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贤的谜题

如何在权力斗争的敏感、微妙、残酷之际，

表演杂技般悬走于生死一线？

当避世成为奢侈，

活着成为难题，

如何装疯卖傻也能保持一份人的尊严，

使生命迸发自由的光芒？

萍聚，

是一场人生盛宴;

星散，

是一曲红尘哀歌……

《晋书·刘毅传》有句话：“六国多雄士，正始出风流。”

正始，是三国曹魏的一个年号，时在公元２４０-２４９年。

正始十年，不仅在中国古代政治史上是一个值得注意的时期，在中国文化史上地位也格外重要。这一时期，中国文化的一个“土特产”——名士文化——宣告成熟。在汉代史籍中尚不多见的“名士”一词，从此堂而皇之、络绎不绝地出文入史，几成泛滥成灾之势。

与此同时，名士群体也开始闪亮登场，正式走上了历史和文化的前台。

于是，在后人的记述中，赫然出现了“正始名士”这样的字眼。正始名士的核心人物有三个：何晏、王弼、夏侯玄。他们都是名门之后，贵胄之子，当朝显要。一句话，他们是在朝的名士，居于“庙堂之高”。

而本书的主人公们，则被冠为“竹林名士”，他们也在正始年间相遇，并结成了一个相对松散的交游圈子。他们的出身并不显贵，多与现实政治保持着距离，以隐居为乐事。一句话，他们是在野的名士，处于“江湖之远”。

但是，后者的名声，很快就超过了前者。在后人的传播和想象之中，他们的形象日益高大，他们的故事分外迷人，他们的精神令人神往。渐渐地，他们被凝固成一个非常富有诗意的称谓——竹林七贤。

说起竹林七贤，人们都会联想到这么一幅画面：在青山秀水之间，茂林修竹之下，七位风采出众的隐士，或坐或卧，姿态各异，有的开怀畅饮，有的弹琴度曲，有的仰天长啸，有的挥麈谈玄，自由自在，无拘无束。他们的举手投足，音容笑貌，无不尽显名士的超然高蹈、潇洒风流。

这样一幅画面，是我们的凭空臆想吗？当然不是。事实上，这画面的“定格”，有着历史和文化的有力支撑。比如，唐代画家孙位就有一幅传世名画，题为《竹林七贤图》，又名《高逸图》。尽管此画只存残卷，七贤只能看到四贤，但画面所表现的人物风貌及精神气质则是高蹈而脱俗的。

再比如，上个世纪６０年代，在南京江宁西善桥出土的南朝《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作为现存最早的关于竹林七贤的艺术作品，它所展现的人物精神气质与《高逸图》并无二致。至于当代画家的笔下，竹林七贤的形象就更是空灵幽眇，超凡入圣。这样一来，我们脑中闪现出上述那样一幅画面也就毫不奇怪了。

然而，这样一幅画面到底有多少真实性和可信度呢？

说实话，很难说。太过理想的画面，恰恰会造成对真相的遮蔽。如果用照片来比喻这幅画面，那它应该是艺术照，而非生活照。为什么？道理很简单，竹林七贤再超脱，毕竟不是神仙，而是人。他们都不是活在真空里，而是活在社会中、历史中，甚至是在残酷的政治斗争中。众所周知，在人类社会中，绝对的自由是不存在的，更何况竹林七贤生活的时代正好是一个政治环境十分险恶的乱世呢？

所以，走近真实的竹林七贤并不容易。

对真相的靠近过程，其实就是一次耗费心力的猜谜过程。

更何况，竹林七贤的故事，展现的本就是一个历史大谜、文化大谜、人生大谜？

所以，在进行故事的讲述前，我们有必要跳出故事，先来做一番猜谜游戏。只有这样，才有可能拨云见日，一睹其庐山真面。

我以为，围绕着“竹林七贤”这个称谓，至少就有三大谜题。

第一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只有七个人？这是——人数之谜。

第二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知道“竹林七贤”？这是——传播之谜。

第三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真在“竹林”活动？这是——地点之谜。

首先，第一大谜题：竹林七贤是不是只有七个人呢？

比较不冒风险的回答当然是——“是”。 因为这问题本身就有毛病： 不是七个人，又怎么叫做“七贤”呢？

但是，不冒险的回答不一定就是负责任的回答。不冒险的回答往往是权衡利弊的回答，是尽量从众的回答，这样的回答比较讨巧，不容易得罪人。

负责任的回答是什么呢？我以为应该是——“是也不是”。

说它“是”，是因为竹林七贤早已是一个约定俗成的概念，七贤是哪些人也都是有据可查，确凿无疑。我们还是先认识一下竹林七贤是哪七个人吧！根据各人在这个群体中的重要程度，竹林七贤可以排列如下：

１． 嵇康（２２３-２６２），字叔夜，谯国铚（今安徽濉溪，一说宿县）人。

２． 阮籍（２１０-２６３），字嗣宗，陈留尉氏（今属河南开封）人。

３． 山涛（２０５-２８３），字巨源，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人。

４． 刘伶，字伯伦，沛国（今安徽淮北）人，生卒年不详。年龄当介于阮籍与嵇康之间。

５． 向秀（约２２７-２７２），字子期，河内怀县（今河南武陟西）人，与山涛同乡。

６． 阮咸，字仲容，陈留尉氏人，阮籍之侄，生卒年不详。年龄应该比向秀略小。

７． 王戎（２３４-３０５），字浚冲，琅琊临沂（今属山东）人。王戎在七贤中年龄最小，比山涛小２９岁，比阮籍小２４岁，比嵇康小将近１０岁。

以上就是竹林七贤的大名单。嵇康、阮籍、山涛是核心人物，其余四人则为羽翼。从籍贯上看，竹林七贤中有四个河南人，分别是阮籍、山涛、向秀、阮咸；两个安徽人，嵇康和刘伶；一个山东人，即王戎。这个地域的分布，差不多也代表了“魏晋风度”的发源地和大本营。

既然这七个人清清楚楚，又为什么说“也不是”呢？

这就要说到“竹林之游”这个概念了。根据史料记载，在七贤被定名之前，他们的交游常常被称作“竹林之游”。这个说法大概在西晋就已出现，远比“竹林七贤”的称谓要早。也就是说，最初参与竹林之游的人，绝不仅仅只有七个。

还有哪些人参与了竹林之游，却没有进入七贤的大名单呢？

第一个就是嵇康最好的朋友吕安。吕安（？-２６２），字仲悌，东平（今属山东）人。吕安和竹林七贤中的山涛、向秀都很要好，他和嵇康的关系远比王戎等人更亲近，以至于竟有学者提出，应把吕安也放进这个名士群体，将竹林七贤改成“竹林八贤”。此论虽然可商，但足以看出吕安在竹林之游中的声望和地位。

还有一位名士袁准，字孝尼，陈郡扶乐（今属河南）人，魏国郎中令袁涣之子。入晋后，官拜给事中。此人与嵇康和阮籍均有交往。嵇康因为没有教他弹奏《广陵散》，临刑前都耿耿于怀。阮籍晚年为司马昭写《劝进文》，也是在袁准家醉酒之后的事。所以，袁准也应该算是竹林之游的参与者。

此外，还有一些人与竹林之游的召集人和东道主嵇康过从甚密，比如嵇康的哥哥嵇喜，嵇康的好友阮侃、阮种，嵇康的学生（也是铁杆粉丝）赵至，这几个人都与嵇康有过很深的交往，自然也不应排除在竹林之游的圈子之外。

问题是，既然竹林之游不只七个人，为什么又被称为“七贤”呢？要说吉祥数字，“八”不是比“七”更好吗？这个问题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早有解说。陈先生认为，这大概和孔子的一段话有关。《论语·宪问》篇中有一章说：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

孔子说：“贤能的人避开乱世，次一等的人避开乱邦，再次一等的人避开难看的脸色，更次一等的人避开难听的恶言。”孔子又说：“这样做的人已经有七位了。”

这里，“贤者”和“七人”合起来不就是“七贤”吗？也就是说，竹林七贤的命名，可能是后人为了比附经典和圣人孔子的一个说法，所以“竹林之游”也就定为“竹林七贤”了。

第二大谜题：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是怎样逐渐形成的？换句话说，竹林七贤的七个人知道自己是“竹林七贤”吗？

我的回答是：不知道。根据文献和史料的记载可知，竹林七贤其实是一个比较松散的文人群体。他们的结识、定交也有一个时间先后的过程，完成这样一个过程大概经历了十来年。

我们已经知道，参加竹林之游的人数不止七个，那么到底是什么时候才有了“竹林七贤”的说法呢？

答案是东晋初年。而且，先后经过了四个文人的加工。哪四个文人呢？

第一个是东晋名士孙盛（约３０２-３７４），他在《魏氏春秋》中首次提出“七贤”的说法：

（嵇）康寓居河内之山阳县，与之游者，未尝见其喜愠之色。与陈留阮籍、河内山涛、河南向秀、籍兄子咸、琅玡王戎、沛人刘伶相与友善，游于竹林，号为七贤。（《三国志·王粲传》注引）

这个材料有三点值得注意：第一，七贤中，嵇康是中心；第二，他们活动的地点，在河内山阳，也就是今天河南省修武县；第三，只是说“游于竹林，号为七贤”，并没有说“竹林七贤”。

第二个文人，即正式给竹林七贤命名的是东晋画家、隐士戴逵（字安道，约３２６－３９６）。戴逵也是谯郡（今安徽亳州）人，与嵇康同乡。他写了一部《竹林七贤论》，首次标举“竹林七贤”，并把七人放在一起加以论述。这是竹林七贤命名的标志。

第三个是东晋文学家袁宏（约３２８-约３７６），他写了一部《名士传》，把魏晋名士分成三个阶段，三个群体，分别是“正始名士”、“竹林名士”和“中朝名士”（即西晋名士）。其中“竹林名士”就是指阮籍、嵇康等七人。这个说法似乎更强调了“竹林”这个概念。而袁宏写《名士传》，很可能是受到东晋风流宰相谢安的影响。

到了南朝刘宋年间，临川王刘义庆（４０３-４４４）编撰《世说新语》一书，从上述文献中搜集了七贤的大量轶事，对竹林七贤再次予以“追认”：

陈留阮籍、谯国嵇康、河内山涛三人年皆相比，康年少亚之。预此契者，沛国刘伶、陈留阮咸、河内向秀、琅邪王戎。七人常集于竹林之下，肆意酣畅，故世谓“竹林七贤”。（《世说新语·任诞》）

在这条记载中，突出了七贤的三个核心人物：阮籍、嵇康、山涛；四个羽翼人物刘伶、阮咸、向秀、王戎则是“预此契者”，并且比孙盛所述多了一条信息——“肆意酣畅”，就是放纵饮酒。这就把竹林七贤和饮酒联系在一起了，同时再次把七人聚会的地点锁定于“竹林之下”。竹林七贤从此深入人心，成为一个非常吸引眼球的文化符号和人物标签了。

总之，竹林七贤是从竹林之游生发开来并逐渐定型的一个名称，其中经历了一个漫长的传播过程。从七贤真正活动的三国魏末，直到竹林七贤正式被命名的东晋，中间相差近一个世纪。也就是说，所谓竹林七贤，事实上属于文化传播上的一个逐渐形成的文化概念，而不是当事人真实经历的历史过程。

所以我们说，参加竹林之游的这些名士们，压根不知道后人会把他们中的七个人称做“竹林七贤”。

第三大谜题： 竹林七贤经常聚会的地点在哪里？ 他们是不是经常在竹林中活动呢？

这本来不是一个问题，因为大的活动范围，孙盛已经在《魏氏春秋》中说得很清楚了，就是“河内之山阳县”，即今天河南修武县云台山一带。这个地方２００４年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批准为“世界地质公园”后，已成中国旅游业的一匹黑马，是个游人络绎不绝的自然风景区。对于这里曾是当年嵇康的隐居之地，也曾是七贤中人经常聚会的地方这一点，大家都没有疑义。

争议的焦点在哪里呢？就在“竹林”两个字上。也就是说，“竹林”作为修饰“七贤”的一个重要符号，它到底是一个实实在在的地理概念呢，还是一个有着丰富内涵的文化概念呢？这个在古代不成问题的问题，在２０世纪突然成了一个很大的学术问题。

２０世纪４０年代，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在《陶渊明之思想与清谈之关系》一文中，提出一个石破天惊的观点，他认为竹林七贤的“竹林”二字，未必是现实的自然地理概念，而是从佛经翻译中“拿来”的一个名词。

原来，佛经里有一个很著名的故事，说佛祖释迦牟尼在古印度的佛教圣地王舍城弘扬佛法时，当地有位长者，名叫迦兰陀（梵语Ｋａｌａｎｄａｋａ的音译）。他在听了佛陀讲法之后，茅塞顿开，开始崇信佛教。为表示虔敬之心，他捐出了自己的一片竹园，并在竹园内建造精舍（精致的房舍），供佛陀及其弟子居住。这成为佛教寺院的前身，史称“竹林精舍”。

陈先生认为，西晋末年，随着佛教经典的翻译，“竹林精舍”的故事开始进入人们的视野，于是人们就把本土文化的“七贤”与“竹林精舍”联系在一起，最终形成了“竹林七贤”这个说法。也就是说，“七贤”未必是在自然界的“竹林”之下活动，山阳在当时也未必真的盛产竹子。至于后来文献中出现山阳有竹林的记载，很有可能是后人的附会使然。应该说，陈先生的这个观点是颠覆性的，可以说是一个“大胆的假设”。虽然陈先生没有经过“小心的求证”，但我以为，这个假设的学术价值非常高。

至于“七贤”为什么会和佛教中的“竹林”联系在一起呢？陈先生没说。我个人认为，很可能是因为两者的世界观有相似性。孔子所说的“七位贤者”是“避世避地避色避言”的，而佛家的“竹林精舍”则是超尘脱俗的。两者追求的都不是“入世”、而是“出世”的理想。也就是说，修饰“七贤”的“竹林”二字，事实上是有着象征意义的，不一定就是指自然界的竹林，它代表的实际是一种出世的理想。嵇康等人都是有避世隐居之志的，他们是当世贤者，所以，后人自然把“竹林”的概念和他们挂起钩了。

说实话，我和一些学者一样，感情上很难接受这一种推断。我们情愿相信竹林七贤真的是一些徜徉于竹林之下、弹琴赋诗、不亦乐乎的隐士高人。２１世纪以来，也有学者经过实地考察和“小心的求证”，对陈寅恪的观点提出了反驳。比如说，最有力量的反驳有两个：一是，当时的佛经中，翻译为“竹园”的情况比翻译为“竹林”的情况更多；二是，在古代文献中，山阳一带的确有盛产竹子的记载。

我对这些学者充满尊敬。但是，从逻辑上来说，上述反驳都不能证明陈先生的观点是错误的。我甚至有一种直觉，陈寅恪先生说的也许是对的。支持陈先生的论据至少有以下三种：

第一，在竹林七贤及其同时代文人的诗文中，几乎找不到“竹林”的影子，甚至连“竹”的意象都极为少见。比如，家住山阳的嵇康，他的诗歌中没有一次提到竹子。在他死后，他的好朋友向秀写了一篇《思旧赋》，其中描写了山阳旧居的概貌，也没有提到竹子。这说明，七贤中的代表人物并不像我们想象的那样对竹子情有独钟。

第二，前面我们说过，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在南京西善桥出土的南朝墓室中，有一组著名的《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画像砖，画面上作为七贤背景的植物，有银杏、有松树、有槐树、有垂柳，偏偏没有竹子。这也说明，至少在南朝，人们心目中的七贤，并不一定就与自然界的竹子有必然关系。

第三，东晋有个名士叫孙绰，他信仰佛教，与名僧多有交往。他写有一篇《道贤论》，把两晋时的七位名僧和竹林七贤进行类比：以竺法护比山涛，竺法乘比王戎，帛远比嵇康，竺道潜比刘伶，支遁比向秀，于法兰比阮籍，于道邃比阮咸，认为他们都是高雅通达、超群绝伦之人。这说明，东晋时的确存在着把竹林七贤和佛教人物“嫁接”的事例。

所以，无论情感上多么不能接受，我还是比较倾向于认为，竹林七贤可能是一个具有象征意义的文化概念，和自然物竹林没有直接或者必然的联系。

猜了三个谜，越猜越泄气。 “竹林七贤”这个名称，差不多都要散架了！

那么，既然竹林七贤这个名称有这么多的谜团和疑点，这个概念还能用吗？

我的回答是：当然能用。

首先，七贤都是真实存在的历史人物，他们彼此之间，的确有过亲密的交往，而且一度有着共同的人生信念和价值追求。他们虽然不一定是在竹林中聚会，但他们向往自然，啸聚山林，隐居求志，这一点是毫无问题的。

其次，“竹林七贤”的说法虽然东晋才出现，但作为一个文化概念却是一个真实的概念。它反映了当时的人们对七贤曾经有过的潇洒人生充满了仰慕和崇敬。从文化传播上讲，“竹林七贤”是一个真命题，而不是一个伪概念。

第三，文化现象有个约定俗成的问题，不一定要和学术争鸣牵涉到一块。学术界存疑的事情，老百姓完全可以当真。因为说到底，我们都不是历史的还原者，而是历史和文化的欣赏者和消费者。

所以，人数之谜也好，传播之谜、地点之谜也罢，都不是最关键的。因为，围绕竹林七贤，还有一个更大的谜团，在等待着我们去探寻，去解答。那就是——七贤聚散之谜。

我们关心的是，在那样一个政治环境险恶、生命朝不保夕的乱世，这么一群出身不同、年龄不同、籍贯不同、性情各异的文人，他们究竟是怎么走到一起的？又是由于什么原因不得不分道扬镳的？就像梁山好汉一样，他们到底是怎么“入伙”的，又是怎么“散伙”的呢？

我以为，这个问题才是关键。

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就必须把他们放在具体的历史环境中去观察、去分析，必须把当时整个的政治背景和历史大势都搞清楚。只有这样，才能接近历史的真相，再现出一个相对真实的竹林七贤。

那么，究竟如何走近真实的竹林七贤呢？我以为，首先要抓住一把钥匙，只有抓住了这把钥匙，竹林七贤聚散之谜的谜底才会坚冰乍破，浮出水面。

什么钥匙呢？那就是——曹马之争。我们知道，在魏晋改朝换代的特殊历史时期，曹氏家族与司马氏家族这两大政治力量之间，为了争夺最高统治权，展开过一系列错综复杂、旷日持久、惊心动魄的政治斗争。这一系列的政治斗争，就是我所说的“曹马之争”。

可以说，如果当时不存在曹马之争，国家政局相对安定，也就不会产生竹林七贤这个群体了。说到底，竹林七贤的形成和发展，命运和结局，都与曹马之争打断骨头连着筋，环环相扣，紧密相连。

那么，曹马之争到底是怎样展开的呢？这就不得不从曹叡（２０５-２３９）托孤的事件开始说起了。

节选自《竹林七贤》一书。

《竹林七贤》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强/著

本书的主人公，是天下第一风流的“七人小组”——竹林七贤。他们是：嵇康、阮籍、山涛、刘伶、向秀、阮咸、王戎。了解“七贤”，关键在找到一把钥匙——曹马之争，——曹氏家族和司马氏家族为争夺提高统治权而展开的一系列错综复杂、旷日持久、你死我活的政治斗争。

因此，本书——是讲“演员”的故事：如何在权力斗争的最敏感、最微妙、最残酷之际，表演杂技般悬走于生死一线？是讲“狂人”的故事：当避世成为奢侈，活着成为难题，如何装疯卖傻也能保持一份人的尊严，使生命迸发自由的光芒？

更是山高水长的一段友情佳话：萍聚，是一场人生盛宴;星散，是一曲红尘哀歌……

《魏晋风流》

中国青年出版社

刘强/著

本书共分十六讲，涉及美容之风、服药之风、饮酒之风、任诞之风、隐逸之风、品鉴之风、清议之风、清谈之风、豪奢之风、艺术之风十个侧面，通过上百个精彩纷呈的故事，对传世名著《世说新语》所再现的魏晋奇风异俗、奇人异事，进行了生动的现代解读，视角新颖，见解独到，移步换景，涉笔成趣。一卷在手，王谢旧事，尽收眼底，古风今韵，如月入怀。《竹林七贤》为姐妹篇。

【作者简介】

刘强，字守中，别号有竹居主人。1970年生于河南正阳。央视《百家讲坛》栏目著名学者，复旦大学文学博士，现为同济大学人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诗学研究集刊《原诗》主编。

主要从事魏晋文学与文化、古典诗学、先秦诸子经典、文言小说等的研究与教学。已出版《世说新语会评》《有刺的书囊》《竹林七贤》《惊艳台湾》《世说学引论》《有竹居新评世说新语》《清世说新语校注》《古诗写意》《世说三昧》《论语新识》等著作十余种。

即刻拥有——

历史 | 人文| 美学 |科普|励志

联系电话：010-57350596

邮箱：hezuo@cyp.com.cn

（投稿请在邮件主题上标注。）

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

《人世间》 中国青年出版社 梁晓声/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