，此将成为假历史，不能尽真历史之责任。写史有史法与史义，如何观察记载是“法”，如何了解历史之意义与价值为“义”。如何获得史义，则须有史心、史德、史识。惟其有史家之心智，才能洞观史实，而史心须与史德相配合，那样才能得到史识。中国人向来所讲的史法和史义是怎样的呢？现在我们先讲几位中国历史上有名的史家，来做说明。第一我们讲到孔子。也许各位会奇怪，怎样孔子是中国的史家呢？其实，孔子自谓：

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

他就是由于研究古史之经纬，而集成一家之学问的。《论语》云：

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征之矣。

又云：

子张问：“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

可见孔子历史眼光之深厚远大。孔子作《春秋》，其文则史，其事则齐桓、晋文，其义则丘窃取之矣。

孔子为鲁人，而他作《春秋》，已能着重兼写齐、晋等国之历史，可见他早已从国别写史之范畴跃进，而以整个国际的眼光来写世界史了。这不是人类历史上一番惊天动地的伟大创作吗？孔子以一列国诸侯间平民的身分，僭越他当时天子之事而来作《春秋》，他自谓：

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

其心底之所隐藏亦明矣。直到西汉司马迁，自承其写史乃学自孔子， 又谓《春秋》：

是非二百四十二年之中，以为天下仪表。贬天子，退诸侯，讨大夫，以达王事而已矣。拨乱世反之正，莫近于 《春秋》。

孔子《春秋》是非二百四十余年，虽天子亦有贬，诸侯有退，大夫有讨，不问其上下尊卑，据义直书，为的是要达王道。《春秋》之义，司马迁此处说得极明白，故中国人作史之大义，实肇始于孔子。其后史迁作《史记》，不以孔子为“列传”，而特为“世家”以表尊异，是亦据史迁一家之史义而致之。其次，如何才能写得客观之历史，这便是关于史法的问题。要得客观之历史，必须有客观之分析。此不独研究历史如是，即研究自然科学亦如是。中国史家对写史有编年、纪事、传人三体。《史记》分十二本纪、十表、八书、三十世家、七十列传。“书”体原自《尚书》，“表”和“本纪”学自《春秋》，“世家”“列传”则为史迁所创。史迁自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而他自己的史学修养，确能达到这三项目标。今天写史而能通古今之变，即已了不得。中国人理想中的写史，不仅要说明历史如何变，更要分析着年代、事迹、人物而客观地苦心孤诣来写。所谓“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这已不仅是历史范畴，而已超入哲学的范畴了。

今人写史多效西洋写法，又多藐视中国“二十四史”，谓是帝王之家谱，此话实在太不确当了。因本纪只以皇帝来作纪年，所纪之事，则乃国家之事，非皇帝一身之事。凡有特别表现之人物，均有写一列传之可能。又如《史记》八书中所载河渠之事，封禅之事等，难道也只是皇帝家谱吗？班固著《汉书》，于八书外更加上了《地理志》和《艺文志》。《地理志》是讲地理的，《艺文志》是讲文艺的。把其时和以往的著作纂成目录，分类写出，说源流，明得失，难道这也是皇帝家谱吗？其后更有《通典》《通志》《通考》等。杜佑《通典》分《食货》《选举》《职官》《礼》《乐》《兵刑》《州郡》《边防》八门，实为一研究政治制度之完备史册。郑樵《通志》有二十略，即《氏族》《六书》《七音》《天文》《地理》《都邑》《礼》《谥》《器服》《乐》《职官》《选举》《刑法》《食货》《艺文》《校雠》《图谱》《金石》《灾祥》《草木昆虫》。郑氏平生精力在此书中，有许多创见，其史识之卓越，即其所标举之二十略而可见，此诚世界仅有之伟大巨献。

近代西洋人写史，知从自然开始，先天文、地理、生物，然后再研究到人类之语言文化等。我们中华则一反其道，如郑樵《通志》，其所序列先依人生本身为中心，故首为《氏族》，而《六书》《七音》，再及《天文》《地理》《都邑》。此则见中西史识观念之不同。我们史学发展，越后越盛。宋代人写史者最多。但明代人已很少能写史。清初人转而为考史。迄清代盛时，更转而讲经学。仅有章学诚写了一部《文史通义》，其中心思想为：

善言天人性命，未有不切于人事者。人事之外，别无义理。（引《浙东学术篇》）

故谓“六经皆史”。章氏又谓：

史学所以经世，《六经》同出于孔子，先儒以为其功莫大于《春秋》，正以切合当时人事耳。

此语亦可见中国之史学精神，在能经世明道，固非仅托空言。孔子谓：“未知生，焉知死。”治史即知生之学，能明史，自明天人之际，与古今之变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