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套书提供了科学文化讨论的厚重基础丨展卷

在科学文化的讨论中，自然科学界的工作者应当能够充分了解自然科学自身走过的历程，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复杂面向（不再坚持“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特别是感受到高科技是风险社会中风险的重要来源，从而主动担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

撰文 | 刘华杰（北京大学哲学系）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出版的“哲人石丛书”持续25年，到2023年已经出版153种。也就是说它坚持了四分之一世纪！在变化速度非常快的现代中国，有哪些事能坚持这么久？真的不多。

就出版而言，我立即想到国外的两套丛书。其一是斯普林格出版社的“GTM丛书”（“研究生数学丛书”），到其最近出版的《自守表示导论》（An Introduction to Automorphic Representations）一书面世，该丛书已经出版了300种。此丛书在中国由世界图书出版公司出的影印本封面一律为黄皮，殊为简易，与其相对艰深的内容形成颇好的对照。其二是柯林斯出版社的“新博物人丛书”（New Naturalist），从1945年的第一种《蝴蝶》到最近《池塘、水池与水坑》(Ponds, Pools and Puddles)共计148种，78年来平均一年出版不到两种。此丛书封面设计极为讲究，美丽大方，令人爱不释手。“哲人石丛书”就规模、形式、题材等方面看，都介于这两者之间。国内诸多人认为“哲人石丛书”是科普或者高级科普。这种概括就其中的个别图书而言说得过去，但整体而论则不符，因为“科普”两字无法罩得住如此广泛的内容，恐怕还是叫“科学文化”比较合适。不管如何归类，此丛书能够坚持下来，都是一个奇迹。它对中国科学文化、社会文化的影响会一点一点显示出来，不需要着急。

举个很小的例子，《大流感：致命瘟疫的史诗》最早出版是2009年，但是在2020年初疫情开始以后，它成了无数人推荐的必读书，因为它不只是简单讲述1918年发生的事件，同时也是一部与流行病有关的科学、政治和文化的传奇。除此之外还有很多熟悉的面孔都是如此，《确定性的终结》《数学大师》《改变世界的方程》等等……

2023年11月12日，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在国家图书馆典籍博物馆五层“文会堂”举办庆祝活动，后来该社总编辑王世平来信，提及当日座谈会时间太紧，“你只说了几句话，不过瘾啊”，嘱我写篇文章。那天我讲了两件事，但没有展开。

第一件事是，“哲人石丛书”出版质量非常高，可以说在中国树立了一个标杆，但是其宣传、发行方面还有很大改进空间。多年前潘涛、刘兵曾示我一份调查报告，提及想象中的科学家读者并不是此丛书的主要读者。实际上，中国当今一线的科学家主要读论文，而不读书！这令人吃惊吗？惊也不惊。在过去的30年中，中国科学界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就基础性研究的重大创新而言，还差得远。既然不是经费问题也不是智商问题，那究竟是为什么？讨论已经很多，有人说中国科学家热心追赶式模仿式研究太多，自由精神不足，也有人说是文化储备不够，总之没有把握住自然科学创新的精髓。按理说，缺什么补什么才对，但现实正好相反。科学家不读也没关系，如果年轻人读，将来他们长大，成为科学家，在其研究中也就能有所体现了。就像《引力世纪》《自然的悖论》《脑壳里的互联网》分别在物理学、生物学、脑科学这样的基础学科里写出了创新性的内容，当今天读这些书的年轻人成为未来的科学家，他们的视界将有很大不同。

但这并非我说的要点，这只是引子，提一下就是了。我的建议是对“哲人石丛书”进行二次开发！道理是，相对于中国读者的文化素养、科学素养，这些书还是偏难了。直接阅读“哲人石丛书”，相当一部分人还有困难。这就需要做化简，需要有人对图书进行解说。现在，社会中恰好有许多公司在做这类工作。据我了解，当下的情况是对经典电影、人文社科图书，解说工作做得相对好，对数学、自然科学类图书所做解说工作反而少。这无疑值得大力开发。吴国盛教授组织高山科学经典阅读，每本书都请专家来解读，此工作做得相当不错，可以借鉴。在我的印象里，《确定性的终结》《我思故我笑》《素数之恋》《隐秩序》都是非常值得解说的经典书。《素数之恋》有读者称之为最棒的数学科普书籍，将数学史和数学知识结合得极其精彩，如果能有人将数学知识部分给读者再解读清楚，相信这本书的影响力还要扩大一个等级。

谁来二次开发呢？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人手有限，编辑们的长处是编书，而不是直接面向公众宣传、解读图书。图书作为商品，是很难通过打广告来营销的，因为每一本书都是一个独特的产品。这跟卖萝卜、卖电视、卖化妆品、卖手机有很大不同，萝卜、电视、化妆品、手机虽然每一批次也不同但各自都是一类东西，区别只在于质量、性能和品牌，而图书则几乎本本不同，由一本书无法猜测到另一本书在讲什么。出版社应当把二次开发的工作外包出去，让专业公司来做，收益按比例分成，自己仍然继续做“哲人石”的编辑出版工作。现在社会中存在许多未授权的解说、营销活动，表面上你好我好大家好，实际上侵害出版社的利益。与其如此，不如正式一点，一部书只向某一两家公司或个人授权；非授权的营销皆为非法，可以要求取消、下架。这样出版社能够在有收益的情况下继续专心做自己擅长的事情、最重要的事情。

第二件事是，关于科学文化评论。不是已有的《科学文化评论》那种性质的评论。当天的庆祝会上，韩启德先生、邬书林先生、周忠和先生的发言都非常真诚、实事求是，信息量很大，给人留下深刻印象，我就斗胆讲了自己的想法。我说关于科学事务，正常评论、批评的渠道还不够畅通。这可能部分受了田松讽刺性地概括的“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之影响。如果这般荒唐的归类成立，科学在整体上就将免于“证伪”，那是相当奇怪的事情。科学哲学家波普尔曾概括科学的核心特征是“可证伪性”。但那是就具体的命题、猜想、理论而言的，而非就整体性的科学事业而言的。在现实中，科学界内部在有限的范围内，确实可以正常开展批评，科学有自己纠错的本事，因而科学生机勃勃，不断生产出靠谱的新知识。但是，当科学面对其他文化时，科学的保守性显示出来了，在现代社会，人们没有办法事先描述出来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将放弃科学，这相当于科学无法被证伪。想一下，在任何情况下，我们似乎都得相信科学，无论出现何种经验事实。这样的现象当然不限于科学，宗教和教条也如此，对于其信仰者，经验具有不可入性，不可能证伪其信念。但这对于百姓日常生活、对于天人系统可持续发展，却是相当糟糕的事情，因为风险增加了。自然科学有其长处，它强调客观性、确定性、定量化，就不得不对现实系统进行高度化简，不得不在小尺度上运行（相对于各自系统的本征尺度而言，比较绝对值没有意义），因此失真和短期化是其制度性要求，是它本身无法克服的。

有人说，科学界对此早有认知，也在试图改进，比如现在有“复杂性科学”，没错，但是瞧一瞧轰轰烈烈的“复杂性科学”的艰难历程就明白了，“哲人石丛书”从2000年就出版了讲“复杂性科学”的《隐秩序》，后来还出版过《混沌与秩序》《混沌七鉴》和《解困之道》，尽管都是好书，《隐秩序》被称为“复杂性科学”的经典之作，《解困之道》在国内获奖无数，但影响力始终有限：自然科学真的是化繁复为简约，而不是相反；反过来做，不是科学的强项，做来做去“复杂性科学”始终成不了科学的主流。这就意味着，从长远看，需要用科学之外的东西来平衡科学。这种东西或多种东西要足够强大才行。

有这种东西吗？我认为是有的。在文艺界早就有“文艺批评”，从来没有人说它反文艺。相应地，也可以憧憬一种“科学批评”领域和行为。这不是反科学，它是克服现代性危机所要求的理性行动。要建立这样的领域、鼓励这样的行为，丰富科学文化是首先要做的，毕竟大家要有一定的对话基础。在科学文化讨论中，自然科学界的工作者应当能够充分了解自然科学自身走过的历程，感受到科学技术的复杂面向（不再坚持“好的归科学坏的归魔鬼”），特别是感受到高科技是风险社会中风险的重要来源，从而主动担负起自己应当承担的责任，而不是推卸责任。

本文受科普中国·星空计划项目扶持
出品：中国科协科普部
监制：中国科学技术出版社有限公司、北京中科星河文化传媒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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