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上海黑帮老大的远见：送15岁儿子参加新四军，解放后安享晚年

“他可是与黄金荣、杜月笙齐名的黑社会老大，怎么会参加人们代表大会？

1949年8月，上海市第一届人代会上，一个特邀代表的出现，引得人们议论纷纷。

有知情人爆料说：“你们不知道吧，他可是陈老总特批的！”

这个被陈毅特赦的帮派头子，就是被老上海人称为“江北大亨”的顾竹轩。

此人到底有什么过人之处，竟成了新中国政府的座上宾？

顾竹轩是江苏盐城人。1902年，盐城闹灾荒，本来就吃了上顿没下顿的顾家，日子一天比一天难挨。

为了能混口饭口，16岁的顾竹轩便加入了逃荒大军，去上海讨生活。

那时，来上海谋生的年轻人，大都以拉包车为生，顾竹轩也不例外。

拉黄包车是个辛苦活，冬天寒风阴冷刺骨，手脚生疮，夏天被大太阳一晒，整个人都像被火尸炉围着，无处躲藏。

好在拉黄包车是现金交易，顾竹轩每天多少都能挣到点钱，即使苦点累点，心里也是美的。

一段时间后，同行们发现，都是盐城来的小黄包车夫，顾竹轩的生意就比别人好很多，难道顾竹轩有啥秘密武器？

别说，还真有，而且是老天爷赏的。

顾竹轩年轻的时候，长得那叫一个相貌堂堂，两只眼睛大得像铜铃一样，鼻子又高又挺，最有特点是他的耳朵特别大，轮廓从眉毛到下巴，从相貌上看，简直就罗汉再世，一脸福相。

因此，那些老板们都喜欢找自带福相的顾竹轩，认为他能给自己带来好运气。

甚至还有一位德国老板，干脆让他当他自己的私人车夫。

就像现代富豪身边的专职司机一样，当了德国老板私人车夫的顾竹轩，也有机会接触到老板的家人、朋友。

那时，他虽然没什么钱，但眼界和见识却越来越高，再加上脑子活泛，德国老板除了让他拉黄包车外，就连公司的出租业务，也交给顾竹轩一起打理。

随着对顾竹轩信任度的提高，德国老板还让他接送起了自己的夫人，一个温柔漂亮的中国女人。

没想到一来二去，德国老板夫人也对顾竹轩暗生情愫，只是两人都没捅破这层窗户纸。

一战战败后，德国老板被召回国，上海的生意也没人打理了。顾竹轩觉得这是个难得的机会，便将自己的家底掏空，买下了老板的黄包车行，当然，就连德国老板没有带走的夫人，也一并收入收囊中。

由此，20多岁的顾竹轩摇身一变，成了车行老板。

当年，在上海滩做生意，经常会有租界的巡警、上海当地警察等以违反交规的名义，将黄包车没收，再让车主托关系走后门把车赎回去。

但顾竹轩的车行，却没有这个烦恼，原因就是他为人机灵，出手大方，每当有新警察署长上任，顾竹轩都要送一辆当时最豪华的黄包车当贺礼。

因此，他的车行总能畅通无阻，生意也越做越大，那些从苏北过来讨生活的人，都以到顾竹轩的车行打工为荣。

自此，顾竹轩的腰杆子也挺起来了，除了车行之外，喜欢听戏的顾竹轩还将眼光转台了戏院上，但没想到，一向顺风顺水的顾竹轩，还因为开办戏院而惹上了官司。

1923年，顾竹轩的戏院——天蟾舞台在南京路浙江路口正式开张了，由于地理位置优越、装潢精美，很快就成了上海滩的“网红”打卡地。

顾竹轩看着人流如潮的天蟾舞台，脸上的笑容都溢出来了，就差逢人就说：“这泼天的富贵终于轮到我了！”

一个月后，顾竹轩果然接到了一份波天的大礼：一张写着“拆”字的告知书。

然而，那个年代，拆迁告知书可不是一夜暴富的代名词，而是让你倾家荡产的催命符。

当时，英租界的官员们以天蟾舞台不符合相关规定为由，勒令顾竹轩在几天内就将天蟾舞台拆除，而且只给几百元的拆迁补偿金，这和顾竹轩当时成千上万的投资额相比，简直比杯水车薪还不如，顾竹轩自是不干，决定同洋人打官司。

但当时的顾竹轩虽然有点家底，但名头还不太响亮，于是，他找到青帮老大杜月笙。

杜月笙虽没有和顾竹轩有过直接的交集，但一听顾竹轩所求之事，二话没说就答应了。

杜月笙说，今天洋人敢欺负顾竹轩，明天就敢欺负他这个青帮老大，必须给洋人点儿颜色看看，于是，杜月笙给顾竹轩推荐了两名很有名望外国律师，帮他打官司。

这场由上海当地地头蛇对英国租界官员的官司，从上海打到了北京，又从北京的英国公使馆，打到了英国伦敦大理院。

三个月后，英国伦敦大理院以拆迁不合法为由，责令英租界赔偿顾竹轩10万元，那一天，顾竹轩的名号一夜之间传遍了上海滩，“江北大亨”的名号也随之而来。

顾竹轩见好就收，拿了10万元的赔偿金，另行选址，“天蟾舞台”舞台重新开业。

可是，20世纪三十年代，正值战乱，再加上灾荒，普通百姓的日子愈发艰难，很多帮派、买办趁机大发国难财，而穷苦出身的顾竹轩，却在这时挺身而出。

1931年，我国出现了历史上罕见的大水灾，灾民流离失所，哀鸿遍野。面对此情此景，顾竹轩放下手中的生意，每天奔走于红十字会和华洋义贩会之间，为三个受灾县的百姓求得了大批的粮食、药品和衣物。

为了筹集资金，他还把利润丰厚的天蟾玻璃厂卖掉了，乡亲们感动之余，都亲切地称呼他为顾四爹爹。

转年，“一二八”淞沪事变爆发，大批难民涌入上海，顾竹轩干脆将印钞机“天蟾舞台”暂时停业，当作难民的避难所，在事变爆发前后的两个月时间内，顾竹轩先后收容、运送难民上万人。

而对于因为解救难民而给顾竹轩造成的经济损失，他倒是看得很淡然。顾竹轩虽然已是上海的名流大亨，但他从没忘记自己是个穷孩子出身，因此，他身上总有一股和底层人民“鱼水交融”的情谊。

正是这份情谊，让他在战争年代，竭尽全力为我党服务。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时任我党工运大队的大队长姜伟新被捕。而姜伟新的弟弟姜维山正是顾竹轩的侄女婿。于是，姜维山就找到顾竹轩，希望他能帮忙营救姜伟新。

顾竹轩早就看出，共产党才是真心为百姓服务的。因此，面对姜维山的请求，他一口就应承了下来。随后，顾竹轩先是宴请了拘捕姜伟新的几名警察，从他们口中套出了消息，又以“天蟾舞台”为担保，将“天蟾舞台”的“员工”姜伟新保释了出来。

后来，顾竹轩干脆将“天蟾舞台”的总经理室，设成我地下党的秘密联络点，顾竹轩名声在外，上海滩的警察也不敢轻易去查，为我党的革命工作做出了突出贡献，就连周恩来总理也说：“顾竹轩是靠得住的”

不止如此，顾竹轩还让儿子、侄子也先后参加了革命，每当前线部队缺衣少药时，顾竹轩总是不遗余力，慷慨解囊。

正是看到了他对革命的这份热情，在新中国成立前夕，上海在清理帮派时，陈毅亲自将顾竹轩的名字划掉了。在上海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大会上，顾竹轩作为特邀嘉宾，还受到了陈毅的亲自接见。

正所谓种善因，得善果。顾竹轩的一生，有过落魄，有过辉煌，他既享受过与洋人厮杀的快感，也有经历过商场的尔虞我诈，但从始至终，顾竹轩都心存善念，不改初心，这也是他能够得以善终的根本原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