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自成失败的主要原因在于刘宗敏？这个“锅”刘宗敏可真背不起

鼎湖当日弃人间，破敌收京下玉关， 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 ——《圆圆曲》 吴伟业（清）

一首《圆圆曲》，一句“冲冠一怒为红颜”，让吴三桂和陈圆圆的缠绵、悲壮的爱情故事广为流传，更是就此将李自成手下的大将刘宗敏推向了历史的风口浪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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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直以来，有不少朋友都有着这样的观点。

如果刘宗敏没有对吴襄进行“拷掠”，没有对吴三桂的家人进行迫害，没有霸占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那就不会有吴三桂的“降而复叛”。如果吴三桂没有投降清朝，而是帮着李自成去对抗清朝，甚至将来帮助李自成打下南方半壁，说不定李自成就能建立一个统一的政权。所以，刘宗敏就是导致李自成大顺政权覆亡的“第一罪臣”。

其实这种观点看似有着一定的道理，但也仅仅局限在历史事件的表面，或者说更多的仅仅是一厢情愿的看法。

纵然刘宗敏有他的过失与错误，但是让他扛下李自成失败以及大顺政权覆亡的主要责任，这个“黑锅”刘宗敏确实背不动，更是背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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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宗敏，李自成手下的重要将领，同时也是与他共同历经患难的兄弟和伙伴。

刘宗敏，陕西蓝田人，之前就是一名手艺高超、颇有名气的铁匠，仔细说来也是个“手艺人”。

崇祯七年（1634年），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打到刘宗敏所在的陕西蓝田，刘宗敏正式加入农民起义军，就此进入到了李自成的麾下，开始跟随其出生入死。期间刘宗敏作战勇猛，屡立战功，深得李自成的信任与抬爱。

崇祯九年(1636年)，初代闯王高迎祥战死，李自成继任成为新的闯王，进而扛起了对抗大明王朝的重任，而刘宗敏也就此成为了李自成麾下的第一猛将，倍受器重。

崇祯十一年（1638年），李自成以及整个农民军部队遭受到了自起义以来的最大挫折，在洪承畴、孙传庭所率领的明军的镇压之下，李自成几乎被打到全军覆没，仅仅率领十多人逃到了商洛山中。而这个时候的刘宗敏保持了对于李自成的忠诚与坚守，他紧紧跟随李自成，并且帮助李自成打造兵器，招募军队，重新积蓄力量，为李自成大军的重整旗鼓、东山再起可谓是立下了汗马功劳。

在此之后，李自成逐渐恢复了元气，起义军也开始不断发展壮大，实力与日俱增，重新开始了对于明朝军队的作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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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祯十六年（1643年），起义军攻破潼关，孙传庭战死，之后趁势占领西安，李自成在此正式建立大顺政权，刘宗敏也被李自成封侯。

崇祯十七年（1644年）正月，李自成在西安誓师，并率领着大顺农民军奔着北京杀来。一路上起义军斗志昂扬，而明军则是斗志全无，或是不战而走，或是望风而降，大顺农民军一路上是如入无人之境，不到三个月的时间就从西安打到了北京城下，并将北京团团包围。北京城破之时，万念俱灰的崇祯皇帝选择了在煤山自尽，至此正统明朝宣告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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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李自成和他的大顺政权达到了鼎峰，与此同时，刘宗敏也迎来了自己人生的巅峰时刻。

刘宗敏凭借军功和贡献，以及他在起义军中的地位，被李自成封为汝侯，负责节制文官，俨然成为了大顺政权中的“二号人物”。

从一名小小的铁匠，到封侯拜相、位极人臣的人生逆袭之路，刘宗敏的“逆袭”之路不可不谓之传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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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进入北京的刘宗敏，却成为了李自成彻头彻尾的“猪队友”，算是“坑”惨了李自成。

李自成占领北京后，推翻大明王朝之后，他的首要目的就是维系政权的稳定，之后便是向着统一全国的目标前进。

而此时，他要面对的却是一个混乱不堪的全国政局。

吴三桂坐拥关宁军的最后“遗产”，驻守在山海关；关外是对中原虎视眈眈的清朝；南方的明军尽管现在是群龙无首，管理混乱，且军阀林立。

于是，这个时候的李自成将吴三桂作为了他重点拉拢的目标，毕竟此时的吴三桂和他镇守的山海关，距离李自成太近了，位置也太重要了。

为此李自成安排吴三桂的故友与曾经的同僚，带着自己的亲笔信和大批物资粮饷，打着“劳军”的名义前往山海关。李自成给吴三桂的四万部众每人白银一两，又单独给了吴三桂白银万两，以示诚意。

也正是因为如此，吴三桂选择了归降李自成，且不说自己独卧山海关孤城，军需粮草难以危及，此时吴三桂的一家老小全在李自成手中当人质，这也让吴三桂不得不有所忌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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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就在李自成全力招抚吴三桂的时候，刘宗敏却对吴三桂家进行残酷的“拷掠”。

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被打断了肋骨，遍体鳞伤，已经是奄奄一息，吴三桂的家人也被刘宗敏全部关了起来，家也被抄了。与此同时，由于觊觎吴三桂的爱妾陈圆圆的美貌，刘宗敏更是直接霸占了陈圆圆。

消息传到了吴三桂处，已经行进至永平沙河驿的吴三桂是气愤不已，直接怒斥“李贼自送头来”，就此与李自成反目，带着人马杀了回去，并且赶跑了唐通，重新占领了站海关。

得知吴三桂“降而复叛”的消息，李自成还在为争取吴三桂做着努力，他将吴三桂的全家释放，归还了其财产，对吴襄进行安抚，同时令刘宗敏放回了陈圆圆给吴家，同时让吴襄劝谏吴三桂希望其回心转意。

可是面对李自成的劝降，吴三桂不为所动，甚至还书信一封，表明要同吴襄断绝父子关系，由此可见，此时的吴三桂对于李自成已经是充满了愤恨，李自成想要再招降吴三桂已然没有任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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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重新夺回战略要地山海关，李自成准备讨伐吴三桂。

而他希望这次能由刘宗敏带兵出征。谁知刘宗敏果断拒绝了李自成的命令，并且暗讽李自成是让他前往战场拼杀受苦，自己却躲在北京城里享清福。尽管刘宗敏的态度让李自成大失所望，但是既已决定出征，就在没有回旋的可能，况且重夺山海关迫在眉睫，李自成也没有时间再做计较。

可以说，李自成是在万般无奈之下，带着极不愿意出征的心情，以及同样不愿意继续战斗的士兵前往了山海关，在这样的情况下，最终的结果也是可想而知的。

“山海关之战”打响后，李自成仗着自己兵力的优势，逐渐取得了战局的上风，但是吴三桂的关宁军战斗力彪悍，也让李自成付出了极为惨痛的代价。就在李自成和吴三桂打得两败俱伤的时候，吴三桂在阵前投降了清朝，并且引清兵入关，李自成大败亏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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山海关战败后的李自成，迅速带兵撤回北京，草草举行了登基大典后的第二天，便率领大军撤出了北京。而清朝这面却没有给李自成等人任何的喘息之机，对于李自成的大军是奋起直追，李自成大顺农民军的失败已经不可逆转。

清顺治二年（1645年）年初的潼关之战，大顺军损失惨重，五月，李自成在湖北九宫山被当地豪强武装所杀。此后刘宗敏继续率兵与清军周旋。最终在当年九月，也是在九宫山地区，刘宗敏为清军所俘获，最终被处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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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就此将李自成失败的责任安在刘宗敏的头上，那就太大看刘宗敏了，因为这并没有触及到李自成失败的底层原因。

其实，吴三桂对于李自成的“降而复叛”绝非偶然，而是历史的必然。

李自成攻占北京后，对于百姓和前明官员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态度，他安定一边百姓，另一边则是组织对官员和富户们的“拷掠”。只是到最后场面直接失控，不少普通百姓也被拉去“拷掠”。

李自成之所以如此，归根结底还是由其农民阶级的本质所决定的。

他要团结底层人民以获取支持与兵员补充，于是他就不能向百姓下手，甚至要用“均田免粮”来提高自身在底层民众心中的地位。可是他一路走来没有根据地，没有财政收入，所有的军需补给全部要靠“打劫”明朝的皇族、宗室、官员和富商，这些劫掠的财富几乎就是李自成的所有财政的来源，而这也成为了他“拷掠”前明官员和富商的原因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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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之前，这些人对李自成的到来是夹道欢迎，出钱出人出力，也在极力讨好李自成，谁知李自成在北京城刚刚站稳脚跟，马上反过来进行清算劫掠，这正是农民阶级与地主阶级根深蒂固的矛盾的体现。

而吴三桂出身于军旅世家，代表的就是明朝官僚士大夫和地主阶级的利益，且不说自己的家人遭受劫难，就是看到前明官员的下场，吴三桂必然也会对李自成敬而远之。毕竟，今天想着利用吴三桂就好言好语的招降，那么明天当吴三桂没有价值或者不再具有威胁的时候，会不会想对待前明官员一样，在对吴三桂进行迫害，到那个时候就是“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吴三桂是全然没有还手的余地。于是这才有了吴三桂对于李自成的“降而复叛”。

只不过，刘宗敏对于吴家的迫害以及抢夺其爱妾陈圆圆，加速了这一进程，也更加坚定了吴三桂与李自成反目对抗的决心，毕竟双方所处的阶级不同，代表的利益不同，最终也必然难以相互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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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也还应该看到的是，李自成的大顺农民军政权，甚至不能称其为政权，他们更适合被称为“流寇”。

前文中也说到了，李自成一路走来，并没有建立自己的根据地，没有很好经营、管理自己占领的土地，于是李自成经过的地方，并不是一番所谓的农民当家做主的乐土，而是一片“无组织”、“无法律”、“无管理”的“三无”混乱之地。

基于此弊病，李自成始终没有能够获得稳定有效的财政收入获取途径，也没有稳定的后方提供战略补给和战略纵深，这也直接导致了李自成兵败之后的快速覆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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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此之外，李自成的失败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那便是没有建立行政官僚体系。

李自成的管理体系与其说是兄弟化、军事化的管理，不如说就是一种影响力的管理，没有体制、没有体系，更不成系统，自然没有办法形成有效的管控。

之所以造成这种局面一方面是因为李自成缺乏对于人才队伍建设的认知，另一方面则是起义军管理层内部的矛盾与利益争夺。这一点在李岩身上表现得最为明显。李岩可以说是李自成手下难得的文武全才，可是却一直遭到排挤，没有得到绝对的支持和重用，最后还被陷害致死。

而在占领北京后，从李自成开始，起义军上下迅速堕落，李自成的影响力和管控力也逐渐弱化，起义军内部的矛盾更加凸显，最终走上的失败的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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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此可见，李自成的失败与大顺政权的最终覆亡，问题出在政权的顶层设计上，这与李自成的战略眼光与执政能力相关，同时也与大顺政权的农民起义军的落后性本质密切相关。

而刘宗敏的一系列行为，只是让政权的本质劣势更加彰显，让政权的了内外部矛盾愈发的激化，却不能够成为李自成以及整个大顺农民军政权失败覆亡的主要原因，这个“黑锅”刘宗敏是真的背不起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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