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从菲律宾带回“国宝”，不仅救了无数人，还促使中国成人口大

红薯，我们都很熟悉，尤其是大冬天的，吃一口热乎乎的烤红薯，很是惬意。那么，当我们在吃红薯的时候，有没有想过中国是红薯的原产地吗？

我可以告诉你，红薯是舶来品，我们现在能吃到红薯要感谢两个人：哥伦布和陈振龙。

红薯原产地在南美洲，公元1492年，哥伦布发现美洲大陆后，将红薯、玉米、番茄等物种带到了欧洲。16世纪初，西班牙水手又将红薯带到了菲律宾的马尼拉和摩鹿加岛。红薯来到菲律宾后成了他们的国宝，严禁外流。不过16世纪末，也就是中国明朝的时候，红薯还是外流来到了中国。

红薯能够顺利到中国，得感谢一个福建人，这个人就是陈振龙。就是他，冒着生命危险，将被菲律宾誉为“国宝”的食物带回了中国，不仅解决了中国的饥荒，救了无数人，还促使中国成为人口大国。

这个故事在明代的《闽书》、《农政全书》以及清代的《闽政全书》、《福州府志》都有相关记载。

陈振龙是一个往来大陆和南洋的贸易商人。他本来是个读书人，还考中过秀才，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他厌倦了这条科举之路，弃儒经商，想通过海外贸易发财致富。随后他跟着老乡来到了吕宋岛，也就是现在的菲律宾，从此开始了往来吕宋与福建的贸易。

来到菲律宾的陈振龙被菲律宾“国宝级”食物——红薯所吸引。陈振龙的五世孙陈世元在《金薯传习录》中写道“目睹彼地土产，朱薯被野，生熟可茹，询之夷人，咸称之薯，有六益八利，功同五谷，乃伊国之宝，民生所赖”。

商人陈振龙以他敏锐的眼光认识到这种在吕宋岛普遍种植的红薯具有很高的经济价值。红薯不仅耐旱，环境适应能力非常强，粗生贱养，不怕蝗灾，无论是沙土地、丘陵地，还是红土地，苗入地即活，而且产量非常高，吃一个到两个便能够吃饱，不管生熟都可以食用。

在加上福建“闽都隘山阨海，土瘠民贫，赐雨少愆，饥馑存至，偶遭歉岁，待食嗷嗷”，这种自然条件，种植红薯是再好不过的选择了。所以，如果把红薯带到家乡，既是一件造福万民的大好事，还是一本万利的大商机。

可是让他没想到的是，红薯引到中国是一条艰辛漫长的路。正如我刚才所说，作为菲律宾的“国宝级”食物，红薯是严禁出口的。无论陈振龙怎么努力，每次试图带一两个回国，都没能取得成功。

第一次，陈振龙把红薯藏在藤箱底层，企图蒙混过关，但没成功。第二次，陈振龙不带红薯，而是带红薯藤回国。虽然他小心翼翼，但还是被查了出来，最后差点被关了起来。

两次的失败并没让陈振龙灰心丧气，他决定实行第三次行动，这一次陈振龙将红薯藤编入船上的一根绳子中，吊在船舷下。这次没被查出来，总算顺利过关。在海上漂泊多日后，陈振龙回到了家乡福建。

商人陈振龙费尽周折，终于将番薯种子带回福建。而他把红薯带回家乡的时候，正值福建遭逢大旱，“野草无青，禾无收，饿民遍野”。当地官员为饥荒绞尽脑汁，就在官员们无计可施的时候，陈振龙来了，带着他的红薯来了。

短短几个月之后，番薯大获丰收，饥民“足果其腹，灾不为荒”。红薯不仅产量极高，“上地一亩约收万余斤，中地约收七八千斤，下地约收五六千斤”，而且价格便宜，成了平民百姓的重要口粮，养活了不少的生命，救了不少人。

福建引入红薯后，当地的农业格局发生了改变，番薯“初种于漳郡，渐及泉州，渐及莆（田）”，很快，福建全省“遍地皆种，物多价廉，三餐当饭而食，小民赖之”，而且“若遭旱潦凶歉相仍，至今三十年来，滨海相沿而不闻灾生”。

史料也可以看出来，红薯的引进解决了福建的饥荒问题，养活无数人，福建几十年再无饥荒。陈振龙也因此被称之为“红薯之父”，成了福建民众心中的城隍神，被封为“水部尚书”，成了神一样的人物。

陈振龙“封神”一点也不奇怪，因为红薯在后来的“康雍乾盛世”发挥了明显的作用，促使中国成为人口大国。毫不夸张的说，康雍乾盛世最大的功臣就是红薯，正是因红薯在中国的广泛传播与大面积栽种，“康乾盛世”才有了人口与经济持续的物质保障。

实际上，中国人口早在公元2年，也就是汉朝的时候，人口就已经达到了六千万，也就是说，这一千多年来，中国人口增长是缓慢的，但从明中晚期后，中国人口开始呈现几何倍数增长。

史料显示，明末天启三年（1623年），在籍人口为五千多万人，经历了明末动乱后，清顺治八年（1651年），人口只剩下了三千余万人。不过从康熙到乾隆年间，中国人口开始大规模增长，到道光时期达到4亿人口。

众所周知，有多少人，就需要多少粮食，要养活这么多人，肯定需要这么多粮食。而作为中国传统的粮食作物的小麦和水稻其实都无法跟红薯等美洲作物相比。小麦是一种极其娇贵和脆弱的作物，而种植水稻需要大量的劳动力投入以及积肥工作，进行精耕细作，并且严重依赖灌溉。所以一旦遇到天灾，这两种粮食作物几乎是颗粒无收，这就是为什么历史上的天灾很容易导致大规模农民起义的原因所在。

但以红薯代表的美洲粮食作物不同，它们适应能力强，单产高，能够适应沙地和瘠地。比如我们熟悉的花生，也是美洲来的舶来品。花生对沙化严重的耕地和盐碱地都有极强的适应性，生长期短，亩产高，而且油脂含量极高。花生油现在依然很畅销。

经济史学家何炳棣认为，中国近千年来，总共发生过两次粮食革命：一次是北宋时因海外贸易输入的占城稻；另一次是明朝时期，红薯、玉米、花生等美洲作物的传入，使中国粮食作物的品种大幅度增加。

这种增长，到新中国成立后，依然扮演了很重要的角色，甚至到今天，中国仍是世界最主要的红薯、玉米、花生的生产国和消费国。只不过现在，红薯这些食物有了更多的吃法，比如红薯可以做成红薯粉、红薯片等等，他们从粮食食物变成了休闲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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