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经国上位，蒋方良为何拒用“蒋夫人”称谓？和宋美龄有很大关系

前言

蒋经国的夫人蒋方良是俄罗斯人，原名菲伊娜·伊巴杰夫娜·瓦赫列娃，是个孤儿，由姐姐安娜抚养长大。十月革命后，菲伊娜一家靠劳动收入维持生活，不是很富裕。后来她结识了蒋经国，人生之路发生了重大转折。

菲伊娜与蒋经国的相识

20年代中期，蒋经国去苏联留学，进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后又由于政治因素被下放劳动，当过农民、工人。1934年，他因工作出色被提拔担任了乌拉尔重型机械厂副厂长。

蒋经国

蒋经国与菲伊娜的相识颇具戏剧性。据说，1934年春天的一个夜里，蒋经国因工作繁忙，加班到11点多钟才离开工厂。回宿舍的路上，他突然看到有一个俄罗斯大汉挡住一个姑娘的去路，图谋不轨。蒋经国立即上前阻拦。那大汉见是个中国人，个头又矮小，也就没把他放在眼里。没想到这个中国人个头虽小，体格却壮实，臂粗力大，两人一交手，仅三两拳就把大汉打倒在地，解救了姑娘。那个姑娘正是菲伊娜。

蒋经国以英雄救美人的方式，一下子便博得了这位漂亮多情的俄罗斯少女的青睐，两人开始来往，感情日渐浓厚。菲伊娜的善良和温柔给了漂泊异乡、历尽坎坷的蒋经国无限慰藉。据当时的知情人回忆：“尼古拉（蒋经国的俄文名）很听菲伊娜的话，他对她所做的事，也都很满意。”

蒋经国自己回顾说：“我在乌拉尔重型机械厂那几年，菲伊娜是我唯一的朋友，也是我的部属。她最了解我的处境，每逢我遇到困难，她总会表示同情并加以援手。1935年3月，我们终于结婚。”

蒋经国结婚的时候，菲伊娜只有18岁。两人婚后过着相对安逸的生活，先后生下长子爱伦（蒋孝文）和女儿爱理（蒋孝章）。

蒋经国夫妇

蒋介石亲自为她改名，洋儿媳深得公婆褒扬

西安事变后，国民党政府与苏联政府交涉，要求准许滞留苏十余年的蒋经国回国。经过一番曲折，1937年3月，蒋经国携妻带子返回阔别已久的祖国，菲伊娜则从此告别故乡，随丈夫来到一个她完全陌生的国度。

她一踏进中国，立即受到不同的语言、风俗、宗教、生活习惯等强烈的文化冲击。在蒋经国的老家浙江溪口，她第一次拜见了婆婆，又与丈夫在蒋家宗祠依乡俗补办了传统仪式的婚礼。

公公蒋介石一开始对这位金发蓝眼高鼻梁的俄国儿媳实在感觉不大习惯，名字也太别扭。但经过两三个月的相处，蒋介石慢慢发现这位洋儿媳性情温柔婉约，懂得孝顺公婆、体贴丈夫，对儿女也照顾得十分周到，完全符合中国传统妇女的要求，称得上是标准的贤妻良母。他心里十分满意，于是挥毫泼墨，替儿媳取了个中国名字，叫“方良”，冠以夫姓，成了“蒋方良”，意为“方正贤良”。这等于是对儿子未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来的这位洋儿媳的正式认可。

蒋经国夫妇

后来蒋方良过50岁生日时，蒋介石又特别亲笔题写了“贤良慈孝”四个字送给她做纪念，足见对她的风范德行之褒扬。

蒋经国夫妇回国后，最先住在上海，抗战爆发后搬到浙江奉化老家。不久，蒋经国奉派到江西南部，担任赣南专员公署专员。这是他回国后第一次出任的官职。夫人蒋方良则留在奉化，侍奉婆母毛福梅，开始过一种平凡的中国家庭主妇生活。为了排遣寂寞，她开始学习中国绘画和书法。绘画学的是中国传统山水画，书法临的是颜真卿体。据见过蒋方良书画的人说，她的作品水平虽不及宋美龄，却也属中上等，对于一个外国女人来说，已很不容易了。

1940年，蒋方良也去了赣南，协助蒋经国在当地办起了育幼院，并参与敬老、济贫等慈善工作，对儿童教育尤其有兴趣。工作时，她态度随和，也很亲近下属。抗战胜利后，她随蒋经国搬到上海居住，并先后生下次子蒋孝武、三子蒋孝勇。

在语言、宗教信仰和生活习惯方面，蒋方良也在从头学起，努力适应新环境。她初到中国时，不大会说中国话，对中文更是一窍不通。为此，蒋经国临去赣南前专门为她请来女家庭教师教汉语。她学习很用心，一年后已经可以用汉语与人交谈了。不过、由于她的生活圈子里一直遍布浙江奉化人，因而她学会的只能算半调子普通话——带有俄国腔的宁波官话。她自知这种普通话“有点怪怪的”，怕人听不懂，要出席公开场合聚会时，常会为之怯步。到台湾后，她又学了英文，说写都流利，所以平时大都阅读英文书报杂志。

蒋经国夫妇与儿子

在宗教上她也遇到了难题。俄罗斯民族大都信仰东正教，她即是如此，而蒋家信仰的是基督教。两种宗教在礼拜仪式与信仰心态上相距甚远。为了在这方面能与家人一致起来，她足足花了三年时间进行调整，终于改信了基督教。

饮食和气候上她一直难以适应。她嫌江浙菜味道太咸，常吩咐厨子煮淡一点。她生长在俄国西伯利亚，那里一年中有七八个月时间温度在摄氏5度以下。到中国的江浙后已觉热得有些不习惯了，又到台湾，那里的亚热带气候更让她难以忍受。但为了蒋经国，她还是默默地克服困难，努力去适应，从不抱怨。

蒋方良是在1949年4月24日自奉化启程去台湾的。到台北后，住在一栋日式房屋内，70年代，迁到海军总部附近的大直官邸，那里依山傍水，房间也宽敞些，才减少几分酷热。

来台之初，蒋经国担任“国防部总政治部主任”，蒋方良也就顺理成章地成为“妇联会国防部分会主任委员”。她的主要工作是率领军官太太们缝制“征衣”，每逢年节出外“劳军”，还筹设了三军托儿所。托儿所的开办，使她真正投身于所喜爱的儿童教育工作。

她喜欢做菜，会包饺子及做各类中式小点心，时常挖空心思帮助托儿所为小朋友安排菜色。一位蒋家子女曾说过：“这可能是她一生最快乐的一段日子。”

此外，她的生活内容便主要是相夫教子干家务，包括养鸡、裁制简单衣物和洗衣服等。她对蒋经国的爱情，包含许多的敬佩和仰慕，一切都按先生的意愿去做。曾担任过蒋经国侍从秘书的萧赞育说她没有什么虚荣心，“蒋经国有些大男人沙文主义的思想，欢喜怎样就怎样。方良来到中国，丈夫不带她出去玩或参加社交活动，她并不在乎，从不与他争。”

蒋经国夫妇与女儿

她原本也有自己的嗜好，打麻将和打高尔夫球。麻将是她到中国后学会的，到台湾后也乐此不疲，每天下午两点，循例上桌玩几圈。后来蒋经国出于某种考虑限制她玩，她也就不常打了。

至于高尔夫球，她主要是和几个熟朋友及美国军官的太太打，蒋经国一直不愿意打，慢慢地她也不肯玩了。朋友问她为什么，她说：“他这么重要的人都不顾健康，我的健康更不重要。”所以经常出入于蒋家的人说：“她的脑筋里，恐怕只有先生、孩子，从来没有想到过自己要干什么。”

的确，为了丈夫和孩子，蒋方良完全奉献了自己。在蒋家子女的记忆里，父亲和母亲从来没有吵过嘴，真正是“相敬如宾”，而母亲此生最大的满足便是“一直能陪伴着父亲，跟他相守在一起”。

在管教子女方面她比较宽松，在旁观者看来，“她就像一位典型的美国母亲般，宠爱与纵容儿子”。大体上说，几个孩子并没有让她失望，只是长子孝文后来长期患病，比较令她牵挂。

蒋经国夫妇与孩子

接触过蒋方良的人都感觉到，她的个性中既富有西方人的活泼、外向，又兼具东方女性特有的温柔、顺从。也许是由于形象特殊和天性使然，她很少在公众场合露面，也不喜欢介入政治，与婆婆宋美龄乐于揽权出风头、发号施令完全不同。既使在蒋经国当了“总统”，她成了名副其实的岛内“第一夫人”后，她仍很少像有些第一夫人那样到处抛头露面。公众对她相当陌生，除了知道她是俄罗斯人外，其余所知甚少。在公众心目中，蒋经国“总统”的俄国夫人是位相当神秘的女人。

在蒋经国当上“行政院长”和“总统”后，出于礼仪的需要，她偶而会出现在公开场合，如蒋经国出访外国，她要到机场迎送；有外宾来访，她要以蒋经国夫人身份迎送和会见；在各种“选举”进行时，她要随同蒋经国去投票。但在做这一切时，她仍是自然的、默默的，不想使自己的举止太显眼。

她在公开场合比较引人注意的有两次。一次是在1970年4月，蒋经国访美遇刺，虽侥幸未伤，却着实虚惊一场。蒋方良深夜得此消息后，立刻往纽约打电话，向丈夫表示慰问，并嘱咐他今后要特别小心，等他回国时自己一定亲自去机场迎接。

不久，蒋经国返台，在美历险似乎使他身价大增，台北国际机场聚集了上万人欢迎，为数年来所罕见。一向不喜张扬的蒋方良在这种场合，竟不顾众目睽睽，冲上前与蒋经国紧紧拥抱，足见她怀着怎样一份与丈夫劫后重逢的欣喜与激动！蒋经国与夫人伉俪情深一时成为人们关注的话题。

蒋经国夫妇

还有一次是在1983年3月，台湾广播电视节目金钟奖的颁奖晚会上，蒋方良出人意料地出现在此达官贵妇、贺客佳宾云集的热闹场合中。当主持人介绍她范临晚会时，全场起立，报以热烈掌声。蒋方良缓缓转过身体，挥手向数千名观众微笑答礼，态度慈祥，举止雍容大方。第二天，台湾各报均刊载了蒋方良参加颁奖晚会的消息，配发了照片。从此，公众对她的好奇心更加重了。

作为台湾“总统”夫人，蒋方良的一言一行都是人们谈论的话题，妻以夫贵，许多人盼望亲睹她的风采。但她却不习惯这种种应酬，能回避时尽量回避，即或露面，也是点到为止，瞬间即逝。

在对外的称呼上，蒋方良最不习惯被人称为“蒋夫人”。就是宋美龄离台赴美，蒋经国当选“总统”，她贵为“第一夫人”时，也拒绝这一称呼。蒋经国当选“总统”后，有关部门曾仔细研究过称呼问题，决定称蒋经国为“蒋总统经国先生”，称蒋方良为“蒋总统经国夫人”，简称“蒋夫人”。并通知各大新闻传播媒体照此办理。

有一次，蒋方良到“妇联总会”参观艺品展，次日“中央社”发布一张照片，报道说：“蒋夫人昨日前往妇联总会参观艺品展”。蒋方良在《中央日报》看到这则新闻，马上请副官通知主管报刊宣传的“文工会主任”楚崧秋来官邸，当场要求以后不宜如此称呼她，楚崧秋连连点头称是。自此以后，新闻界再也不敢以“蒋夫人”的称呼报道她了。

宋美龄

蒋方良之所以不愿别人称她为“蒋夫人”，有这样几个理由：

一是宋美龄是她的婆母，驰名海内外，“蒋夫人”一词已成为对她的专用称呼。如果自己取而代之，大有不敬。何况宋美龄尚健在，贸然争取长辈的雅称，在中国礼义传统上是犯上的，也是自己的失态。

二是自己较少在公开场合露面，又是外国人，使用这种称呼，各方面可能都会感到不大舒服。既然使用的机会不多，又何必为此惹人议论成为话柄呢？

三是蒋经国也不十分赞成这个称呼。正是由于蒋方良一向谦逊，在政治舞台上很少露面，甚至在称呼上也十分谨慎，所以人们把蒋门两代夫人作评比时，往往说“婆婆本事高，媳妇本质好”。

宋美龄

虽然将方良甘当默默无闻的平凡家庭主妇，不愿意介入政治，但是，作为一名政治家的夫人，想完全脱离政治是不可能的。她对外的一举一动都会受到舆论的关注品评，而她在与外界接触中也必须要时时顾及自己的特殊身份，处处注意维护丈夫的尊严，树立丈夫的威信，巩固丈夫的统治地位。为达到这一要求，她言行十分检点，如对家中的私人开销尽量自掏腰包，不用公费报销；任何人找她托情面，她都以不过问政事为由推脱，以此帮助蒋经国在公众面前保持良好形象。

后来由于形势的变化，她回国探亲也变成具有政治意味的行动了。蒋方良随丈夫来到中国后，总难抑制怀念故国家乡之情。1938年，她曾独自回家乡一趟，抗战胜利前夕，她又带着孝文、孝章回苏联探亲。

到台湾以后，由于国际关系发生重大变化，蒋方良差不多有30年没能回娘家探望了。后来几年中，台湾的国际地位日渐窘迫，国民党当局为维持其政权，一直想打“苏联牌”，而蒋方良正是拿这张牌来回穿梭的最适合的人。

据权威人士透露，那10年间，蒋方良曾多次秘密返苏探亲，行程十分保密。她先从台湾飞香港转东京，再搭日航班机飞越库页岛，经西伯利亚到达莫斯科。苏联方面对蒋方良的返苏之行也严守秘密，不发布新闻，而且派出安全人员对其严加保护。可见，除了探亲，她返苏还负有特殊使命。

蒋经国夫妇

丈夫去世，蒋方良回归平淡生活

1988年1月13日，蒋方良一生敬慕爱恋的丈夫蒋经国因病去世，这对于她来说是个无以复加的沉重打击。与丈夫结婚53年，当初嫁给他并没料到是踏进中国第一家庭，只想与他甘苦与共，建立一个遮风挡雨的小家，温暖两颗孤独的心。她实在不期望什么夫贵妻荣，也没有婆母宋美龄那般才干和报负，她只盼与丈夫能长厮守过安稳日子。

丈夫当年在赣南打天下时的风流韵事她也有所耳闻，但她不想计较，她深信丈夫是真心爱自己的。

53年的共同生活，她以丈夫和孩子为自己的精神支柱，又把自己的心力全部倾注于他们。她真的不奢求更多了，一切早已使她满足。

突然间，丈夫独自去了，把她孤伶伶留在这本不属于她的国度。蒋方良实在不愿相信这竟会是真的。在料理丈夫后事的那段日子时，她深陷于悲痛之中难以自拔。于是有人劝她出国散散心，也有人建议她返乡探亲。

陈香梅

美籍华人陈香梅，这位前美国空军援华抗战“飞虎队”队长陈纳德将军的遗孀、美国共和党少数民族委员会主席，给蒋方良寄来了言词恳切、充满同情与钦敬的书信，以一个相识不深的朋友和一个过来人的身份，安慰并鼓励她振作起来，珍惜自己，在新的境况下寻求自我。

这封信被刊登在1988年2月10日台湾《中国时报》上，题为《一生奉献，万里寄情》。信中写道：

“中国是一个比较重男轻女的社会，近年来虽大有进步，但千百年来的东方传统仍不易去除。我读到许多追悼经国先生的文字，也听过不少人在追悼会上的哀思，他们似乎忘记了一个牺牲最大，奉献也不少的人——你，经国先生50年来同甘共苦的伴侣，因为你是一个默默无声的奉献者。我和你相识不深，和你见面大概也不到10次，但每次见到你时我对你有无限的同情，也附带些不知该不该有的不平。”
“如今我看到你含泪坐在轮椅上的照片，我有一份无限凄怆的同情，你看来如此孤单，如此落寞。”
“在你有生之年，希望你在空余时间回述一下你50年来在中国的大小事，一定会是一本有历史性的可读课本。”

晚年蒋方良

蒋经国逝世后的一段时间里，蒋方良曾入院疗养。她原本身体就不很好，蒋经国病重时，她随侍照顾，更是累坏了，心脏一直没有恢复正常，再加之丈夫去世的巨大打击，身体越发不支，只好住院疗养。不久传出消息，说蒋方良生活已非宽裕，又要负担长子蒋孝文的医疗费用，故经济十分拮据。据说，李登辉“总统”闻讯曾拨赠200万元予以济助，但蒋方良不肯接受。接近蒋家的人士认为，蒋经国是国民党故主席，党中央似可考虑为故主席的遗孀制定照护的制度，由党来安顿方良女士的生活。

蒋方良出院后，仍回七海官邸居住。官邸已没有了往日那般威仪荣崇，生性淡泊的蒋方良虽然从不追求奢华排场，这时也深感今非昔比。她身边平常只有跟随多年的老保姆作伴，实在显得冷清。人去楼空，不过蒋方良总是感到蒋经国的音容笑貌宛在。接近她的人告诉外界，有时她似乎不认为经国先生真的走了。每天晨起，她会到他的房间里摸摸弄弄，像往常一样。她每星期要去慈湖蒋经国停厝地看望丈夫一次；每到年节，必定回士林官邸，陪90高龄的婆母宋美龄进餐叙话，以尽孝心。她现在更能体会出婆母这十多年来独居美国的孤寂了。

平日里，她独自在家看电视、录像带及书报，或到客厅、院子里踱步，偶尔和几位老友谈天叙旧。每周长媳徐乃锦会回家陪她吃两次饭。有些人主动表示愿意来陪伴她，但社交范围一向十分有限的蒋方良，总觉得麻烦别人不好，何况面对不熟的人，她也不知道该谈些什么。每逢重要节庆日，李登辉“总统”必携礼亲自登门拜望。知情人士透露说，遇到这种日子，蒋方良的情绪就必显出紧张，总是一早就收拾准备妥当，端坐在客厅里等候。

蒋经国夫妇

1991年初，蒋经国去世届满3年，子女们分别从美、日、加等国返台、悼念父亲的祭日。子女在身边的这段日子，蒋方良的生活暂时摆脱孤寂，过得充实而温暖。三姐弟和长媳徐乃锦，每天中午轮班回家陪母亲吃饭。他们嘘寒问暖，使蒋方良倍觉宽慰，不仅心情已转为安适，健康状况也大有改善。

当然，她的日常生活还是比较寂寞的，长子孝文、次子孝武先后辞世，女儿孝章、三子孝勇远居异国，只能偶尔回台看望母亲。她的儿女们曾这样说过：“先父辞世，对她是一个打击，我们希望她颐养天年，但她也就变得很澹泊，认为平平淡淡地过下去就很好。”

2004年，蒋方良在台北荣民总医院病逝，享年88岁。