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外交天才富弼：一介书生守住了大宋为数不多的傲骨

《清平乐》中，北宋虽然经济繁荣，国家富裕，但在军事上却被辽国吊打，带有耻辱性的“澶渊之盟”签订后，为北宋迎来三十多年的和平时期，宋辽双方暂时偃旗息鼓，赢得一片和平景象。

好景不长，德明子元昊于明道元年即位后，意欲建立自己的王朝，与宋对立。先是废唐宋所赐国姓、易服饰，又于宝元二年十月称帝，并在次年要求北宋册封自己为“南面之君”，承认其称帝的事实。

宋仁宗得知消息后，召集大臣们商议，最终采纳群臣征讨西夏的建议：削夺元昊官爵，调整西北战略部署。

遭到拒绝的李元昊数次侵边，均未能得逞。于是派人向延州知州范雍假意求和，范雍因此疏于防备。康定元年正月，李元昊突然大举进攻保安军，又破金明寨，乘胜直抵延州城下。回援的宋将刘平、石元与其他三将所部共万余人与西夏军在延州西北的三川口展开激战。两人兵败被俘。若不是大雪突降，只怕延州就会落入敌手。

三川口惨败。延州战事传入京师，朝野震惊。安抚四川归来的韩琦“论西兵形势甚悉”被派往陕西安边。他到位后，致力于提高军队战斗力，择优汰劣重新编制，积极备战。此外韩琦不顾朋党之议，建议朝廷将知越州的范仲淹调往西部前线。范仲淹在韩琦力荐下，恢复天章阁待制，知永兴军，后又为陕西都转运使。

到任后的范仲淹不仅积极改善军队的作战方法，还调动边地蕃人参与作战。范仲淹和韩琦两人虽政治意见有所不同，以国家为重，相互支持、配合，构成了坚强的后盾，为巩固西部边防做出巨大贡献。

北宋的边境威胁在于它同时面对着辽和西夏两个政权。就军事实力来说，北宋逊于辽而强于西夏。如果辽与西夏结成联盟，或是其中一方趁人之危。那么，北宋面临的问题便会十分严重。这一点，富弼已在宝元二年就已经提出“西北相结，乱华为虞……元昊援契丹为亲，私自相通，共谋寇难，缓则指为声势，急则假其师徒，至有椅角为奇，首尾相应。”后来事实的发展也正如他所料。

庆历二年三月，辽在北宋好水川战役失败后遣使递书，索要被周世宗收复的关南十县。原来是辽在宋夏之间连年战争中看到有机可乘，态度也发生了变化，打算趁火打劫。

宋仁宗决定派人出使辽国，此事事关江山社稷。要知道，这时北宋面临着西夏的战争，要是不好好处理和辽国之间的关系，北宋就不能全力对付西夏，要是妥协于辽则难逃割地的耻辱。其中分寸当如何把握，可谓是一门学问。如果议和失败，后果由谁承担？谁又能承担呢么？群臣以情况不可预测，皆莫敢行。

宰相吕夷简立刻推荐富弼出使辽国。富弼知道自己此去关乎大宋的生死存亡，故而全力以赴。这时，朝中有人嘲笑他：你难道不觉得你这次去就像是羊入虎口吗？富弼大笑回应：敢入虎口的羊还是一般的羊吗？正当他要出发的时候，又有人来说富弼的女儿生病了。出使辽国迫在眉睫，富弼甚至都赶不上回家看女儿一眼。

富弼照常出发，一路上以及在辽国谈判过程中，不断有紧急家书送到。富弼都挥一挥手，表示只是问候，有什么好看的随从不解地问道，这是您的家书，为什么不看呢？富弼其实知道家书里写的是什么，但为了不乱军心，他只能不看家书。果然，等他回家，女儿已经病逝了。

在议和的过程中，富弼始终展示出强硬的外交风格。辽兴宗在帐篷中接见了富弼，同意了“不再和亲”的要求，表示：求婚的事情可以取消，我现在对岁币更感兴趣。我希望你们能够在誓书中加上一个字——“献”。北宋既然已经答应增岁币，就是代表了对辽畏惧，自当如此。

富弼平静的回答：“‘献’乃是下奉上的意思，不能够用在平等的两国之间。更何况多年前我们签订澶渊之盟的时候，就约好了我们南朝为兄，辽国为弟。岂有兄长献于弟弟的道理。”

辽兴宗表示：不用“献”，用“纳”字也可以。

富弼再次拒绝了。辽兴宗开始不满了，表示：既然南朝都不介意再增加岁币，为何区区一个字的区别，就要如此在意？不过就是增加一个“纳”字。况且古时候也不是没有过。

对此富弼立刻反驳：“当年，唐高祖借兵于突厥之时，才把当时的馈赠称之为‘纳’、‘献’。十几年后，颉利可汗被唐太宗擒获，还会有此事吗？”

辽兴宗两次被拒，脸色难看，转而以拥兵南下来威胁富弼。富弼丝毫不惧，点出关键：若是辽出兵，没有把握能够保证全胜。如果不能够全胜，那么出兵对辽又有什么好处呢？

几番论辩下来，富弼辞色俱厉。他指着帐前高山感叹：“此尚可蹄，若欲献纳二字则如天不可得而升也，使臣头可断，此议决不敢诺。”最终辽兴宗只能屈服于富弼的强硬。

当富弼回国将此事上报后，宋仁宗却最终采用了晏殊的意见，同意在誓书上加上“纳”字。这也是后来的话了。

宋辽议和，虽然北宋增加了金帛，但避免了契丹和西夏联合夹攻的可能，有利于宋辽边境的恢复、人民生活的安定和两国经济文化的发展，同时也避免了北宋国土的丧失。这种以金钱换取和平和领土完整的做法在特定的历史背景下是理智的、可取的。

增岁币是一种权宜之计，富弼希望宋仁宗能够“思北境轻慢中原之耻，常怀仇雪之意，坐薪尝胆，不忘戒备，内则修政令、明赏罚、辨别邪正、节省财用，外则选将帅、练士卒、安葺被废，崇建威武。使二边闻风自戢，不敢内向，纵有侵犯疆塞不为深患”。要求宋仁宗卧薪尝胆，报仇雪耻；改革内政，加强军备。

可惜，宋朝重文轻武由来已久，岂是富弼一人进言，便能够有所改善的。

另外，富弼出使契丹的杰出表现，除北宋的百姓给予了高度评价外，就连契丹人也是称道备至。据《续资治通鉴长编》记载：“弼割老母之爱，蹈不测之祸，以正辩屈强敌，卒复和议，忘身立事，古人所难。故近者李良臣自北来归，盛言北方自主而下，皆称重之。”由此可以看出，富弼这种舍生忘死的爱国之心也深得敌国的敬畏。

总之，富弼在北宋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冒着生命危险“入不测之虏廷”。面对契丹的威逼利诱，富弼临危不惧，打击了辽国的嚣张气焰，出色地完成了这次出使任务，捍卫了国家领土的完整，表现出卓越的外交才能、高度的爱国精神和强烈的民族情感。他不仅是北宋杰出的外交家，更是民族英雄。

不得不说，富弼是历史上难得的外交天才，他的一张嘴，能抵上千军万马。更难能可贵的是，性格如此强硬、能够迫使辽国退步的富弼还气量恢宏，拥有天空一般辽阔无垠的胸怀。

据宋人陈长方编撰的《步里客谈》，富弼少年时胸襟博大，气吞寰宇，某人嫉妒他的才华，当面辱骂他，他装作没听见，赶快走开。后来，这人又在背后对他恶语中伤。有好心人悄悄告诉富弼：“你知道吗？某人在骂你呢！”富弼若无其事，笑嘻嘻地回答：“骂我？怎么可能。人家又没有指名道姓。”“真的！他骂得可难听了，指名道姓地骂你呢！“好心人一副打抱不平、怒不可遏的样子。富弼依旧毫不在意，嘻嘻哈哈地回答：“不会吧，天底下同名同姓的多着呢！谁知道他骂的是哪个富弼？”骂他的人闻之大惭，来登门向富弼道歉。

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些事情会被我们所看重，也有一些事情会被我们所忽视。富弼看重国家尊严、国家主权，敢为了宋的利益与辽国据理力争，不看重自己的小家和自己的名声，女儿病重甚至都来不及回去看一眼。而在这看重和不看重之间、计较与不计较之间，可以看出一个人品格的高尚与卑微、伟大与渺小，富弼在历史上被人们称为“贤相”，一介书生的他，守住了大宋最后的傲骨，至今为人们所怀念，也许正在于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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